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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鲁韵原创论文范文参考：泉厦方言音韵比较研究
2. 第二篇鲁韵原创论文样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产业问题研究
3. 第三篇鲁韵原创论文范文模板：乡民与戏剧：西藏的阿吉拉姆及其艺人研究
4. 第四篇鲁韵原创论文范例：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研究
5. 第五篇鲁韵原创论文范文格式：言语行为视角下的政府微博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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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鲁韵原创论文范文参考：泉厦方言音韵比较研究

泉厦两市市域从宋代至清中期一直同属古泉州府.由于府属各县方言对府治方言的向心作用,泉厦各地方言存在比较大的一致性；同时由于地域的距离,各方言点也不可避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些一致性和分歧都很值得我们研究.本文通过比较泉厦市域17个方言点的字音来展示古泉州府域内方言的异同之处.并试图通过中古音系及泉腔韵书《汇音妙悟》的参照,解释各方言点存在的音韵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拟测早期泉州音系.

本文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二、三、四、五、六章为主体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前言.本章介绍泉厦两地的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同时简要综述既有的泉厦方言音韵研究成果,并总结前人研究《汇音妙悟》时所做的贡献.在总结的过程中我们也对若干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比如《汇音妙悟》作者黄谦生地、拟测《汇音妙悟》音系所据三种材料的主次关系).本章同时提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和写作意义.

第二章,泉厦17点方言音系.本文按照古代县域来排列泉厦17个方言点的次序,其中古*、惠安、南安、安溪、同安五县各有3个方言点,古永春、德化二县县域只有1个方言点.本章展示了这17个方言点音系,交代材料的来源,并做简单的音系比较,从声母数目、韵母数目、元音数目三个角度对各方言点进行简单的归类.本章的末尾还对这些材料中所使用的部分音标的音值做了简单的归纳说明.

第三章,泉厦诸方言点与中古音系的比较.对于对闽南方言不熟悉的读者来说,泉厦方言的音韵格局比较难懂,此时,只有将泉厦各方言点的字音与某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古音体系进行比较才能帮助读者建立对泉厦方言音韵格局的初步了解.有鉴于此,本章将17个方言点字音与中古音系作比较,说明各中古音类在各方言点中的读音情况,初步阐释了泉厦方言与中古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比较中,我们发现,各泉厦方言点字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大同小异,同的部分多,说明各泉厦方言点内部相当一致；异的部分虽然有限,也能说明各方言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在整个比较过程中,各方言点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我们都力图展现,以使读者建立对泉厦方言的全面认识.

第四章,泉厦诸方言点与《汇音妙悟》音系的比较.通过第三章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哪些中古字类在泉厦各方言点已分化为不同的字类,但是却很难全面把握哪些中古不同的字类在泉厦各方言点都已经合流.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第二个参照系：泉腔韵书《汇音妙悟》.

本章将17个方言点字音与《汇音妙悟》比较,归并各方言点都已经合流的字类,区分全部或部分方言点仍然分立的字类,并阐述这些字类在各方言点中的读音情况,以期让读者对各方言点内部的一致性和差异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第五章,几个问题的解释.本章对几个问题作出解释,为第六章拟测早期泉州音系作铺垫.第五章是全文的讨论集中之处.

本章第一节我们在陈忠敏、朱媞媞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厦门、漳州、潮州方言鱼韵字的读音层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重新推敲了厦门、泉州、同安、漳州、潮州鱼韵字读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二节在洪惟仁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拟测早期泉州音系韵母*-y和+-()必要性,并以此出发解释各方言点之间的差异.

第三节探讨了泉腔韵图《拍掌知音》的四个问题,关于这四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1,同意古屋昭弘(1993/1994)的观点,认为《拍掌知音》成书早于《汇音妙悟》；2,《拍掌知音》“劳”、“鲁”二韵音值应改拟为*-()、*-()u；3,现代泉州方言读书音中的鼻化韵音节都是后起的,早期泉州方言读书音系统基本没有鼻化韵音节；4,现代泉州方言果效摄一等字的-()(文)/-o(白)异读是曾经的*-()>,-o演变断阶造成的.

第四节我们研究了各方言点发生的部分扩散式音变,并对泉州市区方言发生的部分字音分化现象做出断阶解释,同时还拟测了早期泉州音系的*-ya、*-ya、*-ya三个韵母.第五节我们重点讨论了三个叠置式音变的实例,其中既有官话对泉厦方言的影响,也有泉州市区方言对各县方言的影响.

第六节我们讨论了发生在泉港峰尾郭厝、安溪龙涓安美的几个文白异读消亡的现象,这些文白异读消亡的原因都是音类合流.通过分析相关现象的语言学意义,我们认为：区别音类合流导致的文白异读消失与竞争导致的文白异读消失的重要性在于二者对方言之间对应关系的贡献不同.

第六章,早期泉州音系拟测.本章根据《方言调查字表》所能调查到的汉字字音,取17个方言点中最有代表性的7个方言点,用以拟测早期泉州音系的声母、韵母、声调,并从早期泉州音系出发对各方言点所发生的音变做出总结.

本章所拟测的早期泉州音系共有声母15个,声调8个,韵母84个.

第二篇鲁韵原创论文样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产业问题研究

“文化产业”在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有着与西方文化产业不同的发生背景,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起步,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文化产业研究是对文化与工业文明乃至与整个社会文明的关系性研究反应,是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出现并被人们重视的.现在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不少,有侧重从文化方面论述的、有侧重从经济角度论述的,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方面展开详细论述的并不多见.而在国外,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注意从社会批判理论方面加以研究,在哲学、社会学等方面作出学术建树,但基本是就当代西方国家的情况进行论述.本研究论文,立足于文化产业的世界发展和中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由既是文化又是产业而立论,展开论述,以面对新的历史情况,联系我国实际,与时俱进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推进理论创新中,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本论文基本分为前三章和后三章两大部分.

前三章:首先,由文化产业内在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二重因素,对“文化产业”的概念给出界定,同时比较了国内外关于文化产业理论有影响的定义,分析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译名及概念,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发掘了马克思这方面原初思想,阐述了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其次,论述了“文化产业”与当代出现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既有区别又相伴随兴起发展,论述了文化产业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中,在“三次产业”中,在“服务业”中,地位愈益重要,其在“完善经济结构并飨成文化服务”中,越来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然后,基于揭示文化产业作为其中的文化内容有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作为其中的产业形式有其经济运作的特征,论述了文化产业既在社会发展中有带动经济增长、丰富文化生活、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又会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有导致文化“平庸化”、“伪世界”弥漫、滥觞“完美罪行”的作用,而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二重作用表现是不同的,论述了在社会发展形态和阶段的演进中,文化生产和文化产业的作用有其自身的历史走向.后三章:首先,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特殊规律,论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建设成就和趋势及面临解决的迫切问题.其次,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实证举例,剖析了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态势及薄弱环节.最后,针对面临的问题,对如何发展好文化产业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一是,比较综合各种文献,特别在马克思原著中并没专门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情况下,由马克思的原本论述深入发掘了马克思这方面的原初思想.这是目前学术理论界以往文献所缺乏的,这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方面,有新的拓展和推动深化作用.

二是,把文化产业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思考和研究.(1)论证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往对于其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创意经济的关系,常见的是各论其说,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往往不清楚,要么把它们完全等同,要么认为是互为独立或并列的经济形态.本论文在“文化产业的兴起”一节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与以往文献不同的处理,形成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运动发展概述.(2)论证文化产业的地位,以往缺乏在社会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结构性演进中作出基础性论证.本论文在“文化产业的地位”一节中特别由此角度展开论述,旨在明确发展文化产业不只是加强服务业的权宜之计,也不只是为在“三次产业”中增加第三产业的指标,而是在当代社会正实现着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历史趋势中,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这形成着关于文化产业“地位”方面研究的新角度.(3)论证文化产业的作用,以往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只看到其一重作用.要么只论述其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要么只揭示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本论文特别提出,文化产业对于社会进步来说,它的作用有“二重性”.它可能对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也可能对社会进步起消极作用.重要的不同在于:文化产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固然能起到促成社会经济繁荣的积极作用,而其对人类发展的消极作用会明显地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膨胀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文化产业对人类发展的积极作用则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而其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规范和堑币得到扼制、制止,而不恰当引导亦可能出现许多消极现象.

三是,对“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坐标系中作出大纵深的历史考察.本论文特别把“文化生产”和“文化产业”放到马克思所讲的历史“三大形态”演进过程中,作出了其从无所谓“产业”,到成为商品形态的“产业”,到脱去商品外壳的“文化生产”,这样的发展系列动态说明.这是人类社会关于文化生产的历史规迹.基于此指出,要使文化产品在将来不以文化商品的面貌出现,必须在当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而且针对中国当前的实际强调:只以计划经济的投入方式发展文化而不发展文化产业是不行的:完全使文化产品带上极端的商品性质,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展文化产业也是不行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既是为了发展经济,又不只是提高经济产品文化含量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既是为了繁荣文化,又不只是繁荣文化的权宜之计,而是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必须努力去完成的历史任务.由此论文提出,在目前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科书中尚没专门论述文化产业章节情况下,应当把关于文化产业的问题专门列入其中并延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专题加以阐述.

总之,本论文写作过程中,由本文面对的问题,努力对于什么是文化产业,历史上出现文化产业其一般的概念、兴起与发展、特征及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怎样认识在我国要发展的文化产业,我们当前应如何把握好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作出回答.为实现这样的要求,一方面站在基础理论的前沿,大量研究现代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原著中的种种见解,一方面直面文化产业最实际的问题,对当代文化产业的实践遭遇做出大量调查研究,从而提出政策论证.论文力求对“文化产业”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能直接感受和体会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命题和历史坐标系中,由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给出论证.理论性,要在社会发展层面,而不仅是经济的或文化的政策层面,旨在对推进理论发展管用,实践性,要由推动社会发展视野,而不只是理论概念层面,旨在对指导现实实践管用.

第三篇鲁韵原创论文范文模板：乡民与戏剧：西藏的阿吉拉姆及其艺人研究

西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自诞生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追溯其源头直至前佛教时期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与乡民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艺术实践,阿吉拉姆既承载了西藏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也承载了乡民社会所经历的宗教、文化、历史的演变和遭遇.虽然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阿吉拉姆的诸艺术现象上,但其艺术之外的意义和价值更值得研究者注目.本文以时间为轴线,阿吉拉姆与其实践主体乡民的关系为语境,根据笔者对西藏日喀则地区仁布县仁布乡江嘎尔群宗村江嘎尔瓦和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乡那噶村那嘎拉姆两个阿吉拉姆的团体以及以拉萨为中心的阿吉拉姆演出活动的实地跟踪调查为依据,试图从乡民生活和生命中的阿吉拉姆为观察视角,揭示阿吉拉姆在西藏民间得以传承至今的动力和意义.另外,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吉拉姆专业、业余分化、研究界的话语方式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对民间阿吉拉姆的影响,反观以往的研究,试着以总结过去的态度提出研究西藏民间艺术的新思路.

论文由导论、四章正文和结论组成,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从笔者与藏族民间戏剧的缘分出发,提出选题的原由、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的以及由此反思以往研究并提出本篇论文的价值所在,然后是本篇论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一章主要是对田野调查过程的梳理,以田野空间和田野时间为区分,田野空间主要介绍笔者田野调查的地域和环境；田野时间主要以进入调查的时间为起点,将笔者在几个调查点之间往返走动的时间为序,叙述田野中的点滴经历,这部分内容主要以笔者的田野日志为主,其目的是想通过对田野中的人和事的描述,试图从一位研究者的视角观察目前西藏乡村的生活常态以及人在其中的精神状态,尤其想作为阿吉拉姆实践主体的“拉姆瓦”(阿吉拉姆的表演者)在表演之外的生活常态.这章既是笔者对田野经历的梳理,也是对整篇论文语境的铺垫.

第二章是对阿吉拉姆起源到诞生的论述.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阿吉拉姆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结这些归结起来就是民间艺术起源说和宗教艺术起源说两种.然而,由于研究者过于从一些具体事项来探讨起源过程,因此总有一种隔靴搔痒、不达本质的感觉.为此,笔者在文中以阿吉拉姆开场表演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及相关的符号作为切入点对阿吉拉姆的起源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论述了阿吉拉姆鼻祖汤东杰布以这些典型形象和符号为载体,以“旧瓶换新酒”的办法把佛教故事融入其中,促使阿吉拉姆诞生的.

第三章是从阿吉拉姆的三段式结构模式中的中间段“雄”(gzhung)作为核心,以藏传佛教佛教“后弘期”佛经翻译和佛本故事等文学体裁的藏译及本土化为背景,来探讨阿吉拉姆从仪式化表演到戏剧艺术表演的演变和发展.尤其从17世纪中以来,由于民间阿吉拉姆团体与官方的互动.特别是以“雪顿”(zho ston)为契机的阿吉拉姆表演活动更使其艺术化过程不断加速.

第四章是以五十年代西藏历史巨变作为节点,论述阿吉拉姆记忆实践主体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乡民艺术团体所作出的反应.新西藏的历史机遇,为传统的阿吉拉姆注入全新的血液,使其有了全新的、专业化的发展机遇,至此历史上的阿吉拉姆团体分化为专业、业余两种.专业团体以新西藏的历史叙事为己任,成为“国家剧场”的组成部分.而业余的阿吉拉姆团体依然作为乡民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绵延于民间.由于笔者关注的是乡民的艺术实践,因此对专业界的论述只作为背景来论述,故未作深入研究.而将业余的、任在乡民社会中的阿吉拉姆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作为重点,结合新西藏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及历史事实作为背景,通过四位艺人的不同经历来探讨民间阿吉拉姆团体和艺人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结语既是对整篇论文的总结,同时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的落脚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以往研究话语形式的反思,也是对未来阿吉拉姆研究界提倡“他者眼光”、将本土知识体系和分类模式作为研究资本的期许.第二部分是关于对阿吉拉姆传承的一些思考,我们将它视为很多人所谓的“活化石”呢还是以它在民间传承至今的内在逻辑作为传承方式的一种希望所在现代戏剧的标准是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对此表达了笔者所思所想.第三部分是笔者通过对西藏阿吉拉姆及其艺人的研究过程,了解到关于研究者在研究西藏民间艺术时需要思考的一种思路和观念上的认识,即由“吉兆”(rten ',brel)和“妄想”(rnam rtog)构成的观念形态,这样的观念形态促成了西藏民间艺术表演的总体形态和价值取向,虽然其中也不乏其他的价值最求,但是这样一种观念形态相对稳定而普遍,几乎以一种“结构”的性质支撑着西藏的民间艺术表演,值得研究者思考.

第四篇鲁韵原创论文范例：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研究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是国有文化系统一资独大掌控文化建设的局面.社会办文化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社会办文化作为新生事物的出现,逼迫政府把社会办文化纳入管理视野与框架中.从社会办文化一出现,政府对文系统(国有文化部门)与社会办文化就实施分而治之之策,这是在社会系统的惯势演进作用下政府尚未来得及作出更积极的策动的一种表现,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基于被动意义的“惯性逻辑”.而要对社会办文化出现后改变了的文化建设的新型结构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就须改变限于“分治”的、被动的思维模式,纳入“合治”、“合力驱动”思想,变一元管理为系统管理,向“合力驱动”要结构效应和系统效应.这是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研究所探讨的正是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的建构问题.形象地说,是研究如何造一驾马车,如何把社会办文化与由文化系统这两个轮子放在这驾马车底下,给这两个轮子一个共同的驱力,以使其能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同借政府推手,共同驱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驾马车快速、平稳前行.简单地说,本研究所探讨的是如何促使社会办文化与文化系统协调发展,使其共谋合作效应大于互不联系的各自发展的独立效应的问题.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从社会发展机制建构的视角来看,求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要依靠社会建构主体的建构理性与建构实践.要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合治,其中一种重要的路径就是要策动二者进行互补共赢的合作或促其结成某种特定联结协作关系.本研究把这种路径所形成的机制模式称为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的狭义模式.由于其广义模式只是处于萌发阶段,而狭义模式有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实践,且具有典型性、丰富性、深刻性、微观性、代表性等特点,因而本研究在第四章到第九章主要是对狭义模式进行集中研究.

本文在对“泉城文化社会办”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以活动所进行的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实然性探索为个案,力图从国家宏观的文化建设取得1+1大于2的系统管理效应的高度出发,以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微观实践为落脚点,探究机制设计与建构的内在肌理,抽绎其中的规律,对机制建构中的一些原本晦暗不明的问题予以揭蔽,*了政府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合力驱动中的诸多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全文共分十章.前三章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需求出发,阐述了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逻辑基础与理论依据.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其核心在于引出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这一中心论题.第二章重点论述政府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驱动的逻辑起点、分力驱动成为政府的“治理惯性”的原因与片面的分力驱动的困境.第三章论述了政府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合力驱动的重要意义、可能性、有限性及其理论模型.第四章至第九章主要以“泉城文化社会办”活动为个案对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狭义模式)的建构与优化进行了集中探讨.而这六章的内容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四章至第六章探讨的是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具体方法与步骤、环节问题.第七章与第八章从正性与负性两方面对机制进行了评估与考察,分别对已经建构并正在运行的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的效能、创新体系与困境两方面进行了评估.第九章则又在第八章对机制困境的考察基础上提出机制的优化发展对策.第十章是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1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沿着实践先行、政策跟进、理论完善的道路在前行.理论的开路先锋的豪气、开疆拓土的英气、力破陈规的勇气、拨云见日的锐气阙如可见一斑.在当前相关实践处于初始阶段,国家对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原则尚未鲜明触及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协调,国家政策大体只有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分治视野”,而文化建设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合力政策”、相关理论研究几为空白的背景下,本研究首次提出“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这一概念,并以个案研究为视角,对机制建构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2、“泉城文化社会办”一类活动虽已开展六年之久,且在全国形成风起云涌之势,但普遍都仍然仅以“文化活动”视角视之,致使活动无法向高位发展、向深处拓展.本研究首次以文化建设的机制创新、机制建构视角为活动建立起典型个案的理论阐释模型,对活动与社会系统发展的血肉的联系加以剖析,使之对全国其它地方开展此类活动具有了向社会发展机制的稳定性、可控性、规律性、建构性发展的引导意义.

3、文化创新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相当重要,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尤为重要.本研究就机制创新的个中环节,提出了“组织的二次建构”、“立体创新”、“立体管理”、“全新型”与“转换型”社会发展机制等概念.

4、政府驱动对社会办文化与文化系统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中心环节是驱动政策、驱动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夺研究在“泉城文化社会办”活动的实然性探索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就社会力量与文化系统在文化项目运作中的博弈关系而创新的政府策略.如,文化赞助中的零和博弈、负和博弈与政府的逆转策略,特殊公益性文化建设项目投资权的博弈与政府的激励策略,法制界限的博弈与政府的“近距离规范”策略等.

5、社会机制的创新与建构是遍及我国各个领域的重要社会实践.对我国微观、具体的社会机制创新实践来说,西方的机制设计理论及西方、我国的社会发展机制理论都存在方法论的不足.本研究以个案研究为突破口,对机制架的构建、机制功能的输出等问题的探讨则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如下:

1、本研究所使用的“合力”一词限于特殊的语境,有本文指定的特定含义.对其能否恰如其分地指称事物本有的复杂含义,能否唤起读者对事物本有的复杂含义的正确理解,尚需读者与时间的检验,本人也将在以后的研空工作中对之进一步完善.

2、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本研究以三者关系即政府、文化系统、社会办文化的关系而不是以二者关系的视角来展开.这就使得研究牵涉到的面很广,许多问题与矛盾纠结缠绕在一起,作者的辩证思想难免会被一时遮蔽,作者的研究视阈难免有阙如、片面之处,作者对问题的厘清在力度与深度上亦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第五篇鲁韵原创论文范文格式：言语行为视角下的政府微博语言研究

政府微博是电子政务新的发展形式,近年来国内各级政府机构纷纷开设微博,政府微博成为网络上重要的政民沟通平台.学界对于政府微博的关注也在不断升温,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以及新闻与传媒等学科,政府微博的语言问题还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言语行为分析”(胡范铸2002)认为,所谓言语行为就是“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构架和语境条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和愿意投入的成本,借助一定的媒介,结构并发出一段话语,另外的言语主体接收到这一话语并作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根据这一概念,言语行为的核心是“意图”问题,亦即一种意图是如何传达并有效实现的.我们以为,这为研究政府微博语言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模型.由此我们看到：

——任何言语行为的意图都是在一定的“人际框架”中形成的.

通常认为,政府微博的听话者就是普通网民,但是根据网络调查显示大多数网民对于政府微博缺乏关注热情.有研究者认为政府微博必须努力争取网民的理解和关注,但是一方面许多政府微博还没有意识到要去有效地争取网民的关注,另一方面政府微博不管使出多少解数,其粉丝数仍无法和网络上的大V相比,那么政府微博自身的价值何在如何能实现其更广泛的影响力

言语行为不仅不只是“我说”,也不只是一般认为的“我说-你听”.因而,言语行为的角色就不仅仅是“我”,也不仅仅是“我-你”,而是同时包含了“我-你-他”三种角色,“说话者-听话者-监督者-驱动者”四种身份互动的过程.

我们提出了更能够解释政府微博本质的“人际框架”模型,认为政府微博的受众应该分为“核心受众”与“泛受众”.泛受众是全社会的成员,这个受众群体只有在特别紧急重大事件时才会激活,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微博应该针对核心受众,核心受众是政府微博的“上下左右”,“上下”指的是该政府机构的上下级,“左右”指的是大众传媒和网络大V.政府微博唯有找对了听话者,才能实现最大影响力.

——任何言语行为的意图都是在一定的“话语建构”中呈现的.

政府微博话语是基于新型传播媒介的政府话语,我们发现政府微博的言说内容不仅包括机构职能工作方面的信息,而且涉及到和民众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政府微博的话语基调分为单声和双声,前者是政府机构话语,后者是代表政府机构的个人话语.在话语方式方面,政府微博不同于以往的政府话语,呈现出口语化电子书面语特征.政府微博对于新闻机构话语的借用,目的是帮助政府在新媒体之上实现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以及形象塑造的言语意图,同时参与网络时代媒体话语秩序的重建.

——任何言语行为的意图都是在一定的“语篇特征”中表现的.

通过对大量政府微博语篇的分析,我们提取出政府微博语篇的结构潜势,发现在必须出现的正文部分之外,还有其他四个可选部分,分别为：标题、话题(信息分类)、补充信息、信息来源.以言语交际中的交流角色以及交流物为参量,可将政府微博语篇功能类型分为回应要求、社会动员、政治宣传、信息发布、回馈咨询以及征求民意等.我们认为,基层政府微博不应该仅仅作为政府行政和宣传的平台,而是应该充分利用具备回应、回馈和征求功能的互动语篇以及多模式语篇来实现社会治理和服务职能.

——任何言语行为的意图都是在一定的“行为类型”中实现的.

言语行为类型通常可以分为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宣告类,但是为了有效地揭示政府微博言语行为的特征和问题,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考察政府微博言语行为：第一,一般性意图的言语行为；第二,政府职能性意图言语行为.政府微博一般性意图的言语行为类型可分为：陈述行为、指令行为、承诺行为、提问行为.政府微博职能性意图的言语行为类型可分为：日常维护言语行为、危机管理言语行为、形象修复言语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越是重大的问题,政府微博发布越是回应性的,很少主动发布.政府微博总是面对被动的、被怀疑的局面,难以有效地建构权威可信的形象.我们提出,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微博应该用第一时间主动式发布行为取代常用的回应式发布行为,充分体现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实现政府微博议程设置,引导舆论的功能.同时,发布方式的转变也将对政府治理能力地提升,治理体系的完善形成倒逼机制.

政府微博中的政民话语冲突其根源是观念上的冲突,它是微民(使用微博的网民)情绪释放的一个出口,政府微博应该允许这种冲突话语的存在,并在话语权补偿机制的指导下采取回避冲突,有力疏导,权威回复的策略来化解话语冲突.政府微博进行的危机管理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动员,社会动员言语行为要求说话者遵循一定的语用规则：内容规则、善意规则、话语权规则等.除此之外,还要掌握相应的策略性规则：谁说、什么时候说、怎么说等.政府微博道歉言语行为通常是针对政府机构线上或者线下由于工作失误造成形象受损的修复,对于政府威信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政府微博言语行为主体的角色关系以及话语建构、语篇特征、行为类型等维度的分析,我们对政府微博言语行为的特点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针对政府微博言语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给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政府微博建设乃至中国政治语言现代性进程贡献语言学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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