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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教师投稿论文范文参考：《妇女杂志》女性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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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爱国志士们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现状、民族存亡的社会难题时,逐渐认识到女性解放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倍受中西方文化激荡碰撞、新旧思潮交替冲突的影响,在女性发展的角色定位、平等内涵、实现路径、发展方向等方面,存在着争议与辩论.作为知识分子交流与论战的舞台——《妇女杂志》扮演着女性解放思潮的“引领者”和“宣传者”角色.因此,《妇女杂志》自然而然地成为考察民国时期女性解放与发展问题的一扇“窗户”.在女性发展的角色认知上,《妇女杂志》呈现出来了“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两个女性观本质,由此产生了女性在发展目标上出现了“人”还是“女人”的不同.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提出了本文论述的问题：从《妇女杂志》入手,*民国时期女性解放观念的发展与变迁；其次,通过对于近年来研究《妇女杂志》的相关论文与专著的综述,反映目前对于《妇女杂志》研究的现状与成果；再次,在研究视角方面,以《妇女杂志》为研究文本,以性别角色为研究视角；“女性观”的论文选题和女性教育、职业和婚姻三个方面的论述观点,体现了本文的创新点；最后,在研究思路上,以女性为女、为妻、为母的性别角色为线索,通过对女性教育观念、职业观念、婚姻观念的梳理与考察,分析女性观念的特点、原因和评价；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文本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
第二部分,对《妇女杂志》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妇女杂志》刊行17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等社会大变革,其内容是民国社会急遽变迁的历史缩影,更是研究近代女性群体的重要资料.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出身名门、主持得人、取材精审和推销得法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商务印书馆是《妇女杂志》出版的平台,编译所是其管理者.在主持方面,一是得益于主编的努力,二是得益于其撰稿执笔群；三是得益于固定的读者群.编辑方针和内容安排的不断变革和创新,使得杂志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内容丰富、质量上乘.商务印书馆发行平台的运用、发行专号的推动、读者奖励措施的实行,使得杂志十分畅销.
第三部分,女性教育观念方面.首先,简要概述了中国女子教育的观念.传统社会,女子教育局限于男尊女卑的贤内助教育；近代社会以来,逐渐重视和倡导女性学校教育.其次,分析了《妇女杂志》在女性教育观念呈现出来的四种类型：贤妻良母论、职业技能论、男女平等论和女子特质论.再次,分析了女性教育观念的特点.四种类型的女性教育观念在认同女性教育重要性上存在着共同点；在教育缘由、教育内容、教育目标上存在着“男女同教”与“男女分教”的分歧点.最后,分析了男女同教与男女分教观念,在贤妻良母主义的讨论、大学男女同校之争、男女同样教育、教育观念“人性化”与“女性化”等方面的争论.
第四部分,女性职业观念方面.首先,简要概述了中国女性职业观念.传统社会中,在职业观上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近代社会逐渐出现了鼓励女性就业的变化.其次,《妇女杂志》在女性职业观念上存在着三种类型：家庭职业论、社会职业论、性别职业论.再次,分析了其特点.三种类型的女性职业观念在力促女性就业上存在着共同点；在职业与生理、职业与母性等方面存在着“男女同业”与“男女分业”的分歧点.最后,分析了男女同业与男女分业的争论.两者的争论体现在职业与家事、职业与经济独立、女性职业的“人性化”与“女性化”等三个方面.
第五部分,女性婚姻观念方面.首先,简要概述了中国女性婚姻观念.传统社会存在着“夫尊妇卑”的婚姻观念,近代社会逐渐主张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婚姻观.其次,《妇女杂志》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婚姻观念.包括自由权利论、婚制改良论、性别差异论和离婚保守论类型.再次,分析了其特点.四种类型女性婚姻观念在批判机械婚姻上存在着共同点；在离婚与人道主义、道德标准、人格尊重三个方面存在着“男女同权”与“男女分视”的分歧.最后,通过对于郑振壎婚姻史透出的离婚性别差异和《妇女杂志》关于是否可以与旧式妻子离婚两个方面,集中反映不同论者在“男女同权”与“男女分视”上的争论.
第六部分,《妇女杂志》女性观评价.首先,分析《妇女杂志》女性观的本质.其女性观呈现出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两个本质特点,由此导致其发展目标呈现出“人”还是“女人”的差异.其次,阐述了《妇女杂志》的女性观特点.观念理解多元化、性别认知差异化、主导核心男性化、理论基础西方化是其女性观的特点.再次,挽救危亡使命的赋予、新旧思潮冲突的消解是其本质和特点产生的原因.最后,分析了《妇女杂志》女性观的作用.一是引领了女性解放理论的思潮,二是探讨了女性解放的实践难题.
女性观是来源于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观念意识.研究《妇女杂志》的女性观,不仅可以*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解放与发展的思考；同时,也可以映照出当今社会女性发展问题存在的历史渊源,为当今女性解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篇教师投稿论文样文：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本文试图从年代学的角度立论,考察新文学发生期的关键时刻——1916年的中国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回顾新文学权力的获取过程及其占位策略,以场域理论的视角探源新文学的发生.
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都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对新文学的发生做全方位的历史探源,也都认同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然而遗憾的是,在将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作为新文学必要的生成语境和应有的资源准备的同时,对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发生做细致的历史还原的工作还很少见.笔者认为,现今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自新文学的发生至今,对其历史背景及发生动因的研究笼统且模糊,似乎新文学的发生背景是不言自明的.在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社会文化动因的阐释背后,我们看到了新文学发生的复杂历史渊源.但这只是提供了发生的可能性和社会基础,却并不是意味着必然性的结论.毕竟,相似的背景也作用于晚清的文学革新、白话文运动.那么,新文学的发生必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的绝对性.这样,1916年的独特性便彰显出来.2、新文学的发生往往被描述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恢宏与酣畅.其中有当事人的夸张叙述,也有研究者的意念想象.但这不是求“真”的文学史研究.那么,新文学的发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这需要以原始的文献进行真诚且相对客观的说明与阐释.在政治环境、传播媒介、教育发展等觥筹交错的文学历史场域中,探源新文学的发生,就变得必要而迫切.
本文无意抛开以往关于新文学发生研究的评说和成果,重建另一套系统.本文只是针对以往研究热衷于宏观背景的描述所导致的笼统与庞杂,试图在史料搜集的基础上,以新的原始文献的征引与呈现,走近1916,以更微观的方式呈现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此基础上纠正新文学发生“一呼百应”的膜拜式群体记忆：新文学的发生,并非想象中的大势所趋或自然而然,而是经过了困顿、调整与突围.
具体来说,文学革命发生前刻（1916年）的文学环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样态,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通过征引大量原始文献,本文对1916年的文学传播空间、创作主体——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接受主体——读者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自主性的彰显以及市场化文学机制的形成等几个方面的论述,说明在文学革命发生前夜,一个相对自由且自主的文学场渐趋形成.这是新文学发生的必要生成语境.而1916年,《青年杂志》的停刊、整顿、复刊,《新青年》在文学场内夺取话语权力的成功策略,以及陈独秀与胡适、蔡元培的结识并联手,等等,都为文学革命发生于1917年前后提供了事实上的偶然性.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使1916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凸现出来.
从原典出发,细读历史档案,征引全新的第一手资料,发掘淹没在历史中的细节,纠正常识性错误,是本文论述的起点,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将带来如下突破：
1、立足原始文献,走近并试图还原新文学发生的真实情况.
就目前查阅到的资料来看,自1815年至1916年国内共有2071种中文刊物问世,笔者在对此进行整理的基础上,集中阅读了1916年前后的97种刊物.除了部分刊物因具体原因只能浏览所载文章目录外,对大部分的刊物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疏的查阅与摘录.伴随文学考古的深入,学术界的一些偏见浮出水面.以笃实的材料纠正它,是本文用力所在,如：新文学的发生绝非“大势所趋”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1916年的文学环境“危如累卵”,通俗文学几乎占据整个文坛,读者崇尚消闲、趣味,作者更是以媚俗、模仿、抄袭等低劣手段迎合市场.社会长乱久扰,文坛乱象丛生.但在近乎苛酷的环境中,新文学先驱获得并抓住了绝佳的时机.复刊后的《新青年》以明确的策略意识,夺取文坛话语权力并占位成功.新文学在经过了困顿与调整后,最终突出重围.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文化运动“一呼百应”的膜拜式群体记忆.
2、以文学场理论阐释新文学夺取话语权力的过程,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再解读.
1916年,《青年杂志》经过停刊、整顿,以《新青年》之名重装问世.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旨在谋求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占位斗争.新文学的占位传奇,是在新的文学场域初步形成的文化语境中,所必然发生的一场总结性的文化运动.它标志着旧的文学时代的彻底终结,新的文学时代的伟大开始.《新青年》确实是加速了时代的过渡与转型.然而,新文化运动又并不仅仅是以文化资本的获取或文学权力的抢夺为最终目的.文化资本也好、文学权力也罢,都只不过是陈独秀们实现政治理想或救国主张的策略和途径.这也正是新青年们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1916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多历史不屑记载的小事件.这些小事件,看似细枝末节,却是晚清以降发生的若干大事件的症结,也是之后中国文学风起云涌的机缘.其间的关联因果,易被忽视,却恰恰是本文的考察重点.因此,全文每章的叙述,均以小事件开始.
具体来说,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五章.
绪论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概念界说及本文研究框架.
第一章“1916：社会的扰攘与文化的坚守”,自1916年2月章太炎被幽禁谈起,征引原始文献,还原1916年中国文学的宏观时代背景和微观历史语境：政治环境“险象环生”,文学界“危如累卵”,报刊数量骤降、文学活动锐减.尽管如此,文学仍于夹缝中生存、于绝境处见生机,新文学传播空间的建构趋于完成.这是对新文学发生公共舆论空间环境的还原与整理.
第二章“‘码字的症候群’：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以文学创作主体为观照对象.1916年的文坛,通俗文学畅行,作家以媚俗、模仿等方式迎合市场,以抄袭、一稿多投等方式赚取稿酬.这是文人自主性的消极显现.从士到作家的身份转变和从“经国大业”到“以文取酬”的经济来源变化,是文人自主性积极方面的呈现.稿酬制的建立为作家的职业身份提供了制度保障,是作家主体自主性获取的基础与保证.自由、自主则是现代职业作家与古代士人最本质的区别.在媚俗与自主性的消耗中,文学的多重境遇空间得以开创：有以独乐为旨趣,倡导人格独立的精英文学；也有以众乐为宏愿,迎合市场机制的市民（通俗）文学.在稿酬制与市场化的导引下,作家走下神坛,文学市民化的时代到来.该章主要论述新“文学场”中,文学写作、创建主体的完成情况.
第三章“读者共同体与时尚的风向标”,主要以读者为研究对象,从接受学的理论角度,论述新文学群体性准备的完成.本章从美人持书照相成为时尚谈起,从学堂教育、倡设国语、学堂乐歌的盛行等方面论述读者共同体的形成.文学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以众乐为表现的大众文学时代已经到来.此外,通过《新青年》“通信”、“读者论坛”栏目的设置和《民国日报》与《神州日报》关于小说《九尾龟》的论争,可以得见读者主体性的浮现.文学的读者群日渐壮大,新的文学场建构之群体性准备日益完备.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渐壮大的读者群主要以通俗、大众文学阅读为主.新文学的读者群相对狭小.
第四章“文学市场化——也谈民国机制”,主要论述文学市场化机制的形成.社会长乱久扰、文坛乱象丛生,无根的民国混乱、不安,于是谣言四起、黑幕频现.同时,国歌的确定和各学校对校歌、校规的重视,又显示出对于秩序的渴望.以市场化为标志的文学秩序,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建构完成.或者说,报刊媒介、读者、作者等场域要素的趋于完善,促生了新的文学场域的形成,而这是新文学发生的合法性依据.该章通过文学市场化的形成,揭示新“文学场”内文学自主的标志.这也是对民国机制的一点补充思考.
第五章“1916与新文学的发生”,论述在新的文学场域中,新文学发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新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孕育,至危机与生机并存的1916年,始现阵痛；陷入窘境的《青年杂志》则是促使新文学呱呱坠地的催生剂.经过停刊、整顿,《青年杂志》以《新青年》之名重装问世,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文化资本,并最终在新文学场域的占位斗争中获得成功.新文化运动是在新的文学场形成的历史文化必然动因的基础上,在陈独秀与胡适、蔡元培等人于1916年合力的偶然因素共同作用下,所爆发的一场旨在通过争夺文学话语权力来获得政治资本、谋求获取政治权力的思想、文化运动.新青年同仁的解体也正是因为在夺去了文学权力之后,于政治理想的实现方面出现了分歧.或者说,新青年的分道扬镳,早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便已注定.
最后一部分是简短的结语.虽然中国文学的新陈嬗代,不能简单地以1916为分水岭或界碑石,但1916对于新文学发生而言,却是极为重要、关键的年份之一.通过正文部分五章的梳理、论述,我们看到：1916年的中国文学没有所谓的“大势所趋”,文学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新文学的步履也并非从容、淡定,而是在高压下游走,从喧嚣中孕育,自禁锢中突围.当然,此后的发展依然曲折,但这也正如初生之婴儿,总要捱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才能具备自身的抵抗力,获得自由发展、茁壮成长的能力和空间.
第三篇教师投稿论文范文模板：高校科研质量改进研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科学发展的研究着重从数量方面去探讨,而忽视了对科学质量问题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功能日益增长的社会背景下,科学研究质量已经成为科学界与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度量和表征科研质量依然是困扰国内外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甚至对科学研究的质量概念还存在争议.为此,本文从认识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与质量概念出发,对高校科研质量改进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为改进高校科学研究质量提供积极帮助.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科研质量概念认识与相关文献综述 在综述国内外对科学、科学研究、科研质量和质量改进等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科学研究、科研质量、科研质量改进等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质量改进、科研质量管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成果.
(2)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一般模式探讨 在分析高校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工程方法、ISO9000标准的持续改进思想和过程方法,构建了体现持续改进思想的高校科研过程和科研变量的概念模型,分析了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特点,探讨了基于过程的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一般模式,提出了高校开展科研质量管理的若干对策. (3)高校科研质量改进系统设计 运用质量改进的基本理论,分析了科研质量改进的目标、原则和途径,探讨了基于过程的高校科研质量改进系统的概念模型,提出了高校科研质量改进的若干对策. (4)面向改进的高校科研质量评价体系探讨 在回顾高校科研评价问题和国内外质量奖评价准则的基础上,讨论了面向改进的高校科研质量评价的内涵和特点,分析了面向改进的高校科研质量评价的目标和原则,提出了面向改进的高校科研质量的评价模型,设计了面向改进的高校科研质量评价的工作流程,提出了基于标杆的高校科研质量评价方法. (5)高校科研质量改进模型设计 PDCA循环是质量改进所应遵循的科学程第四篇教师投稿论文范例：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青旗》报研究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31—1945)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当时,由伪满洲国政府前后发行了蒙古文月刊《蒙古报》,周报《蒙古新报》,《青旗》报等蒙古文机关报.这些机关报的创刊发行是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占领者为其殖民统治需要大力加强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侵略措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蒙古族各界进步人士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所做的努力.而这些报刊资料由于在国内保存的甚少,很少有学者问津.在国外虽然有学者关注过这些报刊,但从未系统地对其进行过研究.本研究以当时蒙文报刊较成熟时期的《青旗》报(1941-1945)为文献资料,结合运用新闻学研究法、文献资料法、文学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进行比较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青旗》报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政策和罪恶行为,也佐证了当时具有爱国热情的部分蒙古族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为救亡我国蒙古民族文化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这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该论文由导论,正文,结论和附录四部分组成.
导论
导论里介绍了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资料等.还简要阐述了近代内蒙古东部地区社会历史背景和日本统治下的东蒙地区社会政治与经济变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蒙文《青旗》报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日本.
(1)在中国：
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中,对《青旗》报社及其《大青旗》报作了介绍,但未提到《青旗》报.
金海《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述略》,对《青旗》报社的成立情况及其出版的《青旗》报的创刊,停刊时间,以及栏目设置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额尔德木图,宝音陶格套《卜和克什克及其蒙文学会》和房建昌《伪蒙疆时期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始末》两部著作只是介绍了《青旗》报社和《青旗》报的一些简要情况.
20世纪末,巴·,格日勒图辑评出版的蒙古文学作品选集《异草集》,其中收录部分《青旗》报所发表的经典诗歌、小说、散文、故事等,并作了考评.
乌·,苏古拉、特古斯巴雅尔、巴·,苏和等利用《青旗》报的部分资料,介绍分析近代蒙古族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永花《伪满时期的蒙古族儿童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青旗》报为中心,伪满时期蒙文报刊与儿童文学有关的栏目或者报刊里刊登的作品作为研究资料,对伪满时期的蒙古族儿童文学进行研究.
娜仁格日勒《(青旗)所见近代蒙古民族女子教育》一文中,通过对《青旗》报上所提倡的女性启蒙教育思想内容的介绍和分析,揭示随着近代化在蒙古族中影响的开始,民族*人士认识到女性素质的提高对于整个民族未来的重要意义.
(2)在日本：
日本大阪大学石滨文库藏有全套《青旗》报资料.日本学者们凭借能够阅览全套《青旗》报资料的有利条件,撰写了不少论文.如,二木博史、广川佐保、呼和巴特尔等人利用该资料介绍了日本在20世纪占领内蒙东部时所实行的文化政策及创办《青旗》报的一些情况.
内田孝《内蒙古诗人赛春嘎留学日本时期的作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赛春嘎留日期间在《青旗》报上发表的作品.《赛春嘎的“心之光”各种版本比较研究》中,对<,青旗报)上发表的“心之光”与其它版本的“心之光”进行比较研究.
白嘎力《赛春嘎及其作品》,搜集,整理现代蒙古文学的奠基者赛春嘎在《青旗》报上发表的作品,介绍了早期赛春嘎鲜为人知的事迹及其作品.
《青旗》报社的成立与《青旗》报的创刊发行,无疑是日本占领者为其殖民统治需要大力加强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宣传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第一章日本在中国大陆发行经营的报刊历史概况
首先分四段论述了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创刊发行经营的各种报纸的历史.介绍早期日文报刊,满铁统治下的报刊,关东军统治下的报刊,伪满时期报刊等不同阶段的报刊状况.1896年创刊的《汉报》(宗方小太朗创刊)是日本人最早在中国汉口创办的报纸.从宗方小太朗创刊的《汉报》以后到1906年为止,中国大陆上日本人创办经营的报纸就有57家,其中22家报纸在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那些报纸由日文,英文,俄文,中文,蒙文,朝文等多种语言发行.蒙文《青旗》报属于关东军统治下的报刊,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诸多报纸之一.
第二章《青旗》报概论
本章介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创办的蒙文报刊《蒙古新报》到《青旗》报创刊发行的经历,《青旗》报的创刊理念,办报方针,舆论导向,版面设计以及其发行状况,编辑人员的介绍等多方面对该报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青旗》报社成立于1940年12月,在原蒙古会馆基础上由兴*、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以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各出资3万元创办,社长为菊竹实藏,编辑有竹内正、塔勤,玛尼扎布等,初设总务部、编辑部,接纳了原蒙古会馆职员30名(其中蒙古人23名,日本人7名).《青旗》报以“蒙古民族之向上、文化之发展为目的”,属于官民合办性质的机关报.该报前身是蒙古会馆所办的周报《蒙古新报》.《青旗》报于1941年1月6日创刊.该报为综合性报纸,最初为周报(1—75号),后改为旬报(76—178号).《青旗》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新闻、蒙古地方报道之外,还有健康与家庭、家畜、文艺、读者投稿、日蒙会话、儿童青旗及连载蒙古族近代文学家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青史演义》等栏目.停刊于1945年7月23日.共出版了178期.
《青旗》报作为伪满洲国官民联合主办的报刊,它与所有的政府机关报刊一样,从伪满洲国的立场报道国际国内的新闻及蒙古地区新闻,且将这些内容刊登在一、二版、第三版上,这是一目了然的事.第四版是健康与家庭栏目,是针对当时蒙古民众卫生,健康,生活习俗等方面欠落后,需要改善而设置的栏目.第五版是家畜栏目,介绍家畜养殖技巧,农业增产技术等.第六、七版的文艺、读者投稿栏目主体是文学作品,包括评论、杂文、散文、诗歌、小说、故事、民间文学作品(谜语,民歌,民间故事,谚语)等.(文艺,文学内容将在《青旗》报与蒙古文学的第四章里具体探讨).第八版儿童青旗是面向儿童普及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传授文化,娱乐兴趣的栏目.日蒙会话栏是针对给蒙古人学习日语而设置的栏目.《青旗》报上国际国内要闻以外其他栏目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读者的投稿.广大读者关心《青旗》报也期待着《青旗》报,读者的踊跃参与是《青旗》报的最显著的特点.对于《青旗》报进行新闻形态学研究,归纳,总结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日本殖*义侵略本质、伪满洲国相关情况和《青旗》报历史沿革、宣传内容及其在蒙古语新闻史上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文献资料价值.
第三章《青旗》报新闻宣传的主论调和副论调
分析研究《青旗》报新闻宣传的主论调和副论调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本人研究的着重点.首先从对日本人、蒙古人官僚题《青旗》报创刊《贺词》的不同语调论起,结合重大新闻报道,读者来稿等各个专栏发表的文章的分析,论述《青旗》报的新闻报道,舆论导向的主、副论调.宣传日本和伪满政府的政策、路线、方针是它的主论调.主论调集中反映在《青旗》报的第一,二,三版国际国内新闻,内蒙古地方新闻以及健康与家庭、家畜、日蒙会话等栏目上宣传的伪满洲国的教育,文化,宗教,健康卫生政策相关的报道内容里.为提高报纸的可读性,趣味性,娱乐性而充实的文艺、读者来稿、儿童青旗等各个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现的民族意识是《青旗》报的副论调.殖民统治主体的办报者方面,为了更好地倡导主论调,配置安排了副论调的内容和栏目.但是被统治立场的蒙古族民众读者,借助报刊媒体的力量,力求表达振兴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弘扬民族文化,团结奔进,发展强盛的民族意志和独立自强的愿望.这样《青旗》报的主、副论调,虽然有相反的趋向和目的,但是办报者和读者(包括部分编辑,投稿者蒙古人)从各自的角度为宣传自己而尽力尽责.《青旗》报的整体内容当中始终贯穿着新闻报道,舆论导向的主、副论调.
第四章《青旗》报与蒙古文学
论述《青旗》报与蒙古文学的关系.本章中首先论述在《青旗》报上连载的近代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青史演义》的意义,其次论述蒙古族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赛春嘎、额尔敦陶克陶、哈丰阿和格日勒朝克图,哈达,孟和乌力吉等作家、进步人士在《青旗》报上发表的作品.在研究《青旗》报的蒙古文学作品时,将其与巴·,格日勒图辑评《异草集》(1931-1945年间蒙古文学作品选)对比,归纳总结当时书面文学作品的特点.《青旗》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官民联合主办的报刊,它的舆论导向,其宣传基调必然要受伪满洲国的方针政策的约束.但办报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只要不违背伪满洲国的方针政策的稿件,都可以刊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蒙古族各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军人、教师、学生、文学爱好者、艺人、留学生、农牧民等非常热情地投稿.这些稿件的大多数带有浓郁的振兴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情绪.《青旗》报的文艺栏目,客观上给蒙古族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有效场所,事实上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本章中还论述了《青旗》报上刊登的蒙古族民间文学,对民间故事、笑话、谜语和民歌等不同体载进行了阐述和研究.这些方面的内容在前人研究成果中根本未曾涉及到.
结论
结论中对上述所作分析进行归纳和总结,指出《青旗》报社的成立与《青旗》报的创刊发行,无疑是日本占领者为其殖民统治需要大力加强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宣传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整个报纸的版面设置与主导思想当中贯穿着殖民统治者的《启蒙政策》.所以,《青旗》报是日本和伪满洲国政府对蒙古族实施殖民统治《启蒙政策》的产物.主要反映在新闻版面,健康与家庭栏目,家畜栏目,日蒙会话等栏目上,也是该报的(主论调>,.读者投稿栏目,文艺栏目,儿童青旗等栏目是虽然为了增添报纸的趣味性,娱乐性而设置的附带内容,也是该报副论调,但是它对于广大蒙古族人民来说其反而变为主论调,力求宣传自己,表达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振作自立自强,奔发向上的意志和决心的有力舞台.蒙文报刊发行很稀少的当时环境下,《青旗》报给部分具有热爱自己民族的蒙古族青年、文化界进步人士发表作品、传达思想、号召民众为振兴民族文化事业而畚斗提供了一个平台.其实,日本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业管理严格,而且经常整顿改革.如果发现不符合日本《满洲国》的宣传报道方针的报刊立即被整顿或强行停刊.我想,如果当时日本没有战败,日本殖民统治还在继续的话,《青旗》报的<,副论调>,的思想内容也会受阻饶、整顿或限止的.因为蒙古族民族意识形态的持续表现是不符合日本侵占蒙古的政策和目的的.
第五篇教师投稿论文范文格式：《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
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
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
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
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
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
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
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
《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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