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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人劳动美学是1950年代文学书写中的靓丽景观,新中国工人主体地位的自觉也体现在身体能指功能定位的嬗变上：从消费能指到工具能指的改变使得以自恋式崇拜及社会礼仪要素为赋值考量的女性美丽和暧昧软性功用受到遏制,工人劳动美学对身体提出的赋值考量是健康的体魄、正派积极的思想觉悟,由此形塑了1950年代素朴、乐观、昂扬的时代劳动风尚.新中国工人劳动美学的重释与审美配置关联密切,工人阶级的审美认知和审美对象制约着美学风尚的建构.除了常见的工厂生产劳动重塑政治的身体之外,男女工人主体在面对危机时劳动还行使着完成救赎走向新生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成为形塑1950年代国民精神气质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关键词：工人劳动美学;身体能指;审美配置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5-0029-07

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向全国男女工人致敬！”“发扬正确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效率,奖励生产发展！”的口号.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首都北京2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活动,开启了此后“五一”“十一”节日游行的先例.而在195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彰显工人劳动美学也因此成为作家紧跟时代的中心选题.如作家萧也牧的《海河边上》以青年工人张大男、马小花的曲折爱情为线索,穿插了布厂生产竞赛的描写;《我们夫妇之间》的“妇”在军火工厂整整做了六年工人,还当上“劳动英雄”,她“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节指头,成了一个疙瘩等”①《上海的早晨》中,沪江纱厂的“筒摇间”气势恢宏,“几百台摇纱车飞快地转动着,发出大海涨潮一样的轰轰声”②,雪白的棉纱像浪头在翻腾;《乘风破浪》中,兴隆钢铁公司的出炉铁水映红了半边天,引得小鸟提前歌唱天明.

在当时的农村题材叙事作品中,劳动同样成为作家浓墨重彩刻画的对象,如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清晨就起来拾粪、摊草;梁生宝为了帮互助组筹款,带人到终南山割竹,下山后“浑身上下,衣裳被山里的灌木刺扯得稀烂等红赯赯的脸盘,消瘦而有精神,被灌木刺和树枝划下的血印,一道一道,横横竖竖散布在额颅上、脸颊上、耳朵上,甚至于眼皮上”③.这些细节聚焦表达了作者对辛勤劳动者的由衷敬意.与之相对照的,赵树理《“锻炼锻炼”》中两个女劳力因不爱劳动而被人起绰号“小腿疼”“吃不饱”,还上了大字报,受到其他社员的批评;孙犁《山地回忆》中的妞儿,手工做的袜子让“我”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磨破,她将纺织的全套手艺也学会了,劳动本领高强;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在1954年的特大洪水中指挥防汛排涝,双腿浸泡水中七天七夜,结果使他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三伏天还要穿着扎上裤脚的黑棉裤.在这里,劳动的高强度与员的责任心紧紧连在一起.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中,新娘在结婚仪式上拿出自己的劳动手册,一年算下来竟有两千工分,让老社长感叹这是“真正的嫁妆”.新娘说：“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我是过来劳动的.我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生产,和他比赛.”④ 结婚仪式成为新娘新郎劳动竞赛的起点,而这位新郎在大庭广众之下居然失踪了,原来他不愿听那位兽医的空话演讲,自己跑去社里的地窖检查种,默然中已和新娘开始了生产竞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文学中的劳动细节注重书写泥肥土香,半个世纪后读来仍让人内心悸动不已,劳动的庄严与美丽被作家渲染得荡气回肠.有研究者指出,当时国家对劳动的高度认同“包含着对‘人民共和国’的规化与认同,建国之后成为国家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涵之一”⑤.崇尚劳动,劳模辈出,可以说是1950年代集体记忆的典型历史标志.本文以靳以的《结婚》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为例,考察工人题材作品中劳动美学和身体能指的结构关联,探讨中国1950年代审美配置背后的文化逻辑,以期解开劳动形塑时代风尚的建构之谜.

一、身体功用定义的重释：从消费能指到工具能指

1958年1月,作家靳以到上海棉纺一厂参加劳动,这是落实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政治行为,他也由此开始了“上午在编辑部,下午在工厂的奔波.在厂内他担任工会的文教工作,每周到清花车间劳动一次,干的工种名称叫‘镶花工’”.⑥ 1959年,靳以根据亲身劳动体验写出的《结婚》发表在《收获》杂志当年的第3期上,后被收入小说集《热情的赞歌》中.小说讲述了纺织厂女工新婚一天的经过：张秀凤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大龄姑娘,碰到来上海出公差的赵铁生就订了婚.他们两家原本认识,两人也自小要好,1953年赵家父母被调去了东北.赵铁生现在是一名模子浇铸工人.两人的婚姻可谓仓促：赵铁生出公差到上海办了私事——结了婚.在结婚这一天张秀凤却如坐针毡,因为她离开了心爱的细纱车间和纺织姐妹,觉得时间过得真无聊,甚至发出了“再也不结婚”的呐喊——因为耽误了一天的工作.这对新人新婚当天的时间安排如下：上午8点到上海某区人委办事处领结婚证,然后照相纪念;中午回家请街坊邻居吃喜糖吃饭热闹热闹;午饭后新娘子因喝了两杯喜酒休憩到黄昏,她“一头就倒在床上,晃晃荡荡好像驾起了云雾,一步就跨到车间里等她的手脚分外轻快,一边唱歌一边工作.她的心笑开了花”⑦,潜意识中她只有工作时才是最兴奋最幸福的;午休醒来后,张秀凤和赵铁生等着厂里的纺织姐妹来吃喜酒,特地到餐厅订了几个菜,可直到晚上8点姐妹们也没有来,新娘子低着头坐着,把自己的两个辫梢凑在面前练习粗纱包卷.倾盆大雨中房门被推开,新娘的好姐妹——副工长薛阿云代表车间小组来向他们道喜,并送来了礼物：当天她们小组插上红旗了,全组白花平均不到二十两,优级纱有八块.两人高兴地庆祝生产上打了一个漂亮仗.就这样,婚假本来有五天,但第二天一清早,张秀凤就赶去厂里上班了,因为一天就够她受的：“咱们这双手呵就是闲不住,我的心一天都在咱们小组里,我简直害相思病了！”⑧ 而丈夫赵铁生更是积极,起得比张秀凤还早——因为他要把昨天耽误的公事全补上.重新阅读这篇创作于“大跃进”时代背景下的小说,我们不免陷入多层困惑：小说主人公昂扬的劳动热情动力何在?人生的终身大事结婚为何在劳动面前处于陪衬地位?这种没有经過爱情洗礼的婚姻能幸福吗?车间小组的纺织女工为什么把象征精神荣誉的“红旗”看得那么重要?以上诸多问题,如果搁置在当下市场化消费的时代,或许很难找到合理的答案.

人类有两个形式理性原则：一是毫不犹豫地寻求自身幸福;二是偏爱那些能使他感到满足的物.因此,“一个人‘具有’需求,需求‘促使’他走向‘给予’他满足的物”⑨.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满足,所以人类总是“孜孜不倦地”走在寻求满足的路上,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小说《结婚》中的主人公张秀凤和赵铁生他们追求的“满足物”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兢兢业业的努力劳动就是他们的“满足物”,连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也得给劳动让路,能简则简,能省则省.借张秀凤的话说：“迟早还不总得有这么一天,还不如速战速决,免得拖在心上,精力不集中,影响工作.”⑩ 为什么劳动在当时有那么大的吸引感召力呢?社会学家热尔瓦齐认为：“选择不是偶然的行为,从社会角度看,是受控制的,而且反映了它所处的文化模式.不是什么财富都要生产与消费的：它必须在价值体系里具有某种意义.”{11} 《结婚》中主人公狂热的工作干劲背后,潜藏着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可.作为曾经的“养成工”,她们还是幼童时就被纱厂别有用心地买来,培养成用以替换“不安分”的职工,所以挨打受骂被是司空见惯的.新中国成立后,她们成为了独立的劳动者,“结婚是婚假,有了小毛毛又是产假;年纪大了做不动还可以退休,生了病管治”{12},两种物质待遇的反差是实实在在可感知的.在精神层面,解放前她们只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多少人身上的衣服就有她纺的纱,有她的劳动和汗水,过去好纱好布都被少数有钱人买去了等弄得价钱忽涨忽落,弄得穷人穿不上一件新衣服”{13}.现在她们靠劳动成了国家的主人,“今天,像她都穿上了一百五十支纱的新衬衫,多少工农弟兄都脱下旧衣换新衫,这就需要她们加一把劲,把农民弟兄种的棉花全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再还给他们”.{14} 工农联盟的巩固是新中国稳定的基石,靳以在小说中重点突出了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学者帕尔松认为：“经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体而最大限度地生产,最大限度地生产是与社会化的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15} 概而言之,《结婚》中人物的行动逻辑、政治觉悟和当时社会文化总体上是相匹配的,在一个一心向公、国家至上的集体年代,个体积极融入社会,每个工人的主人公自豪感、幸福感交汇在积极主动的生产劳动中,这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努力打造的时代主旋律.

结婚是年轻人生活中的大事,张秀凤母亲对女儿的深切关怀集中体现在新房布置上.“妈妈可真是细心人,解放几年来,不声不响地口磨肚攒替她买下了三面新的棉被,雪白的蚊帐,花花绿绿的被单和枕套等尤其是那座通体发亮的小闹钟,到时候用不着挂念就响起来,不早不晚,准时起床,一点也误不了工.”{16} 一个在旧社会生了八个孩子却只养活一个的老妇人,在女儿结婚这天,把她的母爱全部倾注在物质相对匮乏时代难得购到的精良日用品上,她甚至为女儿买了两件花旗袍和一双绣花鞋.要知道,旗袍可是民国时代上海新嫁娘的“标准礼服”,是大上海1920年代之后最受欢迎的女子服装,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还将旗袍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但受过新社会教育的张秀凤不要这些旧社会的遗留物,“好在有布票,一个人各买两件一百五十支纱的新衬衫,秀凤还买了一条薄毛料长裤”{17}.她的“结婚礼服”就是“新衬衫+长裤”,这是当时工农大众最普遍的穿衣方式,只不过质料有些讲究,新衬衫是“一百五十支纱”,因为这是厂里的新出品.张秀凤曾经调到这个细纱车间做过一阵,“说不定纱支上沾着她的汗水,那才是最好的纪念”{18}.由此,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审美观念的时代嬗变,解放前的女性美更多体现在女性身体上.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才是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19}.这种将身体圣化为功用性物质的依据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20}.民国时期的上海,女性身体被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受到操纵,“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21}.可以说,从上海开埠以来,这个东方之都就离不开女性消费的庞大市场,女性的社会功用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海女性自身在审美时尚上引领全国风气,对身体美的敏感与保养也得一时之先,这可能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及中西文化交汇海纳百川的结果.而在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女性身体的价值与劳动创造最大限度上联系在一起,身体成为生产主体而不是被消费对象.鲍德里亚说：“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22} 身体的地位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更是和社会相匹配的文化事实.新中国的成立摧枯拉朽般清除了民国上海资本社会纷繁错综的利益链纠结,一种新型的以劳动获取报酬、由国家统筹兼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落地生根,关于身体的功用性定义也演绎出不同的答案.民國上海时代女性身体的消费能指功能逐步退化,女性面容保养和曲线打造在新社会中失去了男性消费主体的审美关照,自食其力、以当摆设花瓶为耻的价值观念在新女性市民中获得高度认可.鲍德里亚在考察身体消费时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的普遍地位同样适用于身体、社会实践及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复现表象.在传统秩序中,比如在农民身上,就没有对身体的自恋投入、戏剧性认知,而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及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神奇视角.”{23}由此观之,身体消费只有在私有经济中才能获得蓬勃发展的土壤,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中,人们对身体的关注更多在于改造自然中的工具式效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实行粮票布票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经济集体经济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体消费的种类和自由度均受到限制,以自恋式崇拜及社会礼仪要素为赋值考量的女性美丽和暧昧软性功用均受到遏制,工农大众生产劳动对身体提出的赋值考量是健康的体魄、正派积极的思想觉悟.在穿衣打扮上是干练朴实的“衬衫+长裤”型,在家庭生活上是志同道合的“干劲+促进”型,总体格调昂扬乐观,热情积极.

二、审美配置的时代性：从社会用途考量的身体符号化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考察社会区分的判断原理时说：“为了确切说明在与不同的合法艺术,如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等的关系中观察到的阶级之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差别,应该彻底分析合法或不合法的社会用途,每种被考察的艺术、体裁、作品、制度都服从这些社会用途.”{24} 他举例说法国的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更喜欢《平均律古钢琴曲集》,而普通工人、服务人员、手工业者、小商人更喜欢《蓝色多瑙河》.前者为巴赫在柯登担任宫廷乐长时所作,被誉为键盘音乐中最伟大的作品,属高雅古典音乐.后者为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一首典型的圆舞曲风格的管弦乐作品,作品风格华丽、明快、活泼,通俗易懂.在认真考察受众差异原因后,布尔迪厄认为《蓝色多瑙河》属于一种浅等题材（“轻音乐”）而受到大众化无文凭阶层的欣赏,而有学历教育资本的中产阶级、高等阶级更倾向于古典传统底蕴更深也更难理解的艺术作品.这种情况用以观察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语境也相适配.民国时代有地位有一定艺术水准的阶级倾向于传统精雅艺术,而缺乏文化资源的普通大众更喜欢通俗浅易的民间艺术{25},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源自延安革命红色文化为典范的工农兵艺术风格深刻影响着时代青年的审美品性,他们对素朴、乐观、昂扬的艺术样式更为欣赏,其情形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用繁复的例子证明了“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各自的环境紧密相连”一样.反过来,成熟的、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艺术又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习惯.如《结婚》中的男女主人公天然地对奢华物品和繁琐仪式心生反感,张秀凤对解放后难得一见的花旗袍和绣花鞋视如敝履,对照相馆程式化的摆弄造型很不习惯：“这哪里是拍照,简直是活受罪！左看右看,东摆西摆,有点拿人开玩笑.灯光把人都要烤焦了,本来是狗尾巴羊也照不出一朵鲜花来.”{26} 略显粗俗浅白的话语体现出工人阶级不屑于个人享乐和个人打扮的“铁汉”形象,作者在刻画张秀凤新嫁娘形象时也似乎重点突出她的劳动本色而非“美”色：“当她凑近它的时候,就看到里边站定一个不高不矮的姑娘,一张圆圆的脸挂着两个笑靥,中间是一个有点翘的小圆鼻子;浅黑色茸毛的下边,又是两片有些撅起来的嘴唇.生气的时候好像要笑,笑的时候又像要动气.”{27} 作者通过镜像描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健康（“圆圆脸”）、可爱（“有点翘的小圆鼻子”）、有力量（“浅黑色茸毛”）、有活力（“嗔中带笑”）的女子.传统女性中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等美的元素显然与张秀凤无缘.而她的新婚丈夫赵铁生也不是传统美男子：“他和秀凤的年龄差不多,长的又红又黑又粗,看着好象比秀凤还矮点;比起来他还是比她高半个头.”{28} 这里刻画了一个爱劳动（“又红又黑”）、健壮（“粗”、“高半个头”）的工人形象,正如他的名字“铁生”一样,这是一个铁铸的硬实小伙,代表着工人阶级无坚不摧改造自然的威猛力量,与中国古代传统中“玉树临风”、“风流倜傥”、“面如冠玉”、“风度翩翩”等美男子形象显然无缘.两人的年龄相配,阶级相等,形貌相称,家世相当,真可谓是天造地设一双,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婚姻事实上从侧面折射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择偶标准.

在论述文化贵族与文化平民的分野时,布尔迪厄提出了“审美配置”的概念：“一切合法的作品事实上都倾向于推行自身的认识规则而且暗中将使用某种配置和某种能力的认识方式当作唯一合法的.”{29} 要之,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审美认知和审美对象,受过学历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徜徉在上海外滩酒吧咖啡厅的资产阶级或许更欣赏浪漫温馨的男女恋情,但每天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人可能更实在,他们认为有力气能干活就是“美”.靳以在“大跃进”背景下创作的小说显然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他以“改天斗地”的革命浪漫主义塑造出理想中的男女青年工人,他们朴实厚重,不太懂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却有一份敬重对方热爱工厂的炽热情感.

1950年代对结婚男女的身体能指界定不仅迥异于民国时段,而且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也大相径庭.《结婚》中女主人公大方能干,工作积极主动,平时也不知道羞涩.但毕竟是第一次当新嫁娘,文中有两次细节写到她的“脸红了”.第一次是在区办事处结婚登记后,赵铁生有事打电话去了,张秀凤一个人在小河边散步,作者先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歌颂了上海建设的伟大成就：“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地,解放前上夜班她都绕道走,生怕里边出来什么歹人.可是今天它像一座大花园,白墙红顶的大楼,上边是一片蓝天,简直像故事里平地起来的仙宫.”{30} 这是一个上海版的“龙须沟”改造故事.作者笔锋一转,马上写到“过几年再和铁生到这里来,说不定手上还抱着一个呢！想到这里,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热”{31},此处轻描淡写地把异性男女身体亲密结合之事以隐语点出,似乎男女的身体功能应该界定在工厂生产,而不是在新房中缠绵,哪怕是在结婚这一天！而在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及新时期文学中,结婚背景中的男女身体本身往往是很多作家大肆渲染的重点场景,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在新时期文学中,男女身体甚至被过渡消费,诸如苏童的《妻妾成群》、莫言的《丰乳肥臀》、张者的《桃李》、葛红兵的《沙床》、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六六的《蜗居》等.《结婚》中的第二次“脸红了”发生在张秀凤和赵铁生等纺织厂小姐妹来吃晚饭时,他们觉得结婚浪费了一天的工作,赵铁生说：“结婚不结婚都差不多,要紧的是工作！”{32} 张秀凤的母亲半嗔半笑地责怪他们：“你们都不想结婚,难道结婚的是我?总算把你们养大了,成家立业,了却一桩父母的心事.过去工人結婚如同受罪,债压驼了背也还不清！今天你们生活无忧无虑,日子舒舒坦坦,都是领导得好,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等这种日子要是早些来,你爹也死不了——”{33}张秀凤提醒母亲不要太伤感,母亲说：“大好日子,我本不想这些事;我看你们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怕你们忘记了过去的苦楚.”{34} 女儿肯定地说不会忘,“解放前是从那些苦日子上爬过来的”.母亲说：“知道就好,将来你们也可以说给下一辈听听.”{35} 女儿则娇嗔地“脸红了”.“下一辈”暗示着夫妻二人生育孩子,对于一个等着出阁的姑娘有点难为情,尽管在厂里她是一个风风火火、对未婚夫说话也大大咧咧的工作积极分子.综上所言,这里的身体能指功能表达得遮遮掩掩,充其量只是为了衬托母亲所谓的“忆苦思甜”教育,或者说,身体沦为政治需要的一个符号,身体真正意义上的“愉悦”“生儿育女”功能被有意遮蔽.“经过这样的重塑之后,个人无论是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劳动生活的调整,乃至业余生活的安排都难以摆脱工厂（组织）的影子.”{36} 这种“无儿女私情”的创作显然与1958年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方法有关,在“大跃进”年代,有意倡导对现实的肯定与歌颂,强调英雄人物的完美性,成为时代的风尚.“”样板戏中甚至发展到“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无情爱、无家庭、无子女,只是符合政治需要的钢浇铁铸的战士.

三、身体能指的缺失与劳动救赎的净化

1956年10月,创刊不久的《萌芽》杂志发表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这是作者在《新苏州报》当记者时长期深入苏州大街小巷和工矿企业采访积累素材的结果,也是其响应“双百方针”的艺术大胆实践.该小说甫一面世即引起文坛轰动,在当时千篇一律的概念化“遵命文学”中,《小巷深处》以题材的敏感、细节的精细、情感的纠结、结构的缜密让读者见识了细腻刻画人情人性而非空洞政治说教的魅力.1957年陆文夫因参加筹办《探索者》同仁刊物,被打成“”,《小巷深处》也受到批判.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出版《重放的鲜花》,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红豆》《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等曾受到批判有影响的作品重新收录,这些被长期禁锢的作品再次受到新时期读者的广泛关注.

《小巷深处》情节并不复杂：徐文霞在苏州勤大纱厂当工人,她和电气技术员张俊互相爱慕,大学毕业的张俊帮她补习代数物理,在工作上两人也互相帮助.但徐文霞却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之中：解放前她曾做过,“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一个软弱的孤儿,能做得了什么主呢！”{37} 她渴望張俊的爱情,但又总担心自己的身世被揭穿.她心并享受着自己的幸福.在一个初冬晴朗的早晨,两人携手在公园散步,这时解放前曾玩弄过徐文霞的嫖客朱国魂突然出现了,并尾随来到徐文霞住处进行敲诈.惊魂未定的徐文霞在交出半个月的工资后泣不成声,内心非常担心朱国魂将情况写信告诉张俊,因此精神总处在恍惚中.不久朱国魂又来勒索,甚至想强行占有徐文霞.徐文霞奋起反抗将朱国魂赶出,绝望中去找张俊,“不停地哭着,让眼泪来诉说她的身世,痛苦和屈辱”{38}.徐文霞离开后,张俊久久徘徊在徐文霞所在的小巷,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熟悉的门,两个相爱的人勇敢地选择走在了一起.

与靳以《结婚》正面书写纺织工人的劳动不同,《小巷深处》以侧面烘托的方式皴染了劳动的高贵与尊严.徐文霞是在1952年政府的改造行动中才获得新生,她在妇女生产教养院里治病、诉苦、学习生产技能,后来分配到纱厂工作,成了一名电气工人.“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绮丽的光采.尊敬、荣誉、爱抚的眼光,一齐向她投过来.”{39} 正是因为劳动,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徐文霞获得了此前从未享受到的尊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瓦勒里·布赖森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妇女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允许她们充分地就业参与生产.”{40} 在劳动中,徐文霞和张俊都感到了幸福,“那时我们还在一起工作,机器出了毛病,我和你一起修,我满脸都是机器油,嘿,你会不认识我哩！”“你掉在染缸里我也认识.”{41} 戏谑的话语饱含着亲情,在劳动中结成的互助爱情才符合1950年代的社会新风尚.有学者指出：“50年代文艺作品中普遍提倡的是劳动群众的恋爱观：‘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牧羊人爱牧羊人,就像绿水环绕青山.’”“爱情要写出它的社会意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写出人们对劳动的热爱,对社会的奉献.”“双百方针产生的爱情作品,在总的价值取向上并没有违反这一既定的规范.”{42}

在《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中国古代题材小说中,“最引人关注也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符码之一”,是“‘身体’以及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性’”.的身体“既是作者想象力最为膨胀的地方,也往往成为读者最感兴趣的关注点所在”{43}.《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无疑是美丽的,她“年轻,又生着一副伶俐相”;“鼻梁高高的,眼睛乌黑发亮,长睫毛;两条发辫,从太阳穴上面垂下来,拢到后颈处又并为一条”,“给人一种修长而又秀丽的感觉”{44};徐文霞也是端庄善良的：她拒绝了轻浮之人写给她的求婚信,把自己关在古老的巷子里拼命读书,她对张俊的追求起先也是视而不见,怕自己的身世拖累他.令人吊诡的是,以上书写虽然展示了女主角的“身体”,但并未涉及“性”的想象,小说中仅有两处稍微露骨一点的“性”描写.一处是从嫖客朱国魂的视角来凝视：“她近几年竟长得如此苗条而又多姿,高高的胸脯,的肩膀,浑身发散着青春诱人的气息.”{45} 一处是从历史叙述人的角度切入：“阴暗的弄堂口,闲荡着一些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姑娘.她们有的蜷缩着坐在石头上;有的依在墙壁上,两手交叉在胸前,故意把那假压得高高的,嘴角上随便叼着烟卷,眯着眼睛看着旅馆的大门和路上的行人.”{46} 前者朱国魂作为一个投机商,解放后被政府劳动改造过,显然不属于“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范畴;后者是一个隐藏的叙述人,借他之眼客观地再现了旧苏州阊门外的历史图景.由此可见,陆文夫的叙述策略其实将古代传统题材中的“身体”与“性”剥离了,身体是中性的,身体可以是“美丽的”,但不能是“性感的”.只有在呈现历史旧景时才需要“道具”般点缀“性感”的具象,这也说明,在1950年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谈“性”说“爱”往往是反动阶级的本性,普通劳动者“爱”的表达只能隐晦而模糊.在《小巷深处》里,张俊喜欢徐文霞,他“老是带着笑容和她谈话,跑到她身边来找点什么,却又涨红着脸无声地走开了”{47}.从生活常识上看,一表人才情窦初开的大学生技术员张俊当然能感知徐文霞的“美丽”,也能感知她的“性感”,这或许是他追求徐文霞的动力之源,普通读者的“集体无意识”也多聚焦这些桥段,但在1950年代的语境中,这些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想法无疑是危险的{48},张俊的思想行为只能是中规中矩的“工人”形象,两人情感交往的火花只能是补习功课、谈理想、手牵手散步、准备结婚的衣服等充溢着劳动朴素美学的“非身体深度交流”形态.

《小巷深处》将徐文霞渴望且躲避张俊的情感刻画得细腻微妙,令人嘘唏感叹.对于张俊来说,他心中的女孩无疑是美丽纯洁的.对于徐文霞来说,她时刻要维护张俊预设的假象,为此“她常常梦见张俊铁青着脸,指着她的鼻子骂：‘我把你当块白璧,原来你做过,不要脸的东西,从此一刀两断！’”{49} 在她心中,自己的身体是配不上张俊的.“像他这样的人,多少纯洁的姑娘会爱上他,怎能要做过的人呢?”{50}某种意义上说,《小巷深处》女主角的身体能指是缺失的,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孩,她曾是个.在有几千年因袭重负的传统社会,男主角也要在小巷深处久久徘徊,“要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不幸,毫无疑问,张俊是会同情的,而且马上就能谅解.可是,这是徐文霞,是个要伴着自己一生的姑娘.”{51} 对于徐文霞来说,她选择将一切告诉张俊,也做好了被他拒绝的打算,正如劳动带给她新生一样,她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劳动上,“我要离开苏州,请求组织调我到上海去工作”{52}.只有在一个更大更陌生的舞台,自己的屈辱身世才能掩藏,只有劳动才能成为救赎自己的唯一武器.对于张俊来说,在得知真相后的痛苦踌躇中,正是回忆起两人工作同劳动的幸福时光,才使他鼓起勇气义无反顾地走向徐文霞.劳动的升华净化功能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征.这种“分离——重聚”的叙事结构,也使文本具有弥补能指的缺失,回归所指的圆满的功能.

从《诗经》中不遑启居的役人到现代文学中无名的的保姆大堰河,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辛勤的劳动者,但只有新中国的劳动者才能尊享主人翁的地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1938年《解放日报》宣传劳动英雄赵占魁后,延安开展了普遍的劳动竞赛,大大调动了工人生产积极性,劳动模范也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名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开展庆祝活动.1950年代涌现出王进喜、孟泰、赵梦桃、时传祥等著名劳模,引领了一代潮流.当时在学校中普遍开设义务劳动课,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以改正孩子们的姣骄之气,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马克思说,劳动者通過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也在对象化的本质活动中升华了自身.重温1950年代工人劳动题材的文学书写,感铭劳动形塑新中国国民生活品味和精神气质的重要功能,对当今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带动新时代全国各行业的创新发展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张羽、黄伊编选：《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②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

③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④ 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⑤ 任云仙、韩莉莉：《论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对劳动观念的重构》,《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⑥ 洁思：《靳以年谱》,《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⑦⑧⑩{12}{13}{14}{16}{17}{18}{26}{27}{28}{30}{31}{32}{33}{34}{35} 靳以：《热情的赞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264-265、268、257、266、263—264、264、255—256、256、256、262、257、259、261、261、265、265-266、266、266页.

⑨{11}{15}{19}{20}{21}{22}{23}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0、50、120、120、124、121、121页.

{24}{29} [法]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6、29页.

{25} 事实上,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与文化教育状况也是相关联的.据1956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中国诞生时,我国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总人口90%以上,到1956年时,全国文盲人数也占78%.几乎没受教育的普通大众很难对高雅艺术产生兴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些艺术样式.

{36} 满永：《身体、政治与生活——195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7}{38}{39}{41}{44}{45}{46}{47}{49}{50}{51}{52} 本社编：《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214、202、205、201—206、213、202、203、206、206、216、215页.

{40} [美]瓦勒里·布赖森：《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见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42} 沈芝霞：《爱情与政治的纠缠——1956年前后婚爱小说的重新审视》,《文艺评论》2005年第6期.

{43} 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48} 1957年陆文夫被打成“”后,《小巷深处》随即受到批判,罪名是“写了徐文霞这样一个‘格调低劣’的‘卑微’灵魂,‘有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见卢水金：《小巷深处见沧桑——〈小巷深处〉接受与批评的历史考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应平,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北孝感,432000.

（责任编辑庄春梅）

回顾述说:上述文章是关于美学和代工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代工相关美学和代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