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期刊在和传播中国方面存在的问题》
该文是时政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与传播类本科论文怎么写.
摘 要：学术界传播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就是学术期刊,所以学术期刊要避免在“塔”里自说自话,避免沦为职称晋升的工具.学术期刊在发展过程中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承担起社会责任.而国内学术期刊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构建起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研究阐释好中国,讲述传播好中国.但是当前,学术期刊在承担该社会责任时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数量“过度”和质量“不足”;二是对研究热点反应迟缓;三是无法用自己的话语体系阐释和传播中国.
关键词：學术期刊;话语权;中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6-0055-05
作为学术研究成果重要载体的学术期刊,不能只是学术圈的“自娱自乐”,而应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将影响力向更广泛的群体延伸,使学术研究成果能够被政策层面更便捷地获取和认知.但是当前,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都未能很好地研究阐释和讲述传播好中国.西方话语的强势地位,中国本土的话语权没有成长起来,对西方话语的直接搬用,是造成国内外学术界无法解释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界对话语权的研究
最早将“话语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的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深刻阐释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在福柯的观点中,话语权力是通过知识的传播而得以运作的,并通过语言的运用而得以体现,话语即权力[1].在国际交往里,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了决定国际社会舆论走向的权力.英国哲学家阿兰·谢里登（Alan Sheridan）延续了福柯的观点,对其观点进行了再次的梳理与解构,并进一步探讨了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观点[2].在社会学领域,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揭示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他强调语言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任何合法语言都是由国家体制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也认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息息相关,当代社会话语的使用与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3].加拿大学者阿德里娜·S·尚邦（Adrienne S Chambon）、阿兰·欧文（Allan Irving）以及美国学者劳拉·爱泼斯坦（Laura Epstein）则从话语、权力以及主体性的角度去发掘社会工作身份的断裂和转折过程.
在政治学领域,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率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软实力”（或称为“软权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而非依靠强迫或者利诱而对他人产生影响,获得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主要有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三个来源;一个国家要充分发挥自身软实力,和其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力大小密不可分.法国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夫·杜邦（Christophe Dupont）探讨了国际谈判中,国家话语权的作用和特点.美国国际关系学教授薇安·A·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则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欧洲国家在全球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趋势下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深层因素和现实效果,并由此剖析了公共话语在各国政策实践中的多重影响力.此外,在传播学领域,美国新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媒介所构建的“虚拟环境”中,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在这样的环境下,掌握话语权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公共舆论.
(二)国内学界关于话语权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以话语权为主题和关键词,检索来源为核心期刊和CSSCI,检索到的文章有5692篇.2000年之前,关于话语权的年发文量在10篇以下;2001—2008年,关于话语权的年发文量不超过百篇;2009年以后,关于话语权的研究文献才超过百篇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直到2016年的769篇,达到峰值后又有所下降.最早在学术文章中使用“话语权”这一概念的是在1994年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上的《批评中的“抢占话语权”》一文,这篇文章中的“话语权”主要是语言学和传播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力,形成了早期国内研究“话语权”的主要方向.从发文学科上来看,新闻传播领域有1349篇,为总发文量的28%,政治领域有1085篇,为发文总量的23%,除了这两个发文较为集中的学科之外,还涉及教育、马克思主义、文学等学科.从关键词分布来看,话语权、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新媒体等词出现频次最多.通过分析,比较主流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对国际话语权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向主要在2000年前后最为广泛,这与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二是在与西方国家话语权建构的对比中研究我国国际话语权;三是研究我国话语权及话语体系的构建.
由上所知,当前我国关于话语权的研究涉及领域较广,研究角度也较多,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针对话语权本身的学术性研究较少,在理论研究层面有所欠缺,理论深度有待挖掘;第二,重复性成果较多,创新性成果较少;第三,缺乏具体建构措施研究.这种情况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与学术期刊这个承载研究成果的平台,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我国话语权的本质就是用本土话语体系解释并传播中国
提到话语权的概念与本质,必须提到福柯.“话语权”并非福柯的独创概念,论述话语权者众多.但将话语权作为其学术体系核心元素并进行系统阐释的,当属福柯.福柯关于“话语即权力”的命题及其诠释,深深影响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方式,成为学界最有渗透力、最具价值意义的“话语”之一.作为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用“话语”解构了传统所认为的物质世界与语言世界的规律对应性,而认为人类与世界只是一种“话语”关系,真理不过是话语和知识的建构物;话语通过确定真理和正规“档案”而确立了普遍性的权威,话语通过规约团体和个人的社会意义而使权力产生,即是说,人们通过话语才赋予自身以权力.福柯的主要贡献在于在“话语”和“权力”之间建立了一种天然的联系甚至赋予二者以内在的逻辑与机制,却并没有明确话语权本身的“所指”及其形成机制.也就是说,福柯虽然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这样的时代命题并将话语权学说带入学界,使之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话语”之一,但很明显,福柯及其追随者的话语权概念无法为现实层面的话语权阐述提供明确可靠的论证框架.国内众多研究话语权的学者,无一不从福柯的话语权阐释中得到理论启发,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话语权定义.具有代表性的阐述有：话语权就是一种掌握、控制、支配和阐释话语的权利与权力,就是对话语背后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塑造的一种资格、能力、身份和地位[4];话语权具有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双重内涵,话语的权利表达的是对话语运用的“资格”和“好处”,话语的权力则表达的是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程度”[5];话语权是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6];话语权是已经表达出来并加以实行的观念[7].
话语权由“话语”和“权”组成,重心在“权”.“权”包括“权利”和“权力”.按照通常意义理解,“权利”是法律所赋予并界定的权力和利益的范围及程度,是行为者做出行动的身份界定和资格;“权力”是行为者控制、支配他人及事态发展进程的力量或影响,一般分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福柯认为,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集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关系;权力不是消极的否定性力量,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建构性的因素.事實上也是如此.权力不可能是单一的消极性力量,它必须是多种力量的主动合成与积极建构.顺着这个思路进行理解,话语权实质上就是由“话语”或知识通过确定社会意义和真理的普遍性权威而建构的控制、支配或影响他人及事态发展的力量及其组合.“话语权”可以从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这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就社会层面而言,话语权是个人或社会团体所掌握的话语、知识及其支配力、影响力;就国家层面而言,话语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因为界定、塑造、建构了社会的话语、知识体系和真理标准而掌握的权威性力量和对这个社会群体的控制力、影响力.
任何重大的理论争论,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中国今天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8]”.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关头,必须具有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战略定力,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我们的理论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适用,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二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必定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具体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在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防止简单照搬这些原理,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而坚定的理论原则.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它承载着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的自尊与自强,凝聚了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世界人口大国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现在确实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目标.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保持头脑清醒.金融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强大,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勇于探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无论是内部的需求还是外部的压力,都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自己,认识外界,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有话语权”通常被解释为有控制舆论的权力或者能力.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控制舆论的技巧,而是取得话语权的基础,如何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始终保持一致;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看到本质与规律,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起来,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本质就是：和国家实力和地位相匹配;能够准确阐释中国;能够将真实的中国传播出去.
三、学术期刊在研究阐释中国方面存在的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阵地和理论生产的场所,也是民众的重要知识来源和政府的决策智库.它对于如何研究阐释自己的国家,如何构建国家自身学术话语权,如何构建国际性政治概念,如何设置国际上共同关注的议题,如何回应外界误解,以及如何做到以自己话语为主体的情况下,合理吸收和运用西方话语方面,这是其他学界或者新闻媒体界都无法做到的.因此,研究阐释,讲述传播好中国,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责任,这个责任,也就落在了学术期刊的“肩膀上”.但是在当前,国内学术期刊在研究和传播中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数量“过度”和质量“不足”;二是对研究热点反应迟缓;三是无法用自己的话语体系阐释和传播中国.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社会科学类期刊无法更好地研究阐释和讲述传播中国.
（一）数量“过度”和质量“不足”
虽然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规模已达到世界最大,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也已跃居世界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的年度发表量也名列世界前茅,但这些“量”的“过度”并没有改变学术成果“质”的“不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过度”研究还表现在,一旦国际上或者国内或者学术界出现一个新概念,其研究就会出现“泛滥”现象.比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这些概念由于存在着明显缺陷,西方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广泛关注和应用,但是在中国,这些概念由于学术界推崇和媒体炒作,得以迅速传播,但是这些研究往往会超出提出者本来的研究范围很多.我国学术界还有一个“过度”研究现象就是学术界的“碰瓷”现象,当一个新名词出现以后,有些研究者为了追求时髦,往往爱套用这个新名词,这是典型的“碰瓷思维”在作怪,这样的过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屡见不鲜.比如,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时提出的“新常态”概念,国内社会科学界在没有透彻理解“新常态”这个词确切含义的情况下,就开始在研究领域套用这个词,“党建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套用现象层出不穷,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指出,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
国内学术研究在“过度”研究的背后,表现出来的是质量上的不足.正面的话语形象往往出现在新闻媒体界,缺少有深度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文社科研究机构是这个国家的理论和思想阵地,因此也理应是产生高质量话语的前沿阵地.价值观、新概念、新理论、意识形态主导权等,都是话语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国内学术研究成果虽然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课题项目也是应接不暇,但是中国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话语逻辑、基本理论等都来自西方.中国缺少高质量的本土性话语.
(二)学术界对研究热点反应迟缓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存在对热点问题反应不及时的问题.就拿当前在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来说,该病毒一开始爆发就成为全球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世界知名期刊如：《PNAS》《Cell》《Nature》《Science》等期刊都纷纷对有关新冠肺炎的资料进行了搜集,对其爆发情況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作了刊发.相比之下,国内对“新冠肺炎”的报道在新闻媒体网络最为常见,新闻报道又占据了整个报道的最多部分.这场“新冠肺炎”的爆发,新闻媒体界都给予了大规模关注,截至目前,报纸类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有6414条,甚至有些新闻媒体将此作为炒作对象,在没有对事件进行严格分析与判断的情况下就进行报道甚至连载,在社会舆论界引起了不小混乱.但是科学性的权威报道和学术论文,中国与国外权威期刊相比却有很大差距.在中国知网,以“新冠肺炎”作为主题,来源为“SCI”“EI”“核心期刊”“CSSCI”“CSCD”进行搜索,只有761篇,而且无论从期刊分布还是从议题分布来讲,都呈现出分散与多元研究现状.从期刊分布来讲,以《人民论坛》发文量为最多,截至目前发文量也仅仅只有27篇,但是发文量在4篇以上的期刊就有40余种,议题也多种多样.而国外顶级期刊之一《Nature》,以“COVID-19”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至目前,检索到的学术文章、新闻报道、评论与意见、通讯等就有744条,而且分析了当前“新冠肺炎”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话题,这仅仅是一家期刊的数据,已足以看到国内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学术期刊对热点问题的反应差距.这种差距形成的背后有多种原因.一是学术期刊本身缺乏社会责任感.学术期刊不应当被视作评职称的工具,其最大的功能应该体现在其形成并传播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应该抓住研究热点,设置国际性议题来为学术界提供高质量学术论文,但很多期刊缺乏这样的责任感.对当下的研究热点并没有积极主动去征稿,甚至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和麻烦而不愿意刊登热点稿件.二是比较僵化的学术期刊运行制度.大多数期刊社为了保证“期刊质量”往往会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虽然这种制度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期刊的编校质量,但是对于学术热点研究成果的刊发来讲,无疑因程序的繁琐而延误了时效.有些期刊社一方面想抓住热点以便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却忌惮于严格的审读制度,在左右摇摆中最终造成了对热点问题反应的迟缓现象.三是协同能力不强.国内很多学术期刊组织的主管单位往往是行政组织,行政组织在一方面影响着专业精神,另一方面往往无法很好地和学术界协同合作.在面对学术热点时,行政组织往往不能迅速地组织专家学者对来稿进行论证分析,而体制内又缺乏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学术期刊界对研究热点的迟缓反应.学术期刊对研究热点的错失,相当于又一次错失了中国话语权在世界上传播的机会,以至于类似中国抗击“新冠肺炎”这种中国模式的成功,无法让国内民众知晓,也无法准确地传播到国际上去.
(三)无法用自己的话语体系研究阐释中国
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目前的现状是我们的学术界却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因而也无法让真正的中国“走出去”.一是表现在价值观方面.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界,大部分学者或者政治家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价值中立.“五四运动”以来,西方价值观的输入动摇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价值观.尝试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发生的现象,在中国的学术界是个流行甚至是“时髦”的事情.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受西方价值理念操控的学术表象,因为很显然,西方价值是通过很多学术上的概念或者理论来承载的.对西方概念和理论不加分析的滥用,后果就是对中国历史以及社会现实的误读和歪曲.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用西方的价值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得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二是在方法论方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一批掌握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也相应产生,其中既有中国本土培养的专家学者,也有在国外留学成才的研究者.在技术上,他们中涌现出很多技术水平和西方学者不相上下甚至优于他们的人才.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西方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量可观、质量过硬的优秀学术成果.可惜的是,他们也仅仅是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西方学者面临的问题一样,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也同样缺乏中国真实的“社会现状”做支撑,这种研究往往缺乏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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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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