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城市和新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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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有一部享誉全球的天才之书《看不见的城市》,在书中,卡尔维诺虚构出一些人们找不到、认不出的城市,并称这部作品是“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这本书初版于1972年,彼时卡尔维诺认为“我们正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急时刻”,“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卡尔维诺的挽歌并没能使都市化的脚步停留片刻.城市的出现与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居住习惯,更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城市文明与城市文化.与此同时,城市以及它的历史背景、地理形态、精神气质等,也塑造、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18、19世纪,在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语境下,西方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城市标识的作家作品,如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等等.在中国,20世纪初期,“十里洋场”的上海出现了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在继承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传统之余,也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出现打开了局面.之后,以茅盾《子夜》为代表的严肃文学也逐渐开始在城市题材领域进行开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运用蒙太奇、心理分析等手法,在小说中表现了现代都市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与印象,文学作品中那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孤岛”时期,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一批上海女作家,从个人的小情感、小世界出发,以细致入微的描写抵达城市的肌理,在表现手法、审美感知等方面将上海的城市文学推上了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上世纪十年代,在新潮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文学流派的更迭过程中,城市文学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复归.近年来,在城市题材小说中,以“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的“9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表现出不俗的实力.他们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蓬勃发展的30余年,见证了自己出生或生活的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起出生于上世纪中期或更早的父辈作家,他们更加深入城市生活,也更习惯城市生活,甚至一同参与建构着城市文化与城市历史.
然而,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使得如今的纽约、伦敦、巴黎、、北京、上海等所有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同一个城市,曾经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已经变成一个个古迹,供旅客参观,曾经各自辉煌的历史也渐渐被人们遗忘在记忆中.新的城市是什么?是千篇一律的摩登建筑、水泥森林,是钻进地铁看到一样的面孔,是24小时之内带你飞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描写城市已经变成一个新的课题,再也不能像张爱玲描写上海旗袍那样有声有色了,因为全世界都在同一时间期待着巴黎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不同城市的装扮、不同城市人的装扮是这样如出一辙,各具风格的民族服饰被束之高阁,成了某种文化标本.如今我们描写城市,已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浅层的城市外在形象上.摆在作家面前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如何寻找一座城市的灵魂?
一百多年前,爱伦·坡在他的侦探小说中创造了“人群中的人”,这一形象发展到波德莱尔的时代,成了大都市巴黎中随处可见的人—本雅明称其为“闲逛者”.正如本雅明所说,“人群不仅是那些不法之徒的最新避难所,也是那些社会弃民的最新麻醉药”[1].现代都市的发展逐渐解决了人们物质层面所遭遇的困窘,让人们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扰,转而思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探讨的从来不是生存,而是存在.也就是说,城市文学的关注点不仅是人的现实处境,更重要的是探寻精神层面,或者说哲学层面的问题.都市文学的核心是“人”,而它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便是,一个脱离了物质困扰的人,在现达的都市生活中,究竟患上了什么样的精神隐疾.
“80后”作家周嘉宁出生、成长在上海,她的小说大多故事简单、情节平淡,而将重点放在对其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小说探讨的通常是爱情、孤独、死亡、梦境、亲密关系等问题.长篇小说《荒芜城》架构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空间内.在这两个具有不同气质的城市中,“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相聚,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离别.在今天,爱情对于许多现代都市人来说,已经渐渐从一种双向的心理、生理需要变成了自我拯救、自我安慰的需要.在《荒芜城》中,周嘉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小说所有的笔墨几乎都用来书写同一样东西：人际关系—人与人的、人与世界的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周嘉宁的小说中,相爱的两个人不仅不能唇齿相依,甚至连最基本的相处都很难.在爱情关系中,年轻的周嘉宁发现了现代都市的“孤独病”,也洞悉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生而孤独的宿命.
此外,新一代作家笔下的城市小说所体现的个人审美也产生了不小的改变.与前辈作家相对传统、单一的审美方式相比,年轻作家的文本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叛逆、洒脱、多元的审美和态度.
在北京作家冯唐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大多数男性作家不同的是,冯唐笔下那些活色生香的女子并不是传统审美中温婉矜持的样子.冯唐把他笔下的女给了她们自己,她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解放了的,不伪装、不矫饰,真诚表达,充分享受自己的身体.《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里,朱裳和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母亲对于18岁的秋水来说,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女神.但翠儿不同,她几乎满足了秋水所有对女孩的幻想,“和翠儿在一起,我是我自己.不用隐藏,不用伪装.很自然也很自在,自然得就像风会吹,雨会落.自在得就像两个人一直喜欢同一个牌子的烟,同一个牌子的啤酒,啤酒喝到三瓶,心里会有同样的意乱情迷”.长大后的翠儿成了非洲某国的国母,她隔着半个地球的电话挑逗,还有三言两语就能让秋水心生荡漾.朱裳之美在于她的“远”,在于这遥远所提供的无限遐想;而翠儿的美则在于她的“近”,在于她作为一个鲜活个体所呈现的生命力,在于她的真实坦率、可感可触.冯唐笔下的女性之美来源于人之本性的,更来源于她们对自己身体的坦诚,这种解放了的审美完全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对女性矜持、腼腆、羞涩的想象.冯唐的文字从不忌讳“”二字,他深知人的是合理的,于是便不回避,而是大胆地写,真实地写.
比之更年轻的“80后”女作家马小淘的作品则呈现了另外一种都市感.在中篇小说《毛坯夫妻中》中,信仰“女人就应该雍容华贵,享受浪漫”的沙雪婷所代表的是一种典型意义或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审美;与她同龄的女主人公温小暖则完全不属于这种审美体系,她可以随意地穿一件T恤、一条皱巴巴的裤子出门,甚至可以在一间毛坯房里安然自得.沙雪婷的附庸风雅和惺惺作态与那些用物质符号堆砌的“都市感”一样,是一种生硬的叠拼.他们时刻需要用华丽的外表、深奥的词汇武装空虚的自己,而温小暖的随性则来自她内心深处的自信和笃定.在辛苦地赚钱和自由地享受贫穷这两者间,温小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面对沙雪婷为代表的丰厚的物质享受,温小暖完全不为所动,这绝对是一种难得的淡然与气魄.温小暖代表了现代都市中一部分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态度,成长于都市的他们逐渐对物质和现代化有所警惕,他们反感沙雪婷式的虚伪,追求轻松而舒服的生活方式,更追求心灵和精神的自由.这种价值观背后所透露的,正是一个成长于现代都市的“80后”所特有的强大的内心世界：那么独立,那么勇敢,那么自信,那么洒脱.
在当代中国,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来说,城市就是自己脚下结结实实地踩着的这块土地,城市不仅给了我们生存的空间,更给了我们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成长于城市的年轻作家,用他们年轻的笔触执着地书写着这里的一切,好与坏,表与里,浮华与真实,易逝与永恒.在契诃夫的经典剧作《三姊妹》中,姐妹們反复念叨着“到莫斯科去”.对于生活在19世纪末的她们来说,与年少时曾生活过的莫斯科相比,如今身处的这个遥远的小城镇是如此庸俗、现实,毫无优雅也毫无理想可言.与彼时作家们对大都会的向往和想象不同,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让新的城市美学迅速崛起.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速度也让人们对现代化、城市化本身越来越怀有警惕.事实上,城市的发展不仅赋予了作家新的书写内容、题材与审美,还应该有一种更为可贵的反思与怀疑—而这种怀疑的精神,恰恰是现代化与城市化教给我们的基本常识.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作者单位：《文艺报》社）
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城市相关文学和艺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文学和艺术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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