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国民政府职业教育》
该文是关于国民政府和中国近代史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和职业教育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摘 要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警官学校作为教育变革的试点,其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的转变清晰地反映了职业教育与抗日战争的复杂关联.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建校初期,以培养现代职业为根本宗旨.九·一八事变后,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理念转变为储备战时特种.九·一八事变是导致国民政府职业教育理念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在“以军管警”的理念桎梏下,国民政府所谓追求机关“独立超然”地位的理想注定是一种虚像.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职业教育;浙江省警官学校;戴笠;以军管警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3-0071-09
近代教育是针对进行的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近度经历了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了高等教育和地方初、中等教育两大系统[1].教育以培养新式职业为目的,是近代中国警政现代化的表征.当职业教育时遇抗日战争,原本“造就官吏”与“从事于高深学术之研究”的教学宗旨也被深深打上战争的烙印[2].目前学界对国民政府教育的研究,多从高等教育与初、中等教育两个角度,缕述、探析其办学特色与治学理念.代表著作如韩延龙主编的《中国近度》,学术论文如肖朗、施峥的《中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综论》,施峥的《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警官学校特色办学史考》等.然而,鲜有学者研究抗日战争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华的紧张态势,深刻改变了国民政府教育的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是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历史拐点.
本文以曾受到的褒奖并被媒体誉为“中华民国现代警政改革之先锋”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为研究文本[3].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28年9月,并于1936年8月被合并至警官学校.这是日军侵华态势日益严峻的八年,也是国民政府因势而变、调整发展策略的八年.作为一所承担中等教育职能的省立学校,该校的各项发展并不输于同时期的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更为关键的是,浙江省警官学校作为国民政府教育的试点,其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的转变清晰地反映了职业教育与抗日战争的复杂关联.本文将重点阐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探析日军侵华是导致职业教育理念转变的根源,从侧面揭示九·一八事变对国民政府警政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浙江省警官学校的筹建
国民政府时期,为满足培养各级官吏的实际需求,设置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关,试行警官高等学校、警官学校、警士训练所制的教育和训练[4].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于1928年3月,是设立较早的省立警官学校.1929年3月,国民政府为普及职业教育,制定并公布了《警官学校章程》.因此,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教育“实践”早于国民政府教育“规范”.该校以“教授实际应用学科,养成警官人才为宗旨”[5],是一所培养初级官吏的中等教育机构.
1928年2月1日,在浙江省政府第七十三次会议上,民政厅提出《筹办全省教育以资整顿警政案》[6].提案指出,机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东西方各强国无一不注重队伍的建设.训政伊始,正是革除窳败、改良警政的最佳时机.而提高素质,使每个具备基本学识,则是实现“良善之功效”的关键所在.故筹办全省职业教育的系列措施之首,就是设立全省警官学校.提案中明确规定,报考学生的年龄须在21岁以上,具备初中以上学历,身体强健.全校拟开办两种班次：一是正科,学制两年,预计将学生培养成为完全具备警官学识的高等人才;二是速成科,学制一年,培养目标较正科有所降低,“養成警官必要学识,以备急需者也”.此外,对教职员的素质也予以特别说明,要求由富有学识与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分门讲授,以期培养高素质人才,襄理警政改革.会议议决,“通过预算案交财政审查委员会审查,所有杭州市局原设之长警训练所应即取消”[7].会后,设立全省警官学校的筹备工作陆续开展.
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朱家骅全面负责筹备事宜.朱家骅作为以学者身份起家的党务系统骨干[8],深知建警的重要性,明了培养人才是改良警政窳败的关键所在.“我以为首先还是要有能建设的专门人才和提高一般人民的智识程度”[9].“我们要以全力来做建设工作,就得加紧陶铸很多的建设人才,同时极力推行教育的普及,而要铸造很多建设人才,和提高一般人才智识程度,除从教育上下手,再没有其他的妙法”[10].同时,他深感浙江干部的匮乏,“尤其是警政人员,要想物色警政学校出身的,差不多是没有”[11].朱家骅在学习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决意发起创办是校”[12].为此,朱家骅成立了“浙江省警官学校”筹备处,邀请法学专家、军事将领和地方绅士,担任筹备委员.勘定上苍桥陆军第六师营舍为校址[13].此外,省政府举办队副助教训练班,考取具备军事学识者40余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分配至正科各队担任区队长等职务[14].
浙江省政府令各县县长亲自负责监督张贴布告,以便报考者明晰考试时间与地点[15].1928年5月6日,浙江省民政厅在杭州马坡巷法政专门学校组织第一次入学考试.考试课目包括国文作文、三义、数学、理化、史地、法律财经等.原定招录名额为200人,与考者714人中,仅186人达到录取标准.据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二期的张毓中回忆：“那天考场防备森严,在场监视的有两位监考官,为防止,稿纸贴死在考卷后面,不能移动”[16].对于当时的报考者来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每县被录取者寥寥①.1928年9月12日,历经7个月的筹备,浙江省警官学校正式成立,隶属于省民政厅,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兼任校长,杜伟任教育长,周至柔任长[17].
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创立与在训政初期培植新政治人才、整顿警政窳败的目标是分不开的.认为,国民党执政后,“政治人才的缺乏,是最困难的事”,“至于政治的干部人才,则要钻进腐败而龌龊的社会里面去改造腐败而龌龊的社会”[18].强调,革命是民众的,应具备高尚的人格,为人民谋取利益,力主整顿警政,统一警官训练.依据国民政府对1928年警政事务的总体安排,“分期筹设训练机关实行训练”与“编订各种训练课本”是最重要的措施[19].警官学校的创建,是浙江省落实政策的重要举措.
浙江省雄厚的财政力量是该校教学经费的重要保障.浙江省警官学校经费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为省款,另一部分为各县保送巡官训练班学生之款.仅以省款来说,1928年该校的经费预算费为170000余元[20].1929年,该校追加经常费预算11819元[21],因修葺房舍追加临时费预算3595元[22],省政府在经费方面也基本予以保障.1930年,浙江省预算实施紧缩,该校经常预算费以九折发给,约155460元,此后两年的预算几无增减[23].与浙江省警官学校相比,同年度北平警官高等学校的经费状况却不甚乐观.据统计,1930年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岁入51688元,仅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的1/3,赤字高达13499元[24].可见,在教育经费普遍拖欠的大环境下,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经费是比较宽裕的.
二、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举措
1926年,黄炎培先生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阐明,“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强调,“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等对外还须由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即是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25].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后,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举措与黄炎培先生提倡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实为殊途同归.
(一)与普通教育相衔接
浙江省警官学校创建后,成立了正科班、速成科班和警官训练班3种班次.层次鲜明的班次设置,丰富了学校的受众群体,便于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警官职业教育与中学教育、军官教育的衔接,体现了警官职业终身教育的理念.
第一期正科班在建校时成立,共有学生194人,分为两队,学制两年[26].其中,浙籍学生190人②.就年龄分布来说,20岁以下的学生9人,占总人数的4.6%;20～25岁（包含20岁）的学生125人,占总人数的64.4%;25岁以上（包含25岁）的学生60人,占总人数的31%.这些学生多毕业于浙江省各中学,少数学生为肄业[27].黄炎培认为,“盖教育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28].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教育的最终导向都是职业与生存.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班面向普通中学招生,既保证了警官人才的基本素养,也实现了职业教育与中学教育的顺利衔接.
第一期速成科班由北伐后的编遣官兵组成.北伐胜利后,國民政府实施裁军政策,大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离开军队,流向社会.为支持的裁军决定并防止人才流失,时任浙江省主席何应钦决定,在南京招录退伍官兵176人,回浙后编为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科两队,其中包括59名黄埔军校前五期学生[29].1928年10月8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浙籍退伍官佐可以比照之前在南京招录的退伍官兵待遇,报考浙江省警官学校[30].会议议决,由民政厅具体承办此事,并令安置浙籍被裁士兵委员会造具浙籍被裁士兵名册送民政厅以备查[31].随后,在11月2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七十五次会议上,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朱家骅提出《浙籍退伍军官投考警官学校办法案》,并就考试时间、考试课目、录取人数和经费保障问题提出明确意见[32].1928年12月,浙江省警官学校在浙籍退伍军官中录取90余人,编为速成科第三队[33].速成科以黄埔军官为招生群体,可谓是一举两得.一方面,黄埔退伍军官自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以无缝对接到队伍中,减轻了军事训练的压力;另一方面,军警的天然亲缘性,使得该校可以缩短速成科的培训周期,降低了教学成本.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科的设置,反映了教育中的灵活性,凸显出职业教育与军官职业教育的承续关系.
1929年秋,浙江省民政厅以现任局长及分局长多数未习警学为由,命令分两批调训,名为警官训练班,训练期限为8个月[34].警官训练班的设置,与黄炎培先生提倡的终身教育思想相符.黄炎培先生提出建立一种“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习——再补习”的职业教育系统,这不仅是职业教育系统的初创,也是终身教育系统的萌芽[35].警官训练班以各县市局长与分局长为对象,开展定期调训,以期提升官吏的职业素养,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
(二)以职业化为办学根本
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观点,“施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36].因此,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与培养模式,都应迎合职业界的需求、遵从职业界的意见.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育大纲》中明确规定,该校以“政、警、军、卫4门中心科学”为基础,即政治课程、学科、军事训练、体技训练为警官教育的四大重点[37].浙江省警官学校在课程设置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分为法政类、警政类与军事类.其中,法政类（包含普通科学）共19门课程,警政类共15门课程,军事类共7门课程.各类重点课程的名称与教学内容梳理见表1、表2、表3[38].
浙江省警官学校法政类、警政类、军事类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该校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现代职业的出现与法治主义密切相关,依据德国学者摩尔在《法治国原则的学》中的理论,政府需要依法行使权,这使现代成为法治主义的内在基因[39].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法政类课程中,《宪法与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均是行使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凸显出法治主义的职业教育.警政类课程涉及警学理论、法令与专业警种,是专业化的体现.1933年,布郎德士对专业标准和概念做出如下描述：“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培训是以智能为特质,卷入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它们不同于纯粹的技能”[40].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警政类课程,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教育,提升学生专业执法和服务水平.现代职业在创建之初,即采用类似军队的管理和指挥体系,以保证执行任务的统一与高效.浙江省警官学校军事类课程,不仅提高学生的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更强化了警队的服从意识,以实现警校的军事化管理.
（三）与国际警学教育接轨
留德多年的朱家骅深知欲提升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质量,必须放眼世界.1929年6月,朱家骅邀请奥国人穆克（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与辛特兰（维也纳大学法科毕业）为教学顾问,协助该校培育高级警官,参与警政革新.日后,朱家骅又邀请日本警视厅厅长山田一隆为顾问.山田一隆实战经验丰富,专门教授“犯罪搜查”一课,使学生“受益良多”[41].朱家骅广泛罗致法学、学的人才聘为专任教官,对于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则聘请为兼任教官.当时该校所聘教官,多资历豊醇,学养俱优.据统计,1930年浙江省警官学校5名专任教官中,3人具有留日背景;8名教官中,3人具有留日背景[42].
朱家骅借鉴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改革浙江警政的规划,还体现在公费派遣学生留奥、留日的举措中.据第一批留奥生俞叔平回忆,朱家骅尤其重视行政法,特意安排学生留奥研习行政法,“当时奥国的行政法学经凯尔森教授等努力,可以说无出其右”[43].1930年7月25日,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三百二十九次会议上,朱家骅提议选派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留学日奥研究警政,拟具《浙江省选派警官学校毕业生留学日奥办法》[44].在日后的省政府第三三三会议上,对该办法进行了部分修正并最终通过[45].选拔首批正科毕业生10名为留奥全费生,20名为留日半费生.后因日本物价飞涨,经省政府第三七二次会议决议,将留日半费学生改为全费生,以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46].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公费派遣学生留洋研习警学的同时,也对留学生回国后在浙的服务年限予以相应规定：全费生归国后至少要在本省服务5年,半费生至少要在本省服务3年.另外,浙江省警官学校要求留学生每3个月应将研究情况报民政厅一次,以保证学习成效[47].留奥、留日学生归国后,多在浙江省受到重用.留日学生多派充各县总教练官,训练各县局长警,月薪为90元左右.留奥学生多派充民政厅主任科员、各县警务指导员、省会局副督察长和科长等职,月薪均达120元左右[48].多名留学生日后均发展成为警界要员,如毛文佐、俞叔平、汪弼等.
训政初期,国民政府的职业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浙江省政府民政厅以浙江省财政为依托,仰仗朱家骅在国民党党务系统的背景,在短时间内创办起一所颇具特色、成绩显著的警官学校,走在了全国职业教育的前列.但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良性运转,却因日本九·一八侵华的炮火而中断.在这一局势的影响下,该校培养职业警官人才的教学理念随之发生转变.
三、军方接掌浙江省警官學校校权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站在全球史角度观察,九·一八绝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改变现代世界格局的历史节点”[49].这次事变,是日军侵吞全中国的第一步.自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日军侵华态势的步步逼近,国民党逐步调整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方向,将重心从国家建设转移到军事备战.国民政府在架构战时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的掌控,以增强抗战能力.这一过程的起点,即是国民党军方对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掌控.
1930年夏,朱家骅因与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发生严重的冲突而无法继续在浙江立足.1930年9月,朱家骅辞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职务[50],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由教务长施承志继任.施承志在警界资历较浅,各方面影响力自然无法与前任校长朱家骅比拟.朱家骅离开浙江后,继任校长施承志独木难支,造成浙江省警官学校最高权力真空.
1932年6月初,浙江省警官学校接到省政府公文：“奉命令,派参谋本部主任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主持政治教育”[51].与公文一起到来的,还有戴笠与6名政治指导员,他们分别是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谢厥成和赵龙文.笔者在查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并未找到国民政府委派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的正式文件.这其中的原因,第一种可能是档案涉密,致使查阅受限或损毁;第二种可能是这一委派过程并无正式书面文件,而只是的口头允诺;第三种可能是戴笠在得到许可后,直接进驻浙江省警官学校,并无政府公文.
戴笠以特派员的名义渗透至浙江省警官学校后,逐步安插军方人员在该校任职.以1935年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职员一览表为分析文本,可以看出全校重要教职岗位已几乎全部被军方掌控[52].首先是校长一职,赵龙文在进校时经戴笠推荐先后任指导员与教务主任,在前任校长王固磐卸任后,接掌校长一职.其次是以戴笠为首的政治训练小组,戴笠任特派员,毛人凤、王孔安先后任政训处书记长,史铭、柯建安先后任训育主任,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刘乙光、罗毅、董益三、谢厥成、廖淑伦、汪祖华先后任指导员.再次是该校的中层领导,包括教务长与长.按照《浙江省警官学校章程》规定,校长下设教务长与长各1名.教务长秉承校长管理全校一切教育事务,长秉承校长管理全校风纪、督练操法及各队一切事务.戴笠对这两个职位非常重视,在赵龙文卸任教务主任后,戴笠安排酆裕坤继任,又推荐史铭为训育主任兼长.
1932-1935年,国民政府就官吏的任用颁布了两项法律法规.1928年7月3日公布施行的《官吏任用暂行条例》规定,一般警官的任用资格是,必须具备学校或法政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资格,或曾办、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53].1934年3月交立法院审议的《官任用法原则》规定,警官的任用资格是,凡具备下述条件之一者可以任用为警官：有专门学识与经验者;现任或曾任官,经甄别审查合格者;经高等或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及格者;国内外正式警官学校毕业者;经批准取得荐任警官候补证书者;法科大学毕业,有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并在机关学习期满者;凡在正式军官学校毕业,并曾任国民政府校官2年以上或尉官3年以上,确有学识经验者,可任用为保安队荐任职或委任职队长.在1935年该校教职员名单中,尽管大多军方人员进入该校准确时间已无法考据,但无非受上述两个文本的法律规制.这些走上浙江省警官学校领导岗位的军方人员,大都不符合国民政府对官吏的任用资格与甄训程序.
戴笠积极安插军方人员在该校任职的同时,逐渐排挤不入伙的教职员,以进一步孤立校长施承志.施承志虽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曾在浙江担任保安团团长,但在军警两界并无显赫地位.以1929年底浙江省警官学校现任教职员一览表分析[54],当时的重要教职员基本都是由朱家骅一手提拔任命的.与1935年的教职员一览表对比发现,1929年在校的教职员到1935年几乎全部离任.以专任教官为例,1929年该校有6名专任教官.政治教官余森文在1930年8月即跟随朱家骅前往上海同济大学任职,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朱家骅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55]、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56].教授《行政法要论》《国际法》《宪法》《行政法逻辑》的范扬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学部,离开浙江省警官学校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毕业于日本国立京都帝国大学的周敬瑜,离校后任厦门市财政局局长[57].教授《学》《违警罚法》的章鸿宾离任后前往外交部任职[58].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顾福漕,后到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教官[59].1932年夏,戴笠借口施承志非专业警学出身,不适宜主办职业教育,呈请浙江省政府撤换,并保荐留德研习警学,曾任北平厅长的王固磐继任校长[60].国民党军方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对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权力接掌.
四、浙江省警官学校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
1932年9月,军方正式接掌浙江省警官学校,并对该校的课程设置、组织机构、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这种调整背后的根源,是该校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
(一)强化备战意识,以党义凝聚人心
军方掌控浙江省警官学校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通过政治教育,强化备战意识,以党义凝聚人心.朱家骅任校长时,正科学生两年内的上课时间总和为3388课时,“党义”一课虽然居于众课程之首,但仅为132课时[61].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形式的政治课程.正科学生的学习重点多倾向于专业知识,以致“既不了解政治,也对政治毫无兴趣”[62].军方接掌该校后,以多种形式加强政治教育.以正科二期为例,他们将200多名正科生编为6个小组,由6名政治指导员分别负责.由政治指导员拟定题目,列出纲要,先是个人发表意见,各组形成统一意见后,由指导员陈述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指导员全程监督,负责做好记录.讨论结束后,各组的谈论结果互相传阅,汇总至特派员戴笠手中.特派员办公室再将文件油印分发,供学生学习.
政治训导小组以党义凝聚人心,大力鼓吹“集权制度”,紧靠时事,进而向学生“指明”中国革命路线.采取集团训练、个别训练、辅导训练和感化训练4种方式相结合,严密掌控学生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和思想动态.政治教育以讲授、演讲、谈话、考察等多种方式贯穿于浙江省警官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成为名副其实的众课程之首.
(二)突出特种培训,强化情报工作能力
浙江省警官学校教育理念的转变还体现在班次设置上.在朱家骅和施承志任职期间,全校共开办正科、速成科和警官班3种班次.自1932年9月军方接掌浙江省警官学校至1936年夏归并于警官学校,除招录正科生外,该校还开办了一系列特种情报训练班,主要包括特训班、电讯班和译电班,并停办之前的洪公祠培训班[63].此后,该校为国民党军方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
特训班,全称特别训练班,是戴笠在浙江省警官学校最早开办的特种训练班,第一批特训班分为甲训班、乙训班和丙训班.甲训班设在雄镇楼,与警校完全隔离,由余乐醒、谢力公主持,廖宗泽任队长[64].学员共40人,其中38人来自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开课后又来了一男一女两名插班生,男学生名为丁希孔,女学生即为后来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65].开班后,戴笠说明该班的任务是“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救国图强的实际方法和技能,担任特种工作,采取绝对秘密的方式进行”[66].甲训班的训练期限为6个月,主要讲授情报学、学、侦察学、痕迹学、化妆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十几门课程,专门培训高级情报人才[67].乙训班设在警校内,共20人,全部为男性.戴笠命黄埔六期的刘乙光担任该班指导员并亲往江山、嵊县两地招收初中毕业生,戴笠“指定只要这两个县份的人”[68].究其原因,江山是戴笠的故乡,戴笠对江山人最为信任,而嵊县则以盛出土匪强盗著称.这个班的训练重点与甲训班截然不同,日后从事的工作多是行动打手和专业警卫,培训技能主要包括武术、射击、汽车驾驶等.丙训班同样设在警校内,人数不到十人,大部分是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时除情报课程外,全班分为两组,分别授以西餐服务和理发的专业技能,包括洗涤、烹饪、缝纫等,以便日后从事掩护工作[69].
电讯班是特种的重要班次,魏大铭负责主持,董益三任政治指导员.戴笠聘请魏大铭、康宝煌、苏民、谢松元等任教官③,罗毅、萧坚白先后任队长,罗杏芳、董益三先后任指导员,第一期学员12人,其中10人为正科第二期毕业生④.電讯班在培训学员的同时,还着手袖珍“特工机”的研发工作.魏大铭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普通无线电机太过笨重,不适宜秘密工作使用.教官康宝煌经过研究,制造出情报工作专用的“特工机”.这种收发报机除去电池、听筒、电键外,只有两只小饼干筒大小.知道后大加赞许,批准戴笠的申请,开办无线电制造所[70].电讯班于1933年3月18日开办,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先后共开办11期,为军方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无线电的专业情报人员[71].
译电班的学员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江山人.据当事人回忆,戴笠视江山人为自己的嫡系亲信,加之江山的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72],于是戴笠就专门挑选文化程度不高的江山人,开办译电班进行培训[73].这样即使情报为其他部门窃听,也能较好地防止信息泄露.
(三)强化军事训练,增加术科课程
浙江省警官学校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还体现在强化军事训练,注重实战技能.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建校之初,也有军事类课程,包括战术、地形、军制、兵器、交通、国术、典范令及陆军礼节[74],但军事类课程的教授时数在全期的课程时数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以正科学生为例,全期学科教授时数是3366小时,军事术科为704小时,大约占总时数的五分之一[75].到1934年,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军事训练课目已上升至13门,并且成立专门的训育处进行授课.军事训练重要课目及授课内容整理见表4.
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军事训练课目,与其说是训练的职业技能,不如说是强化实际作战技能的军事训练.在“制式教练”与“野外演习”的课目中,则完全是按照军队编制序列与训练方法,着重训练野外作战能力,培养服从意识.浙江省警官学校对军事训练的强化程度,已经明显超过职业的需要.实际上,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教育方针,已经由培养职业警官转变为训育战时军方的后备力量.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如此强化军事训练,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强化人事控制,成立本校同学会
军方为掌控浙江省警官学校第一期与第二期毕业生,模仿党务系统在政治学校的做法,成立了“浙江省警官学校同学会”,戴笠自任会长[77].戴笠视正科一期毕业生为朱家骅系,自然就将这批学生划分到党务阵营,在培训情报人员时基本不予考虑.但对正科一期公费出国的警官竭力拉拢,汪弼、刘伟、包际春等少数人先后加入戴笠麾下.正科二期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在校期间先后经历了朱家骅和施承志两位校长.但是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军方着手渗透该校,是戴笠最早接触的正科学生.戴笠对这批学生的心态比较复杂,既希望予以重用,又对他们信任不足.戴笠曾经愤恨的说：“他们是戴了显微镜来看我！[78]”
前期毕业生即使不加入军方,戴笠也希望他们可以成为组织,遂通过成立同学会来达到控制利用的目的.最早的会员包括171名正科一期生、167名正科二期生、152名速成科一期生、80名速成科二期生、33名警官训练班一期生和49名警官训练班二期生[79].同学会设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常务委员监督会员的日常活动[80].同学会对所有会员分组管理,定期召开小组会议,由常务委员会负责.所有毕业生的工作动态和生活状况,均须随时向同学会报告登记.工作倘有不如意之处,可随时请求同学会帮助解决[81].戴笠以同学会会长的名义,对已经毕业的前期毕业生发号施令,使其服务于情报工作.
（五）国民政府转变职业教育理念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方从浙江省警官学校入手,转变职业教育理念,强化军方对机关的掌控,背后的根源是对军警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是他在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学习德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82].1932年、1933年先后派遣两个团队到德意两国学习政治理论.第一批人员由酆悌带队,包括柳克述、骆德荣、张元良、胡轨.第二批人员由潘佑强领队,包括杨周熙、李国俊、方超.两批人员的考察时间均为一年左右,回国后各自形成一份考察报告[83].根据国民党统治的需求,进一步形塑所学到的理论与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德国对军警关系的定位,逐渐形成了“以军管警”的办警理念.
浙江省警官学校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是“以军管警”思想的最初实践.在朱家骅系执掌浙江省警官学校时期,该校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职业警官人才,所设置的课程也多为学、行政法、刑法,以推动浙江省警政改革.但伴随着九·一八事件后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局势,浙江省警官学校培养职业警官以改良警政的办学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抗战局势需求.戴笠以“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为宗旨”,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整顿,培养革命干部为己任”[84],塑造起一套符合抗战需求的职业教育理念.
国民党内特殊的地缘政治,是军方选择浙江省警官学校为切入点的重要原因.的省籍观念是很强的.他所信任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军师”戴季陶、负责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负责起草文书的陈布雷等也都是浙江人.在的嫡系親信中,浙江人占据较大的比例.报考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学生,浙江人自然占一大部分[85].尤其信任浙江省警官学校学生,曾命其承担庐山会议警卫工作即是证明[86].
五、余论
在警学界,一般将1829年罗伯特·比尔建立的伦敦制度为现代职业制度的起点.与之前的制度相比,伦敦制度的历史性进步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职业的建立,成为一种职业性的官僚组织机构;二是采用类似军队的管理和指挥体系,使整个队伍能够按照一个共同的目标统一行动;三是实行以“预防犯罪”为主的警务政策,通过全天候的巡逻来阻止犯罪、控制秩序、维护安全;四是建立严格的准入标准和纪律[87].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创建初期,以培养现代职业为目标,注重与普通教育的交流与对接,借鉴国际警学先进经验.很多措施与黄炎培先生所倡导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精神相吻合,走在了全国职业教育的前列.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随着时势的变动调整教育方向,这反映了职业教育对社会变革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九·一八事变后,逐渐确立“以军管警”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最初践行,即是军方对浙江省警官学校校权的掌控.军方接掌该校后,突出政治教育,强化特种与军事训练,以同学会的方式实施人事控制.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目标已经由培养现代职业转变为储备战时特种,其“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的职业教育理念也随之让步于增强抗战建国能力的国家利益[88].因此,九·一八事变是导致国民政府职业教育理念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试图通过强化军方对机关的掌控,以增强抗战建国能力.但是,实际运作却与最初的理想架构相差甚远.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也发挥了某些正面作用,但负面影响更大.这支由军方掌控的队伍,本应是抗战救国中的国家利器,最终却衍异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本应是对外的、抗日的,最终却将矛头转向人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出台《配合整军计划实施建警方案》,计划将4万复员军官转业为警官[89].言外之意,整军是主导,建警仅是配合.国民政府警界也曾致力于扭转这种局面,但在“以军管警”理念桎梏下,所谓追求机关“独立超然”地位的理想注定是一种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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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Polic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aking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as Center
Yang Zhaoqing
Abstract Police education dur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pilot of the reform of police education,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clearly reflect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the basic purpose was to train modern professional police.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philosophy of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was changed to reserve special wartime polic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the polic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 the shackles of the idea of“the army is in charge of the police”, the idea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pursue the“independent and detached”status of the police is bound to be a false image.
Key words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Dai Li; running police by military concept
Author Yang Zhaoqi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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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和中国近代史引用文献:
[1] 国民政府和中国近代史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国民政府和中国近代史方面毕业论文范文2万字
[2] 中国近代史毕业论文范文 中国近代史类论文范文例文5000字
[3] 中国近代史和曾国藩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关于中国近代史和曾国藩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2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