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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
2. 第二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样文：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
3. 第三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模板：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4. 第四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例：社区制基本问题再研究
5. 第五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格式：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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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区是社会的“全息缩影”,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决定:和谐社会建设经由社区建设,社区建设途径社区体制改革.然而,社区行政化已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制约性因素,学术界对新近出现的社区体制改革模式缺乏深入反思.有鉴于此,本文以城市社区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秉承“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实证研究准则,深刻剖析目前社区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梳理和评析当下出现的社区体制改革模式,并探寻替代性选择.

社会系统是由经济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结构性的动态系统.社会系统转型不是直线式转型,也不是均等式转型,而是一个持续地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社会系统第一次转型以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为主,是政府自我革命与市场发育的双重变迁过程.与政治运行机制主动转型不同,社会运行机制变革显得盲目与被动.中国第一次转型使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效应”,要求社会再次转型,开展社会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单位制解体带来功能外移,社会问题社区化,使社区成为社会问题的仓储域和利益主体的博弈域,意味着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建设经由和谐社区建设,社会体制改革途经社区体制改革,包括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两个方面.从权力和资源分配看,中国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经历了行政性分权改革和社会性分权改革两个阶段.通过行政性分权改革,产生了“上海模式”,建立了“两级政府、*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通过社会性分权改革,产生了“江汉模式”,逐步形成“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治理结构.

“江汉模式”的理念是实现“两个分离”,即在社区社会管理中,实行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分离,在社区公共服务中,实行政府组织“掌舵”与民间组织“划桨”的分离.然而,“江汉模式”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体制性问题”,垂直整合、条条运行、部门包办的城市科层体制阻碍了“两个分离”.正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江汉模式”在实践运行以及制度扩散中,并没有完全实现其背后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伴随政府职能社区化,社区建设难以走出部门垂直整合和社区居委会被行政吸纳的困境.也就是说,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在价值取向与行为后果上存在冲突和矛盾.这一“政府悖论”的产生有双重原因:从客观上看,“政府悖论”源于路径依赖,权威主义行政体制惯性和民间资源的缺失迫使各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排他性的行政系统,吸纳所有社会资源和权力,并垄断性的提供公共服务和开展社会管理,从主观上看,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居民都是“经济人”,都是有独立偏好的利益主体,我国现行科层体制为利益主体自我扩张和“投机”提供了坦途.社区体制不顺最终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公共产品短缺.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特征.社区体制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改革能解决某一时段内存在的问题,但在改革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进而又引发后续的改革.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政府职能社区化行动,但改革的限度又引发了政府职能社区化失范的“浪潮”.在新一轮社区体制改革进程中,有的城市出于为社区居委会减负目的,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了四种社区工作站模式.这些模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绩效,但都存在限度.公司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在职能上的分开,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和提高社区行政管理效能,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在组织上不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和职能上也没有分开,难以避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社站内置模式在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社区公共服务上都没有实现组织和职能上的分开,尽管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提高社区行管理效能,但是难以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居站并行模式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上分开,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和边缘化,也有利于提高社区行政管理效能,但是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职能上不完全分开.居站分离模式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在组织和职能上分开、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上分开,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和提高社区行管理效能,但是社区行政事务与社区公共服务在职能上不完全分开,难以避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四种社区体制改革模式分别从不同层次突破了现行社区体制,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垂直整合模式,因而必须探寻替代性选择.

理顺社区体制需要深化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体制改革需要探寻可行路径.植根于中国本土“情境”,借鉴国外公共事务治理经验,走出当下社区治理困境的途径是构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合作首先需要合理分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是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政府组织“掌舵”与民间组织“划桨”相分开的过程,也是对政府包办模式的替代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取向的转换、治理主体功能边界的界分、治理主体秩序的重组和治理机制的创新.首先,在社区体制改革中,必须遵循公平、效率、*、秩序等基本价值取向.其次,综合事务属性、责任主体、相近事务合并等三重标准,重新梳理、整合和细分社区公共事务.再次,重新配置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和资源,重塑治理结构,建立“多中心”主体秩序.最后,创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根据社区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分开原则,不同事务采取不同治理机制,其中社区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社区公共服务主要采取准市场机制,社区自治事务采取自治机制.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是规范和推进政府职能社区化,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第二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样文：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在农村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原始村落通过改造或重建向农村社区转型.农村社区既是国家管理农村社会的基础单位,又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平台,还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全新载体,因此,农村社区管理在实质上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基层连接点,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复合管理,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新空间建设的双重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管理实践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科学的社区管理模式予以指导.

社区自治是社区管理的核心理念和未来发展取向,因此中国农村社区应采取社区自治管理模式.但是西方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是以“弱国家、强社会”为价值取向,强调脱离政府之外的社区自治管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社区管理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村社区具有天然的弱质性,无论是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社会公共产品供给都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支持,因此中国农村不能照搬西方的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而要结合农村社区管理的特殊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区新型自治管理模式.按照国家和社会理论分析,中国农村社区新型自治管理模式应以“强国家、强社会”为价值取向,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社区善治为管理目标,形成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合力推动农村社区发展.

中国农村社区新型自治管理模式是以维护农民利益和满足农民需求为共同圆心,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督导、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为协助、农村社区居民自治管理为主导和村民自治管理为辅助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这种新型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要点：第一,维护农村社区居民利益和满足农民生活需求是管理模式的核心,所有管理行为围绕这个核心实施“同心圆式”管理；第二,基层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贯穿农村社区管理全过程,通过严格的监督和引导,确保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规范化和*化；第三,乡镇政府部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提供足够的政策扶植和经费支持,以农村社区为平台完善农村社会公共产品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社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氛围；第四,农村社区管理以社区自治管理为主导,由社区全体居民*选举出自治组织,对农村社区各项事务实施*自治管理,促进社区全面发展,为农民市民化转换提供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五,村民自治管理是指在延续原村落熟人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基于农村社会文化、乡缘、民约的村民自我管理,运用优良的乡风民约实施软性管理,化解农村社区内部冲突,引导农民实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增强农民的社区归属感,为农民提供共享的精神家园.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汲取了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和混合型管理模式的优点,符合中国农村社区管理的实践现状,是中国化的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时代特征,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具体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首先,农村社区管理应遵循党政监督、多方参与、管理与服务结合和高效集约的管理原则；其次,农村社区应建立“乡政区治”的管理体制,在镇域范围内打破村庄的行政区划和边界限制,实行“村治”向“区治”的转换,以农村社区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形成乡镇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的善治格局；再次,组建高效的农村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实行监督机制、市场机制、法律机制和乡规民约的道德约束机制的多元长效运行机制,实现农村社区管理的有序运行；最后,根据农村社区管理的重点和特点,创新和运用多样化的管理方法提高农村社区的管理效率.

第三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模板：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告别以往国家至上的思维模式,开启以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性社会建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领域已经开始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相对分离开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治的空间.社会管理不再依附于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而日益呈现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并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社会管理体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含了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也涉及到社会机制与社会政策.在当前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社会管理体制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管理体制视野中研究社区治理,通过分析社区治理中的相关问题(如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等),并结合这些问题来探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社会服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而揭示出社区治理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可能途径,以及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建立的体制机制,提出一些相关的社会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区治理的基本经验表明,社区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基础和突破口,在改革管理体制(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推进服务机制创新)、扩大公民参与(树立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等方面,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实践探索与理论验证.社区治理的丰富实践给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诸多启示,如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治理理念、参与合作机制、政府职能转变逻辑、公民社会成长路径等,这些启示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管理改革、社会体制创新以及社会机制建立、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可供参考和选择的途径和建议.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点和突破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街道与居委会体制改革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实践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实践表明,在一些领域,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比政府更为有效和便捷的管理和服务,从而大大提升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政府需要加快职能转变,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并鼓励它们参与社会建设,这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政府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也是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过程.良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不见得是在与政府相互制衡和相互对立的情境下,此消彼长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可以在与政府有效合作的条件下,互补互动地发展壮大的.社区服务既具有公共服务功能也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它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协助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在社区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和社区服务社会化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以需求为导向的逻辑出发点,构建了社会服务供给新秩序,而多元供给主体合作共治,则探索了社会服务供给新机制,这些都将成为社会服务体制改革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重要借鉴.

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体现出社会化、基层化、综合化、互动化趋势,这表明今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方面和关键领域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公民社会成长、社会发展以及公共管理等领域.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改革和社会体制创新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其实质相当于扼杀了社会的自发性,因此,政府应不遗余力地发现社会、培育社会,激发社会创造,社会创造既意味着社会努力从国家体制中抽身,也意味着在自主自强道路上努力前行.社会管理要体现*治理、参与合作的理念,“参与”是公民社会获得自主性的重要途径.21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公民社会的治理成本最低,通过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从而形成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社会管理的目标是推动社会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社会自治,这需要一系列与社会管理有关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机制的完善.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政府职能的理性回归,而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提出,同样是中国社会力量培育与政府再造的重要契机,它表明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

第四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例：社区制基本问题再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企业转制的加速推进,社区的发展和社区制的建构已经逐步成为推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在此背景下,关于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各种著作和论文已是汗牛充栋,为推进社区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也为社区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然而,综观各种理论研究成果和中国各地的社区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在社区制建构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上还普遍存在各种认识上的偏差、偏失和偏误,已给社区建设实践和社区理论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社区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再研究,以期为社区建设实践的推进,社区制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社区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

本论文在总体梳理和介绍社区与社区制复兴的背景、研究的现状及论文的思路、框架和方法的基础上,首先从社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缘起两个层面论述了中国城市社区制建构的必然性.本论文认为,选择并大力导入社区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逻辑必然：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开始消解,国社一体、政社不分逐步向国社分立、政社分开转变,社会结构形态逐步从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向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演变,需要重新定位社区的角色功能,重建社区制社会；其次,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群体异质化程度不断加剧,人们的生存状态逐步从同质聚合向异质疏离演变,带来了社区居民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和孤独感,使社区建设和社区制建构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再次,社区生活空间在党的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逐步从城市社会建设、管理和发展的边缘地带演变为战略要地,进一步凸显了社区建设和社区制建构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同时,社区制建构也是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单位由复合型、全能型组织向功能简化的专业性组织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单位制的基础,推进了单位的社会功能向社区的转移；另一方面,街居主导下城市基层正面临着治理困境,以至政府在社区的派出机关走入了机构膨胀、功能超载的怪圈,自治组织走入了角色依附、疲于应付的怪圈,社会组织走入了发育缓慢、力量弱小的怪圈.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变革街居制和建构社区制来加以解决.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社区建设近年来已经开始从最初的理念性层面向制度性层面推进,然而,通过对中国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社区制建构实践模式的梳理和分析,本论文认为,中国以社区和社区制为导向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实践总体上还难以突破街居制的基本框架,花样繁多的实践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城市社区制探索的深层困惑与问题,主要是,人们对社区到底是什么,社区的规模应该多大,应当在哪个层面来建构,社区的性质如何等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本论文认为,出现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区和社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中国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制建构就难免花样百出、莫衷一是,就难以找准方向.针对中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制建构实践,包括社区与社区制研究中反映出的问题,本论文着重从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社区制建构和社区制社会建设的一些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一是内涵问题.本论文认为,社区的本质在于广泛存在于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中的特定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换言之,那种集聚了对于人类群体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情感的社区,才是本质意义上的社区.现代城市社区并不是传统和本质意义上的社区,而是现代城市居民的一种居住形态；不是充满亲情、邻里情和伙伴情的熟人社会,而是由具有不同习俗、价值观念、靠契约维持关系、彼此各有社会分工的异质性人口组成的陌生人世界；不是一个个成员联系紧密的、系统相对独立自足的社区,而是一个个结构松散、体系相对开放的社会片断而已.作为社区,人们从它们的身上只能隐约看到传统社区的地域性外壳和一些支离破碎的内容.从本质上说,现代城市社区都是非本质的社区.现代城市社区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人们对传统社区那种美好精神、价值和情感的眷顾,对利用传统社区精神、原则和理念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期待,是将传统社区的本质重新赋予现代城市社会的重要载体,是借以重新复兴那些曾经渗透于传统社区中的精神、价值和情感的操作平台,是借以改造现代城市社会的工具化的操作平台.

二是特征问题.本论文认为,社区制的显著特征就是平等主体多元共治,具体包括平等主体的理性参与和共同事务的多元共治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主体理性平等地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活动是现代城市社区制运作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一基本特征又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社区主体是理性、平等的主体,参与也是理性、平等的参与.在城市社区的空间里,社区主体既是相对松散的区域性社会的组成部分,更是自主和独立意义上的个体或单元,真正支配社区主体行动的主要是理性的原则、机制和精神,包括平等互惠的原则、*协商的机制和公共参与的精神.从第二个层面来看,社区主体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主要形式是参与,社区参与不仅是社区制运作的基本形式,也是有效推动社区发展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共同事务的治理是现代城市社区运作的又一显著特征.与传统乡村社区组织单一化和人口同质化的特点不同,现代城市社区一般而言都是多元力量和松散主体的集聚空间,政府的力量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权限进入社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各类组织和单位分布在社区.在社区这个共同的地域空间里,这些组织或单位与社区组织和居民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联系,相互之间不仅存在牵涉多方、需要共同协调的相关利益和共同事务,也存在着需要相互协商解决的冲突和问题.同时,日趋繁多的城市社区共同事务,已非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一己之事,也非其一己力量能够解决,必须形成多元力量共同协商处理共同事务的运作机制.

三是域界问题.本论文认为,虽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仅对社区进行一些理念性的考察,而不必过问社区规模的大小和社区的具体边界,但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来看,则不能不弄清楚具体的、有形的、实体的社区到底在哪里,因为,社区和社会的许多理念和构想只有在实体的社区里才能落地生根,从抽象的思维变成具体的现实,社区研究的成果也只有回到社区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实现其自身目的和价值.本论文认为,与自然形成的传统乡村社区相比,现代城市社区在一定区域和时段上虽然可能存在自然演化的痕迹,但往往更大程度上是人为设计、规划和建设的结果.从现代城市社区的特点和实践操作的角度出发,社区规模的大小应有其绝对性的一面,不应掉入相对主义之中,让人无所适从.从社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区是构成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单元,是一个个作为大社会缩影的最小单元的社会.基于此,本论文认为,在社区边界划分与规模确定上首先要遵从要素齐全原则、功能完备原则和管理便捷原则,同时社区规模的确定要依据一定的量化标准,要考虑地域空间的大小、区域人口数量及服务设施的配置.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建设经验,本论文认为,应当把社区定位在街道层面,同时推动管理体制变革,改变街道作为一级准政府的性质,使其逐步淡出城市基层社会.

四是权界问题.本论文认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合理定位政府与社区的权能,找准二者的权力边界,理顺二者的关系,是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变革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优化,也关系到基层社会的活力与能力.为保证政府在新的阶段角色定位得当,不“越位”、“缺位”和“错位”；保证社区角色定位准确,功能发挥到位,首先要对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权界进行科学合理地划分或认定.从科学管理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本论文认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权界的划分或认定应当以界面清晰为前提,以功能分化为取向,以地位对等为原则.其次,要建立政府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社区的运作既是社区自身的事务,也涉及政府管理的职能.无论是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社区自治的模式,还是混合模式,在社区建设、管理和发展中,政府和社区始终都是一对形影相随的互动合作者.因此,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社区的功能,建立互动和谐的新型政社合作关系：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回应社区的需求,并在支持和推动社区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同时,加强对社区发展的引导；另一方面,社区应积极贯彻政府的意图,并在配合和协助政府开展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同时,体现对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另外,在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中,政府管理的权力和社区自治的权利都是有限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自治也是有限的自治.

五是目标问题.本论文认为社区制建构的总体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社区制的社会,并从宏观架构和微观运作两个层面探讨了这个目标问题.从宏观架构的角度看,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采纳“政府—市场—社区”这一框架,形成现代化国家的三元结构.在这个三元结构中,政府、市场和社区分别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主要运作平台.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或者说政府和市场,都是为社会系统或社区服务的,都是达成社会系统或社区发展的工具.追求效率和秩序的政府和追求财富和利益的市场最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追求人性和情感的社会.从微观运作的角度来看,本论文认为,要建构一个权界明晰、多元共治的社区制社会,除了从国家宏观架构入手,构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对分离的总体格局,形成政府、市场和社区相对明晰的权界关系之外,还要变革社区制社会内部的运作机制,推动社区政治运作的社会化、社区事务管理的*化和社区公益事业民营化.同时,按照社区的精神、原则、价值和理念,对社区乃至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整个社区制社会进行人文化、人本化、人性化的建构与改造,把社区建构成为人性化的生活空间,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

六是路径问题.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际,本论文就社区制社会建构的主要路径作了系统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街居体制的传承与改造.从科学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街居体制的内在缺陷显得越来越突出,已经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应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一方面,要传承街居体制的区划、组织和工作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对街居体制进行渐进式改造,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将街道办事处功能逐步转移,最终将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从街居制过渡到社区制.第二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与繁殖.街居体制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社区行政机构体系和人员编制之所以会迅速膨胀,以至街道办事处演变成为一级准政府组织

第五篇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格式：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案例,实证研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加强和创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文章在导论中首先介绍了选题的背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不断加大,要求我们要用创新的思维和手段,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当前从*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介绍了以实证为主、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分析了有关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对当代中外社会管理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六大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即“自由主义”视角、“国家干预主义”视角、“利益攸关者共同治理”视角、“政府服务”视角、“行政生态视角”以及“技术应用”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六大类,并从中选取行政生态和共同治理视角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第二章研究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问题与发展.首先介绍了我国在建国后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了我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行政型、自治型、混合型等三种社区制模式.然后介绍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架构,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市辖区等形式的历史沿革、性质、职能定位、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分析提出了以人为本、服务导向,协调发展、环境适应,扩大参与、居民自治,明晰职责、完善法制,渐进调适、科学创新等5项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加大基层居民参与力度、加强基层管理法制建设、明确基层管理主体职责、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等5项工作重心.本章最后重点分析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的4种具体模式,包括上海市为代表的行政主导模式、沈阳市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武汉市江汉区为代表的多方参与模式、深圳市盐田区为代表的议行分离模式,并对这4种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为下文研究的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所形成的“广州模式”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三章对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进行了论述和比较研究,分析出了一套可供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借鉴的经验：一是奉行“以人为本”的基层社会管理理念；二是建立服务导向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三是完善基层社会管理的法规制度体系；四是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自治模式；五是以电子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六是大力培育基层社会管理的第三部门.

第四章以广州市2009开始的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为案例,阐述了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指导思想和目标,分析了试点工作开展前存在的问题,试点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下一步深入改革的方案,并以其中7条试点街道的创新工作为具体案例进行了讨论,包括海珠区沙园街“三中心一队伍”模式、江南中街“楼宇党支部+十分钟服务圈”模式、琶洲街“社区工作站+绩效考核”模式,越秀区北京街“社区信息化助力”模式,白云区京溪街“与市场组织合作”模式、同德街“专业社工介入”服务模式、三元里街“多元主体参与”服务模式.这7个案例是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工作体现,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广州创新的理论基石、工作思路和改革效果,为下一章对前期试点工作和下一阶段改革工作开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具体、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章着重对广州市案例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分析了试点工作的特点和成效：整合管理服务职能、构建“三位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打造多元主体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街道社区的软件硬件服务环境,整合各类社区资源、形成社区服务的“协同共赢”合作机制等.然后分析了下一步工作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包括“重心下移”在制度设计上的争议,“三中心一队伍”在功能定位上的争议,“重心下移”与减员增效的目标困局,“政府购买服务”全面实施的供需矛盾,以及“议行分设”模式下居民参与度不足的困局.通过研究,提出了广州市为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目标而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一是分级分类,市、区、街的合理分权；二是重心下移,区级职能部门的“落地”；三是回到原点,街道办事处的“归位”；四是多方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的协同,五是夯实基础,城市电子化环境的完善.

第六章在广州案例的研究基础上,推衍出普适性的加强和创新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一是紧扣时*展方向,与时俱进；二是把握本地行政生态,因地制宜；三是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为导向；四是加强法规建设,夯实制度基础；五是善用先进技术,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提供手段支持和智力保障.

最后一章中提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按照行政生态学理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不同、社会文明程度不同,不同的社会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的影响,决定着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不同选择,并对基层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发展共同治理的社区制管理模式的前提下,需要建立起以居民为中心、服务为导向,利用电子化手段实现“条”“块”有效结合的管理模式.当前这种模式应该由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然后随着社会进步,逐渐向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协作的混合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过渡,待将来社会高度发展和高度文明,政府则可以退出具体的基层管理,进化到自治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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