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参考 会计学学年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参考：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研究
2. 第二篇会计学学年论文样文：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3. 第三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模板：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
4. 第四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例：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5. 第五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格式：京津冀地区土木工学背景下的近代建筑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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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参考：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由国家统管的单一模式,政府包揽了高等学校办学的全部经费,形成了高等学校较为单一的经费来源渠道,高等学校只是按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经费数额完成必要的支出,无需考虑学校自身的教育成本问题,从而导致了高校缺乏必要的成本观念,成本意识薄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单一渠道逐步被打破,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局面逐步形成.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高校管理层、债权人、投资者及潜在的投资者等相关各方对教育成本信息关注度快速提升,客观上要求高等学校能够提供准确、及时的教育成本信息,以满足其决策需要.

然而就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成本领域整体研究状况而言,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方面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亟需构建一套与现行高校会计制度相衔接、规范、全面且可操作性强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鉴于此,本文在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国内外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研究成果,采用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紧密结合高等学校的未来发展,从高等学校这一微观角度,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结合高校未来发展,设计了一套较为全面、系统、明了、易于理解和掌握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以期推动高等学校教育成本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并为解决现实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中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提供思路.

本文分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中相关问题的界定、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该部分主要对国内外学者在教育成本核算所做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第三部分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实施基础.分别对教育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进行了必要研究.

第四部分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问题研究.作为文章的主体,该部分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与企业成本核算有同有异；由于高等学校提供的是高等教育服务,所以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对象也就相应的确定为高等学校向学生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因此将其成本计算期定为学年度而非我们所习惯的月度,相应的成本结转,既考虑了高等学校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特殊性,也减少了核算过程的工作量.同时,鉴于高等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种类繁多,本文将成本核算对象界定为高等学校向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的全日制学历教育服务.另外,本文认为,高等学校在教育成本核算过程中,除了应遵循相应的基本假设、会计原则之外,还应该遵循配比、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区分经常性支出和专用支出等原则,以向相关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且详实可靠的教育成本信息.

由于当前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遵循的是收付实现制,尽管2009年财政部在《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在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中实行“校正的权责发生制”,但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目前看来,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的难点仍在于如何协调成本核算应遵循的权责发生制与现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收付实现制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情况,本文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以现行的高等学校事业支出的核算为基础,通过单独设置成本核算账户,结转各项事业支出,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并结合我国当前高等学校会计核算的现状和教育成本核算的特点,将教育成本核算的会计科目归纳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待摊费用、预提费用、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累积折旧、固定资产清理、养老保险费、引进人才费用；同时为了有效的进行成本分析和控制,将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按照其经济内容分为人员经费成本、公用经费成本、资本性成本、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成本和其他成本五个项目.并结合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特点,将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划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获取教育成本核算所需的财务与非财务资料

第二步,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核算期

第三步,设置教育成本核算科目

第四步,记录、归集、分配、核算教育成本

第五步,编制教育成本报表

第五部分论述了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中的特殊问题.该部分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过程中涉及到的诸如科研支出、固定资产折旧、职工住房补贴、职工养老保险费、高层次人才引进支出如何计入教育成本等特殊问题进行了相应探讨：

就科研支出而言,由于高等学校的科研活动非常复杂,为了既能够科学合理的确定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又便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应将专门为教学服务的科研支出和国家及省部级单位拨款所设立的重大项目的科研支出计入高等学校教育成本；而技术转让、科技咨询和横向课题研究过程中的科研支出不计入高等学校教育成本.

就固定资产而言,按现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高等学校各类支出中不包含固定资产折旧因素,但由于固定资产是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磨损价值也应得到足够的补偿.因此,为了正确地核算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建议将固定资产磨损价值以折旧费的方式计入教育成本.

就职工住房补贴而言,建议高等学校在教育成本核算中,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按月发放给无房老职工和1999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的住房补贴资金,计入教育成本；对于已经福利分房的职工享受的住房福利费,以职工住宅折旧费的形式计入成本.发给1998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无房老职工的一次性住房补贴资金,数额巨大的,采取按学校教职工平均工作年数(即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之间的年数,一般按30年计算)的方法进行分摊,按年度分摊额计入教育成本.

就职工养老保险费而言,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目前还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因而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中相应的也就没有养老保险费支出.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在职教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用应该是教职工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将与提供高等教育服务有关的在职教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用计入教育成本,才能准确地计算出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这样就需要以一个合理的比例,模拟计算出与提供高等教育服务有关的在职教职工的养老保险费,并将其计入教育成本.

高等学校为保证学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引进高层次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引进过程中必然会为其支付诸如科研启动费、安家费等一系列的费用,从而形成了人才引进支出.这些支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学校的日常教学没有太大联系,而纯属人事工作.但从实质上来看,这些高层次人才引进后,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使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得到了必要的提高,并且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学生,因此,这部分相应支出也应计入相应的教育成本,这样才能保证教育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第六部分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实例.以H师范大学真实的财务数据为例,按照本文设计的方法和程序核算了H师范大学2009-2010学年的教育成本,验证了该方法和程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为其他高校的教育成本核算开辟了全新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第七部分对教育成本控制、分析及成本信息的披露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第八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核算体系三个方面.从高等学校这—微观角度对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进行研究,首次将科学发展观思想引入研究内容,并首次对人才引进成本进行了相应研究,力争通过对包括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和成本分析、控制及成本信息披露在内的新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的研究,构建一套与现行高校会计制度相衔接,全面规范、可操作性强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及方法.

第二篇会计学学年论文样文：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

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

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

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第三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模板：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

学生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关键.抗战时期,为维持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转,各高校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学生管理制度,为该时期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经验与不足都为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招生管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学生管理的第一步.抗战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总结战前大学招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规范、统一标准起见,展开了招生管理的改革与探索,从而使该时期成为近代大学招生史上的重要变革阶段,影响了之后海峡两岸高校招生制度的发展,实为中国高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教学管理是整个学生管理,乃至学校管理的核心,亦是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关键指标.抗战时期高校课程的规范、统一教材的编订,使各校有了统一教学标准与内容.以学年制为基础的选修、学分制的实施,培养了学生广博、专精的扎实学术基础.严格的考查制度促进了优良学风的形成,极大提升了高校教学质量,为战时及以后社会各项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根据“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训育在战时亦得以重视和加强.该时期,训育标准的制定、训育组织机构的成立及完善、训导人员的遴选,使训育制度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强化.由训导处主持,以入学教育、课程教学、导师制、情景教育及党团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训导网络亦在该时期形成.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克服了战前一些高校“重智育、轻德育”的局面,且对战时高校学生道德品质、民族精神的培养与凝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于此同时,国民党亦借机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致使训育成为控制学生思想的工具,从而导致其功能异化,并因此遭到众多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抵制而收效甚微.

作为提高高校学生身体素质和国防意识及技能的体育、军事训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为培养国防后备力量,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进行国防教育,国民政府极为重视高校体育课程的开设与军事训练的进行,各校也努力筹备各种体育、军训设施,为学生提供锻炼机会.该时期高校体育、军训课程的设置及其要求的提高,适应了战时环境的需要,有利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学生在艰难情况下坚持学业提供了体质保障,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国防意识及技能,为造就后备军事国防人才做了准备.

作为高校的重要文化现象,抗战时期,各大学的学生组织风起云涌,非常活跃,各校学生组织或以共同学习为目标,或因相同兴趣、爱好而结合,抑或为抗战建国一同走出校园,服务社会,从而成为该时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为战时大学增添了活力,亦为战时学生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

为救济大批经济来源断绝的战区学生及非战区经济困难学生,战时各高校基本形成了由贷金制、公费免费、奖学金、勤工助学及其它辅助方式组成的学生经济资助体系,在尽量扩大受助面的基础上,为战时学生求学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为尽量给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和身体基础,该时期各高校亦积极重视对学生生活的管理,并极力将提供生活服务、加强学生管理和注重学生日常生活的养成教育相统一形成了具有战时特色的高校学生生活管理制度.

学生就业管理,是高校学生管理的最后环节,其实施状况,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及其它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为促进大后方社会建设及前线各项事业顺利进行起见,国民政府着手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统筹规划,逐步形成了以检验分发、征调征选为主,融政府统筹分配、学校和社会组织介绍及个人谋生等形式于一体的就业网络,力图实现最大限度地就业安置,为抗战建国发挥了高等教育的独特价值.

第四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例：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澳门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开放、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弹丸之地”,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澳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澳门特区政府有充足的财政保障支援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当前,澳门共有十所高等院校,其中四所公立院校,六所私立院校.然而澳门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亦无一所蜚声国际的知名院校.那么澳门缘何缺少一所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澳门应如何规划其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路向呢

澳门属于典型的微型地区,世界范围内有诸多类似于澳门的微型国家与地区.微型国家与地区并非仅是巨型或大型国家的“迷你版”那般简单,微型国家与地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微型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亦应紧扣这种独特性,在此境况下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别样路向.有鉴于此,探讨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将其放置于微型国家与地区的视域之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制度都难以达臻完美无缺,其高等教育的发展需借鉴他国或地区的优良经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是对自身教育制度的“反观”与“检阅”,亦是从“类群体”中找寻可资借鉴的优良做法.因而,本研究选取香港、马耳他两个案例,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所涉及的系统结构优化、规模增长与质量保障、国际化水平提升、社会适应性增强四个维度与澳门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镜鉴的基础上探寻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向.

澳门、香港、马耳他皆属于微型社会,微型社会有着不同于巨型/大型社会的典型性表征.首先,三者都有被殖民的历史；其次,微型社会经济规模有限,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第三,微型社会开放度高,文化多元.微型社会的这些相关特性形塑了其“微型高等教育”.

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追溯至欧式圣保禄学院的建立,然而,圣保禄学院关停之后澳门高等教育陷入了“长时段”的空寂期.1981年私立东亚大学的设立可谓是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因应过渡期对人才的需求,澳葡政府收购私立东亚大学将其转制为公立大学,自此澳门才有了本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后公立东亚大学一分为三.回归后,伴随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澳门高等教育得以跨越式发展.

从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来讲,澳门高等教育系统公私立高校并存,高等教育系统缺乏整体统筹规划；香港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差别有序”的特点,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通过“共展所长”的理念优化高等教育系统结构；马耳他属“双轨制”高等教育体系,其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清晰、易于统筹管理.

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与质量保障方面,澳门、香港高等教育均已实现马丁·,特罗意义上的普及化,马耳他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则相对较缓慢,尚处于大众化阶段.澳门高等教育虽实现了“跨越压缩式”发展,然而却是量与质的非均衡发展,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仍待健全；香港移植了英国高等教育传统,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之初便注重质量保障,因而建有完备的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马耳他则是在博洛尼亚进程的促动下引入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拓展方面,澳门具有实现国际化的先天优势,但“后天”发展受阻,其国际化水准仍有待提升；英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为香港高等教育达致较高国际化水准奠定了基础,加之高等教育产业化战略及构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马耳他在“欧洲高等教育区”整体目标的影响下,极为注重高等教育的欧洲维度,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是以区域化驱动国际化.

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性方面,澳门、香港、马耳他皆表现出较高的社会适应性.这与微型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更加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撑紧密相关.然而,三者相较而言,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更强,其社会适应机制更为完备,外部引导机制与高等院校的回应机制相得益彰.引导澳门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的外部主体则相对单一,相关主体处于缺位状态.

最后,本研究归纳了澳门、香港、马耳他三个微型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并就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共性困境及“理路”进行了归结.在此基础上,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澳门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策略建议.

第五篇会计学学年论文范文格式：京津冀地区土木工学背景下的近代建筑教育研究

近代建筑教育作为近代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以来,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建筑经历了学科的再构成,近代建筑教育也由传统的师徒传授制向现代的院校教育体系转化,在此过程中,土木工学对建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拓展学术研究视野,跳出单纯建筑教育研究的窠臼,以更开放的视角对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研究势在必行.

论文通过对近代中国土木工学学科的再构成与土木工学教育发展的分析,论证了土木工学教育对癸卯学制创立和近代院校制度诞生的作用,明确了土木工学教育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论文从土木工学对建筑学作用的角度出发,结合近代西方国家和日本建筑教育模式的影响考察近代中国建筑教育,通过在观念、技术、制度、教育、专业组织等层面的分析,论证了我国近代建筑教育起源与土木工学教育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分析了注重技术和工程、以培养职业建筑师为目标的建筑教育模式的优缺点,并揭示了这种教育模式背后蕴含的历史合理性.并以此为据,对我国当代学院派教育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的技术性思维缺失进行分析,提出了当代建筑教育发展应当在多元化、开放性的教学中回归建筑的本质.

论文以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为基础,从建筑学与土木工学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采用“以史为纲,论从史出”的史论结合方法,考察京津冀地区近代建筑教育的实践历程,梳理注重技术和工程的建筑教育模式形成的脉络,发掘历史现象背后的丰富内涵,总结对当代建筑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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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学年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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