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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公大自考论文范文参考：明代名臣刘健研究
2. 第二篇公大自考论文样文：秦汉里治研究
3. 第三篇公大自考论文范文模板：周代郑国史研究
4. 第四篇公大自考论文范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嬗变
5. 第五篇公大自考论文范文格式：西周时期的德政与司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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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大自考论文范文参考：明代名臣刘健研究

明王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基础上,由农民出身而深受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影响的朱元璋创建的一个延承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和君主专制政治统治的封建王朝.经过明前期诸帝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强化君主专制,确立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等等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不仅重建和稳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并且大大推进了封建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深入发展,形成明前期的盛世局面.然而,自明英宗正统时期开始直到正德年间,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豪强地主强占土地,农民流离失所,起义频起.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尤其是皇权控制下,以司礼监与内阁为代表的内廷宦官势力与外朝文官集团之间权力地位的争夺与转换,直接影响着朝政的治乱兴衰,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明王朝动荡纷乱的政治局面.期间虽曾有过被后人誉为“弘治中兴”的短暂稳定,却最终难以挽阻封建统治危机不断深化的趋势.

明代名臣刘健就生活在这个由前期盛世向后期衰败转变过程中的,被称为“动荡衰微”的明代前中期.

宣德八年(公元1433),刘健出生于河南府洛阳县西南部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当时的洛阳刘氏家族和当地其他许多家族一样在长期农耕经济方式和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勤俭朴质、直道行事,恭行孝义、和睦乡邻,重视读书求学、尊崇正统儒教的风尚.这种氛围对刘健个性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和当时许多士子一样,刘健自幼便在洛阳那种充满理学风尚的文化氛围 mbAlunWen.net里,在学术与科举相结合的求学过程中接受了儒家那种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识的培养.在刘健早期的社会交往中,如阎禹锡、白良辅那样的洛中理学名士,或如毕享、许进那样以理学为学习内容的科举士子,甚至如赵锡、李祥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儒家礼教风范的人物,都曾对刘健个性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强化了他以理学为宗、注重践履的政治意识和思想品格.

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刘健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自此开始了其长达46年的仕政历程.在第一阶段16年的翰林生涯中,刘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史官,主要从事编撰典籍、侍从讲读、主考乡试,以及其它书记类事务.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他升右谕德,次年转左庶子,9年后升任少詹事.这期间虽然仍从事修书、讲读,主考等“不关政本”的事务,但作为*属官,却使他得以与皇太子朱祐樘,即未来的明孝宗之间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为他后来在孝宗时期政治上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孝宗即位不久即擢刘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从此终孝宗之世.刘健在内阁以其独有的严谨认真、果敢善断、不偏不倚的为政风格,发挥着劝谏启沃、辅养君德,论思建言、赞画政务的作用.在辅成“弘治中兴”中写下其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孝宗驾崩后,刘健以顾命元臣的身份,与同官李东阳、谢迁等在武宗初政时期,以新皇即位诏书为纲领,实行了一系列宽恤民力、安抚流民、清查皇庄、抑制兼并、裁汰冗滥、节省开支,以及其它清理弊政的政策与措施,从而使朝政一度呈现“新政”气象.但由于武宗宠信内侍宦官,日事游逸娱乐,不仅使“新政”举步惟艰,且使刘健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其职权作用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和限制.在率领文官集团反对宦官势力失败的情形下,刘健被迫致仕,结束了他的仕政历程.但在宦官擅权乱政的形势下,他仍被榜为“奸党”之首,削爵夺敕.直到明世宗即位后,才完全恢复他原有的政治地位和待遇.

刘健历事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五朝.他与孝宗间长期的师生之谊、致政意识的一致性,以及个性的互补等因素,形成君臣间较为融洽和谐的关系.这奠定了辅成“弘治中兴”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他谨守儒学传统,执着于致政追求的风格却与自幼好逸乐,无视礼教规范和传统君德的武宗之间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刘健等文官集团与宦官势力斗争中的失败,并由此宣告了刘健政治生涯的结束.

刘健与其他朝臣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因其政治地位和交往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无论是在天顺、成化年间受朝中重臣如李贤、彭时等人的器重,或是在弘治、正德年间与徐溥、李东阳、谢迁等阁臣的融洽,抑或是与王恕、马文升、刘大夏、韩文、白昂、闵硅、.戴珊等部院诸卿之间的协调,以及在后期为政中受到许多后辈官员政治上的支持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致政意识中的共性基础.当然,因年资、经历的差别,以及同年、乡故的特殊关系,刘健也确与某些朝臣之间具有亲疏不同的私人关系,如与张元祯、祁顺、郑纪间的知交,与丘浚、程敏政、吴宽、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间的某种隔阂,与焦芳之间的仇隙等等.这些在实际上都对刘健的政治活动产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刘健谨守规矩的风格限制了他在朝廷人事方面过多施加个人的影响.而他疏于识人之偏向,也并未造成对朝政事务较大的影响.

刘健存世的著述并不丰富,但从中仍可看出其“以道事君”、追求致政的政治意识,以及崇儒兴学、注重实政实务,摒弃佛道异教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意识与他在文作上崇义理、信礼教,重实务,轻虚饰的风尚是相通相应的.刘健著述的体裁以奏疏及实政碑记类为主,也时常有诗文之作.而这些诗文作品大都与其政务活动相关,单纯应酬性、消闲性诗文在刘健著述中极为少见.刘健的著述在语言风格上所表现的刚正气势,也与他端谨严正的个性与为政风格是一致的.

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对刘健的认识,虽因朝代不同或官、私立场角度差别而在一些具体评述中呈现不同特色和风格,但就其政治功绩、人品、个性,及为人处事作风、识见、文才等多方面,大多给予了正面肯定和赞扬.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和人们政治观念的深刻变化,刘健作为历史名臣的形象逐渐隐没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只剩下民间传说中还演绎着以前的片断史迹.至于当代,在“大众史学”与戏说历史以及史学领域,对刘健的关注正日益增加,并由此引发着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研究.

通过对刘健个性、思想意识、政治作为及其影响的多角度、多层次考察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刘健的确无愧于封建社会一代名臣的政治形象.他“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气节、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践履封建礼教的道德品格和风尚,至今也有令人敬佩之处.然而,正因为他秉承着儒家君臣意识又自觉地接受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制约和规范,从而注定了他的政治理想不仅不能最终实现,甚至连他个人的命运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他政治生涯兴败起落的巨大反差,正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背景下政治人物命运的典型写照.可见,人的个性的全面解放必有赖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尤其是社会政治的不断进步.这便是研究刘健对当今社会政治建设的一种启示.

第二篇公大自考论文样文：秦汉里治研究

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行政组织,里行政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两部分内容,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还不存在地方行政制度.西周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不存在后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制度.但西周时期的县、郡、乡、州、里等地域名称的出现,各级贵族直属领地管理机构的形成,宗族制下居民共同体的产生,为东周各诸侯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春秋时期,少数诸侯在各自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封建,而由臣仆设官分职实行垂直统治.县到春秋后期发生巨变,县成为行政区划正式名称定型于战国中晚期.郡到春秋时期,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完备,并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是一级行政机构.时值战国后期,除了齐国施行的是五都制之外,其他六国分别建立了郡县制,但都和郡的性质相近.战国末期,各国都建立了*集权制政治体制,基本上形成了郡（都）、县（州）、乡、里上下垂直统属的地方行政组织.

秦朝的行政区划,其基层政区是县和道；高层政区是郡,以郡辖县,为纯粹的郡县二级行政区划制.秦楚之际实行的是按军功分封的新型封建制.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地享有高度自治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其实质是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直到汉景帝朝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失去行政管理权,只享有衣食租税权,其实质是把诸侯王国的郡纳入了郡县制体系,成为*管辖区,这标志着封建制被郡县制完全取代,真正的*高度集权官僚制到武帝朝就完全确立.自此以后两汉大部分时间施行的是郡县制,汉代的县级政区,有县、道、国、邑等数种名称.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后,郡县二级制转变为州郡县*制.

秦汉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基本内容包括郡、县、乡、里四级.汉代的诸侯国从汉武帝以后,基本等同于郡,被视为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一部分.邑是分封给皇太后、太后、公主等少数皇亲的汤沐邑,地位同县,由汉政府直接管理.上述皆为秦汉正式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汉的初郡和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区,其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略有不同.秦汉时期的属国,是*政府给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特殊政区,其地位与郡平行.汉代的初郡设置于汉武帝时期.属国和初郡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属国到东汉初性质等同内郡,初郡到永和改制之后亦等同内郡.秦汉的乡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乡是一级政府组织.乡为县的下节分区,乡下辖里.秦汉时期的里是构成庞大帝国的基层最小行政单元,里有乡野自然之里和城邑之里之分,乡野之里是研究对象.

秦代一个标准编户齐民居民单位的里,其里吏职位和职数设置包括：伍长二十人,什长十人；里监门二人；田典、里典各一人；里佐数目不定,多一至二人；社宰、里治中从事各一人.秦代的伍老一里一人,地位仅次于里典,但汉代不见这一里吏.汉代的里吏构成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里祭尊、里祭酒两种职位,其职数不定,通常一到两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秦代的伍老、汉代的里祭酒、里祭尊等是核心里吏,他们构成里部政权的中心力量.什长、伍长、里监门、社宰、里治中从事等是*里吏,他们受核心里吏领导,性质上属半民半吏.在户数不满百户的里中,基层政府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合理的里吏职数和职位,里正（里典、里魁）、田典、什长、伍长这四种里吏是基本职位,但什长、伍长未必是常设里吏.里正（里典、里魁）、田典、里佐、里监门、什长、伍长是里行政内容的主要落实者.

秦汉的里行政,是国家大部分行政事务的缩影,是国家行政的基础.从横向划分,里行政功能主要包括六大内容,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里行政的各项职能通常由全体里吏协同完成,但各个里吏的职责也有所侧重,主要职能由专职里吏主管.里吏的职责分工特点可概括为大合小分,以合为主.其一是户籍基础管理功能,其二是里部治安管理职能,其三是赋税征收功能,其四是协助上级政府落实劳役征发职能.其五是落实里部教化职能.秦代不重教化,两汉吸取秦亡教训,把教化职能列入里行政职能特殊之重,这是秦代进入汉代后里部职能的一大转变.这一职能的增加,为汉代步入盛世提供了条件.此外,里吏发放分配赏赐救济财物职能、里吏举荐特殊人员职能、里部吏民为爵位继承者担保职能以及其他应负有的职责,这些职能对于里部社会的发展稳定同样重要,只是因为在文献记载中少见,还不能系统论述.

秦汉的里自治可以分为自发型里自治和引导型里自治两部分内容.前者在秦代和两汉均是构成里部编户民的重要生活内容,后者只存在两汉时期,这是秦代和两汉里自治表现出的重大差异.邻里居民的生产生活自治属自发性里自治活动,自发性里自治内容主要包括：邻里经济上互相救助；经济无偿施与；富民出资、穷人出力共建公共工程；邻里自由结合出资、出工共建公用工程；里人自愿结合而合伙从事商业活动；婚、丧、嫁、娶上的人力、财力互相支持,或富户无偿物资施与；邻里安全互救；邻里友好礼尚往来；自行调解邻里内部矛盾等.这些自治活动对维持里部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引导型里自治是两汉里部特有的自治内容,主要有五部分：其一是里部宗族亲戚自治,其内容包括宗族亲戚间经济无偿援助和收养宗族孤弱.其二是里吏组织的生产、公共工程建设,包括农业生产协作,实现畜力、劳力自愿结合互助；共买共用生产劳动工具；里吏倡导上户、中户捐款,下户出力出工合作,合力治理危及公共安全桥路墙垣等工程.其三是里吏组织的劳役、赋税自治,倡导组建正弹组织,寻找经济来源,利用富户捐款、公田收入、钱粮的利息收入等方式解决乡里民众繁重的赋税和徭役问题.其四是解决里部吏劳务付出的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来自于里部自身的经济收入,二是来自于基层的赋税收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五是建立里部自治组织如父老单和孝悌单.其五是里部的祭祀自治,组织里部编户民参加社祭、求雨、止雨类活动,里吏倡导富户捐款,筹集资金解决祭祀的花费,弱化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里部还设有少年单、酒单两种自治团体.

秦汉的里行政可从两方面去认识,其一是里行政制度,其二是里行政控制力.完善的里行政制度是强力里行政控制的前提,里行政制度的建设和制度的落实是两回事.西汉哀平时期、东汉桓帝之后到汉末,里行政制度未能落实好,其他时期这一制度基本能得到正常运行.秦汉的里行政制度不断发展：秦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里行政制度,从汉初开始,里行政制度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到平帝时基本平稳运作,而后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汉末.里行政的实际控制力大小,由里行政制度的最终落实结果来决定.里行政控制力的实际强弱是个复杂问题,国家制度是否完善是决定性因素.秦汉不同时期里行政控制力表现出的强弱大小,我们做大致轨迹描述：秦代比较强；汉初至景帝朝比秦代稍弱；汉武帝时期持续加强；昭宣时期趋势变弱；元、成二帝时期继续下行,哀、平时期持续变弱并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东汉初至章帝时期里行政控制力上升变强；安帝至东汉末,里行政控制力由于豪族因素的影响而下降并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线上,有时上下略有浮动,但这一时期的里行政整体控制力比西汉一直处于弱势.

纵观秦汉里自治的发展曲线,秦代的里自治成分含量最低,表现得十分微弱.西汉初至西汉中期为里自治的培育期,里自治功能不断加强.西汉中至西汉末期里自治发展到较高水准.东汉自光武帝度田事件之后到章帝朝,里自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献帝之后里自治转换为宗主督护下的坞壁形态,遂进入国家无力控制的不正常期.里行政制度和里行政实际控制力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有一定关系,引导型里自治与国家的治国理念有因果关系,这一性质的里自治与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在基层推行教化有直接关系.

第三篇公大自考论文范文模板：周代郑国史研究

郑国是西周晚封的采邑,两周之际东迁河南,成为采邑转变为诸侯国的典型,国祚绵延四百余年.郑国始封与东迁的史料较少,本文将文献与金文材料结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集中探讨了郑国早期历史中几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认为始封君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证明郑国始封之地在今陕西凤翔雍水以北,阐明郑国的东迁之君为郑武公,他于东周初年将郑国从陕西畿内郑地迁往今河南腹地,开创郑国发展的新篇章.春秋初期,郑庄公一度成为春秋小霸,这主要得益于四点:郑国开国三公为王朝司徒的身份,内政稳定,虽有叔段之乱,却未对郑国造成很大影响,与齐国稳固的同盟关系,没有大国的侵扰.然而周王朝与郑国的矛盾逐步加深,最终决裂,郑国失去了政治优势.郑庄公去世后,国内五公子之争,使郑国在国际舞台上退隐多年,待局势稳定之时,齐、晋、楚相继兴起,在力量对比中郑国的势力急转直下,对外扩张完全被遏制.在大国争霸中,郑国不得不首鼠两端,国力渐弱,虽有子产中兴,也不足以力挽颓势.战国初年局势改变,郑国失去了作为大国间缓冲之地的作用,终被韩国所灭.郑国虽然国小,但经济发达,尤其是商业发展引人注目.另外,郑国是个文赋纷华的国家,《诗经·,郑风》中优美的诗篇向人们展现了郑国的文化风俗,邓析、列子等文化名人也是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对郑国史中若干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对先秦史研究有所裨益.

第四篇公大自考论文范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嬗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文体学研究热潮,其学术兴趣在“文学文体”而非“批评文体”,因而对批评文体的演变规律、现代价值等重要的理论问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探讨,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宝贵的诗性传统得不到系统梳理和有效传承,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资源匮乏和学术短视.本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嬗变,重点考察古代批评家如何在沿用既有批评文体的同时不断变更文体形态以寻求其最佳言说方式,并最终形成诗性言说的文体特征.梳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嬗变,理清中国文学批评的诗性传统,打通古今以针砭中国当下文学批评流行病症,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开诗径,是本文研究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本文共分五章.前有绪论,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批评文体的分类研究和以李建中先生为首的珞珈学术团队的批评文体研究进行概述.

第一章《无体的时代：从寄生到弥漫》,先秦文论没有自己的批评文体,其文学批评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寄生于经、史、子、集之中,本章对先秦文学批评的片语式寄生和弥漫式寄生进行考察,指出由片语式寄生逐渐向弥漫式寄生过渡反映了先秦文学批评在寄主体内不断的成长壮大,并对以对话体和语录体为主要寄生形式的两种文体进行研究.

第二章《借体的时代：史传和序跋》,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有了长足的发展,序跋体批评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的批评文体开始出现.本章把史书体批评分为史传体、赞曰体和史志目录体三种形态进行考察,并对独立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序跋体进行研究.

第三章《俪辞的时代：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自觉的时代,也是批评文体文学化最为显著的时代.本章在魏晋六朝的文体意识和文体繁荣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批评方法和批评文体所呈现的绮靡特征进行研究.

第四章《境与意的时代：诗人言诗》,唐宋金元时期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三教合流的融和时期,唐宋金元文学批评开创了境与意的时代.论诗诗和诗话批评是本时期创立的更富有诗性特征的批评文体,本章在对唐宋金元文学批评的诗性因缘和批评文体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再对论诗诗和诗话体这种新型的文学批评文体特征进行分析.

第五章《文备众体的时代：天地间竟有此等文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隋唐宋金元时期深入扩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到明清时代进入繁荣和大总结阶段.明清文学批评文体也呈现出集历代批评文体之大成的特征,其中尤以小说评点和选本批评最为明显,本章先对明清文学批评文体的总龟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对明清小说评点和选本体的特点进行考察.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批评文体的形式特征角度切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古代历代代表性批评文体,对其进行多元、多层面的总体观照,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二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的视野来探讨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嬗变规律,对其共时性的文学性品质进行重点论述.

第五篇公大自考论文范文格式：西周时期的德政与司法选择

本文以德政下的司法和司法中的德政为研究的切入点,对西周时期的德政与司法选择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除导言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重点讨论作为司法价值基础的德政问题.德政是以普遍的德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的,在周人普遍的德意识的基础上产生了德政思想.德政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如统治者要有中正之德,厚载与包容之德,能够容民畜众,称物平施,推行德教,能够关心民瘼,施惠于民,宽缓徭役,丰足衣食,能够选贤任能,以感化仁厚政策治民,还要与民同心同德,民之所欲,君必从之.统治者不能贪图安逸享乐,实行苛政,与民争利.德政的这些内容决定了德政之下,司法必然以慎刑、中刑、教化刑为基本的价值选择,以体现德政的精神和原则,并以军事讨伐刑惩罚破坏德政秩序的诸侯方国,来恢复或巩固德政秩序.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德政下的慎刑思想以及慎刑的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等问题.德政之下,刑罚的适用必然是谨慎的,滥施刑罚不符合德政的精神和原则.西周时期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有反映慎刑思想的内容.如金文中的“明刑”、“怀刑”、“敏誎罚讼”都有慎刑的意思.《尚书》中提出统治者不能随意干涉司法官司法的观点,以体现统治者的慎刑之意.司法官要谨慎施刑,不滥杀无辜,甚至对于犯有重罪的人也要从宽处理,以显示统治者的好生之德.司法官对疑狱当核验于众人,不可轻易裁断,又当“哀敬折狱”,不可视折狱为吉祥之事.《周易》认为,勤勉于德政,不轻施刑罚,就会大吉.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慎之又慎,如同口中嚼物,玩味再三,再做审断.“革言三就”,有罪者更改供辞,要经过三次审问,确认无误后再对其施加刑罚.《周易》又从自然物象来阐明“明慎用刑”、“议狱缓死”、“无敢折狱”、“赦过宥罪”的慎刑思想.西周时期的慎刑思想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一是实体保障,二是程序保障,使慎刑思想落实在制度层面.司法官在审理狱讼时还要征询民意,以示慎刑,这是兴起于西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在司法中的体现.西周时期的慎刑还有条件的限制,一般来说,涉及生命财产的重大犯罪和宗法*性犯罪不适用慎刑原则.

第三章主要讨论德政与司法的教化功能.施行德政,必然要以教化为务,德政教化下的司法也必然具有教化的功能,以维护德政秩序.本章内容包括:法令的公布宣传所体现的教化功能,德政下的司法教化思想,司法制度所体现的教化功能,象刑的教化功能和司法教化与无讼追求等.西周时期职掌司法的官员同时也负责各种刑罚禁令的公布和宣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法令的公布宣传所体现的教化功能归入司法的教化功能.德政下的司法教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周礼》、《尚书》、《周易》等文献中.《周礼》认为,司法审判和惩罚就是教化,可以使人改恶向善.《尚书》提出“厥民刑,用劝”的司法教化方式,各种刑罚的运用最终都是为了教化民众,以恢复或加强德政秩序.《周易》往往用比喻的手法来说明刑罚的教化意义,最终使人远离刑害,敬德向善,合于德政的要求.司法的教化功能不仅体现在司法理念上,更体现在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中.通过坐嘉石、入圜土、施肉刑、作调解、服象刑等司法制度的实施,将教化的功能实现在具体的惩罚当中,最终实现无讼的德政秩序.

第四章主要讨论德政与司法中正的问题,作为德政重要内容的中德思想决定了司法的中正选择.中德思想源于周人尚中的观念,在尚中的观念基础上产生了中德思想.中德是重要的君道,也是臣民行动的准则.中德对法官来说尤其重要,司法能否中正,取决于司法官是否有中德素养.《周易》中把有中德素养的司法官称为大人,对于诉讼者来说,能够让有中正之德的大人来审理案件就是吉祥有利的事情.司法官持守中德,审判就能中正,结果就能服人.《尚书》中主张“非佞折狱,惟良折狱”,选择有中德素养的司法官而不是奸佞小人来审理狱讼,以保证司法中正.铭文中把中正司法称为“不井(刑)不中”或“不中不井(刑)”.司法中正要求司法官惟察惟法,严格依法审理,重视各类证据的使用,不可主观归罪,让诉讼双方盟誓,以保证司法中正,还要采用直诉制度来实现司法中正.西周时期不仅存在司法中正,同时还存在着司法等差的现象,可以说西周司法是中正和等差的矛盾统一.

第五章主要讨论德政与军事讨伐刑.在周人的观念中,军事讨伐就是一种刑罚,属于刑事司法的内容.军事讨伐既然是一种刑罚,说明被讨伐对象必然是有罪的,其罪名主要包括叛乱罪和“不庭不享”罪,它们都是对德政秩序的破坏.军事讨伐刑的目的就是要对破坏德政秩序的诸侯方国进行惩罚,以恢复或巩固德政秩序.军事讨伐刑的实施主体是军队,因此军队受到格外重视,在编制、法令和司法职掌上都有较为完备的规定.西周时期,军事讨伐刑的实施主要表现在代天行罚和对俘虏的审判和惩罚上.代天行罚表示军事讨伐刑是顺乎天命的,因而是合乎道义的行为,这是战争观念方面的特点.对俘虏的审判和惩罚是军事讨伐刑的完成阶段,凸现出军事讨伐刑的刑事司法特点.

基于以上内容,本文得出结论:德政决定了慎刑、中刑、教化刑的司法选择,并以军事讨伐刑来恢复或矫正被破坏了的德政秩序,慎刑、中刑、教化刑的司法选择又成就了德政的内容和价值,并通过军事讨伐刑巩固了德政秩序.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又提出包括天命、德政在内的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拓展性的结论,以深化对西周时期司法思想及其与德政和天命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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