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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结课论文范文参考 党校结课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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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结课论文范文

论文

目录

  1. 第一篇党校结课论文范文参考:陕甘宁边区基层*选举研究
  2. 第二篇党校结课论文样文: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3. 第三篇党校结课论文范文模板:元代民间契约关系研究
  4. 第四篇党校结课论文范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5. 第五篇党校结课论文范文格式: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及财政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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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党校结课论文范文参考:陕甘宁边区基层*选举研究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选举,尤其是“直选”,已迅速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词汇.中国基层选举究竟应当选择何种路径模式,该从何处着手构建,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选题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考.笔者带着问题,试着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基层*选举实践中去搜寻历史*,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建设之鉴.

本文以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档案文献、政府文件和报纸为主要参考材料,以历史研究法、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政治生态分析方法为主要分析手段.在阐述乡选背景基础之上,以1941年乡选作为考察对象切入研究,着重考证边区乡选的完整过程,力求全貌展示中国*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基层*选举实践这一段珍贵的*运动史.

陕甘宁边区作为一块典型的农村根据地,不仅所处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不佳,同时它还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在广大农村地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保甲制作为基层组织的一种主要形式仍广泛存在.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之上,适时提出了新*主义三三制的政策,团结了边区所有的抗日政党和各个爱国阶层,为开展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的普选运动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1941年的乡选运动,**和边区政府将“三三制原则与选举运动相结合”确认为基本政策,强调选举对于*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边区政府修订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使乡选做到有法可依.边区政府依照《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的规定,成立了各级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成为管理选举的专门机关.

本文依据陕甘宁边区的最新史料,将乡选过程划分为七大步骤:布置与动员、开展试选、选民登记与公布选民榜、检查乡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名并产生乡市参议员候选人、提出议案、竞选*及开票.首先,边区政府开办边区级的选举训练班,由训练班学员组成选举工作团,派赴各地协助当地选举委员会培训地方选举干部;其次,为全面乡选做出例证,根据边区政府的统一安排,尤其在延安裴庄乡试选的示范效应下,试选工作成为乡选中普遍采用的步骤;再次,选举工作干部深入群众家庭来登记选民,并将选举政策宣传与调查登记结合起来,打消了许多老百姓怕“负担”的疑虑,选民榜的公布采取红白榜的形式;接下来是乡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检查乡市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由乡市长直接面对辖区内所有的老百姓来进行,报告之后老百姓还可以直接来讨论报告;边区选举法规定,一人提议十人赞成就可提名乡市参议员候选人,允许鼓励各抗日政党、社会团体以组织的名义提名乡市参议员候选人;提案是在群众大会或选民大会上提出的,它最大的特点是具体可行.政党或群众团体可统一行使提案权,广大选民们在选举会上的即席发言、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等,经过选委会的总结成案,成为乡市提案的主要方式;竞选是参议员候选人向选民展现才华、能力的一个必要环节,候选人在群众大会或选民大会上,通过提出自己的政纲来完成竞选演说,供选民来选择.选举*方式根据*地点的不同,分为三大类:开会选举*、背箱子选举*和开大会与背箱子兼用.此外,在乡选的整个过程中,选举宣传工作结合不同阶段的特点贯彻始终.

本文认为,乡选促成了独特的基层*模式.它达成了直接民权和议行合一的有机统一,乡市参议员和乡级以下行政村和自然村(或坊、甲)的负责人均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乡市参议会采取议行合一制,参议会是乡市的最高政权机关,参议会休会时,由参议会选举产生的乡市政府委员会作为乡市最高政权机关;它规定凡是选民直选产生的,包括乡市参议员、行政村主任、自然村村长,均同时拥有议事权和执行权;以乡选为契机,以乡市参议会为班底,边区乡村吸收广大乡村积极分子,创造了一揽子会、村民公约等“原创”的*组织形式,形成了边区基层*的立体多元机制.乡选中还体现了*一元化领导与三三制选举的历史契合.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要求,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都要服从当地党委,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三三制选举政策在乡选的实际落实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难题,同时出现过“左”和“右”的倾向,在尊重客观情况的基础上,边区政府对乡选中执行三三制问题做出了适当修正.

透过对边区乡选的整体考察,本文初步阐释了*革命时期的*路径——动员式*.边区乡级以下的干部来源于本乡本土,普遍文化程度低,开展工作主要依靠熟人关系.动员式*是由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动采用宣传鼓励、组织控制、权威支配等方法来动员最广大群众摆脱既有思维模式,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选举运动的一种*形式.实践证明,动员式*的成效是显著的.然而由于该种*动员方式与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因此来自上层的“动员力”一旦减弱,*的发展也会立刻随之减慢.

本文最后提出,彰显群众路线的现代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的补强思路之一.在时*行的公众参与模式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很难主动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中国*提倡并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调转了参与的方向,强调决策者要主动的深入群众中去.边区基层*选举实践正是在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上才取得空前成功的.时至今日,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路线在改善基层*实际效果、推动基层*历史进程中,仍具有其他模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二篇党校结课论文样文: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严肃课题.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关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命题,既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本研究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为宏观视域,分析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道德教育经验,发展古典教育思想精髓,继承中国*思想教育优良传统和经验,结合心理学原理和接受理论,针对当代大学生的微观心理特征,提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本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个部分.

在导论中综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相关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在第一章中界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辨析了实效性和有效性的关系,明晰了当代背景下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意义,总结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研究了国外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概况及对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提出了心理学关于学习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的理论借鉴意义.

第二章主要界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概念的内涵,得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现状总体上乐观,局部上存在不容乐观的问题的审视结论.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价值取向和社会化状态三个方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现状进行审视,研究和论述了当前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特点和“网络化生存”方式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系,全面总结了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第三章从外在的文化冲突和内在的环境现实两个方面,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在文化冲突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全面的文化输出,是造成大学生意识形态模糊的重要原因.在环境现实方面,非主流意识形态扩展、文化自卑心理蔓延和社会复杂现象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四章重点研究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身问题,对教师、共青团组织、辅导员和师生关系四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审视,认为第一课堂在教材和教学上都存在不利于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问题,第二课堂存在边缘化、自由化和矛盾化倾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存在以定量评价代替定性评价、以客观评价替代主观评价、以经验性替代科学性、以静态评价替代动态评价等问题.

第五章旨在提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的方法体系的思路,认为理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普遍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统一和人本性与服务性相统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应该遵循的原则;重视队伍建设和环境建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应该重视环节;第一课堂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审美化、教学内容人性化、教学模式多样化之路,第二课堂走规范化、课程化、导师化之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应该坚持的路径.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进行了完善性思考.

结论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视和研究大学生思想实际,并以此为基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改革创新教育模式,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第三篇党校结课论文范文模板:元代民间契约关系研究

本文所谓“契约”,是指传统中国以书面形式存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基于相对平等的关系而达成的关于相互间利益和身份安排的约定.契约、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都与秩序密切相关.契约是规划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契约关系的发达有助于造就自由平等、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契约制度则是人们契约行为的制度环境,也是契约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本文在大量契约文书和史籍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对元代契约关系的面貌、机制和特征进行解读.

在元代土地买卖契约中,除立契人、交易标的面积与坐落四至、价款及收付情况这几个必备要素之外,还根据需要对一些权利义务关系的细节做出说明和约定,比如交易标的是否与他人分籍、所卖土地上附属物的权利归属、上手契缴付情况等.出卖人关于所卖田宅不存在所有权瑕疵所作的声明和责任保证,是元代土地买卖契约中尤其重要的内容.元代法律对土地买卖契约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从外部、从宏观上对这类契约关系进行法律规范和限制,包括限制卑幼和寡妇的交易主体资格,控制权豪势要及僧道兼并小民产业,禁止买卖祖墓坟地及树木,同时规定了合法田宅交易的缔约和履行程序.此外,元代法律对田宅活卖契约的法定形式以及当事人的权益配置做了一定的规范和调整.

土地租佃与房屋租赁是田宅所有权人向承租人有偿让渡田宅的占有、使用与经营权的契约关系.元代民间类书所载租佃契式的主要内容是对承佃人纳租义务的约束性规定,黑水城出土的戴四哥等租田契除无保人代偿条款外,其他内容与租佃契式基本一致.在元代社会实践中,租佃契约关系的延续、履行、变更或解除等内容,往往体现在民间交易惯例中,如“增租铲佃”、“兑佃”等.元代的民田租佃关系中,佃户的承佃权在逐步巩固,兑佃也多被地主认可,永佃权正处于萌芽和发展之中.元政府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对民间租佃契约关系中的地租率进行强制干预,但其调控效果很难不打折扣.

元代借贷契约文书中,除立契人及债权人的姓名住址、借贷的种类、数量或金额之外,主要是约定利息率、付息方式、借贷期限或归还日期、债务履行的保证条款等.在信用借贷中,第三人保证条款是必不可少的契约要素.元代的保人保证责任,一是保人在债务人逃亡的情况下承担代偿责任,二是债务人至期不履行债务时,保人承担代偿责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观念、法律制度的协同作用下,人保型借贷契约关系中,通过保人在一定条件下被追加一定的契约义务,形成一种制约机制以保障债权实现,尽管在实践中一般并不需要保人实际履行代偿义务.质押担保是元代借贷契约关系中最常见的物保形式,从文献记载来看,元代民间实践中曾经存在作为债权担保手段的不动产质,但元政府则倾向于将其统一规范为典卖(活卖).元政府以法令形式对借贷利息率和利息总量进行了限制,但在民间社会实践中的高利贷主要是以“巧立文契,虚答本钱”的计利入本或者“翻倒文契、回利为本”的复利计息.尽管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权豪势要群体参与借贷关系,很容易导致契约关系的不自由、不对等,甚至被滥用,但契约自由并未因此受到限制,权豪势要正常参与借贷契约关系是得到承认、允许、保护的.蒙元时期国家针对对民间私债的强制干预表现出了与此前不同的特点和趋势,前期以官府代偿和中止履行为主,后期以延期履行为主,几乎没有采取大范围、无条件完全免除私人债务的干预措施,至多是免除利息.这反映出蒙元时期法律观念中的私权意识较之唐宋时期有所提高.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以契约形式来表达的将身份权利物质化、将身份权利有偿地予以整体转让或分割转让的书面约定,本文称之为身份契约,其核心在于通过契约形式实现人的身份权利的让渡.蒙元时期,由于特定的原因和时代背景,民间各种合法的、非法的人口买卖现象较之唐宋时期更为突出.奴婢买卖契约与田宅、马牛的买卖无异.民间买卖亲属常采用典卖的形式,在契书中除约定典价、回赎事宜之外,尚需约定意外责任的承担问题.民间买卖亲属,也常采用典雇、典嫁、嫁卖的方式,雇妾书式与合同婚书都是人口买卖隐晦间接地以婚姻契约形式体现的典型.“典”为人身之典,承典人支付典价,出典人需向典权人支付原典价才能赎回出典的人口;“雇”则为劳动力之雇,雇主支付雇价,出雇方无需回赎.“典雇”既有“典”的人身依附性特征,又有“雇”的不需回赎的特征;身份权被转让和分割的程度居于“卖”(包括买卖、典卖)与“雇”之间.在元代的雇佣契约关系中,“雇身契”期限较长,人身性质较为突出,出雇人的义务范围是概括性的,“雇身”之称正体现出雇主与出雇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身份隶属关系,元政府对有关“雇身人”案件的审断也反映出其间存在的人身依附性.而雇人运输等短期雇佣关系中,义务范围则是仅仅局限于明确约定的具体工作内容而不涉及其他,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力商品交换关系,不带有身份性.

国家对契约关系的规范、管理以及相关争讼的裁断,是契约秩序得以形成的正式机制.但由于传统契约立法的粗陋和局限,其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大量的民事契约关系基本得以正常运行,从而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经济生活秩序,其重要的机理在于民间契约关系中的第三方参与机制.另一方面,元代契约关系中违约责任条款的设置,也是维系契约秩序的一种自我执行机制,除土地买卖契约之外,其他各种类型的契约关系中都广泛存在.

元代社会的契约关系广泛,类型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民间的社会秩序就是藉此而建立和维系的.但是,元代的契约是实践型的、实用性的,以满足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并不涉及多少复杂的契约权利义务关系.相应地,元代契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习惯和惯例为主要存在形式;正式的契约法既不成体系,也没有理论.

在国家法与民间契约的关系方面,国家法以承认民间私约为基本原则,但以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无害于社会秩序和政权统治为限度.国家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统治,稳定与协调社会秩序,其法律精神乃是建基于权力理论,而不是象现代契约法一样建基于权利理论.

在契约关系的地位和效力方面,有些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效力也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即便是合法的契约,其效力也并不是既定、必然的,政府仍然有可能出于维护统治基础、社会秩序等目的而做出取消或变更其效力的决策.这反映了元代契约法的基础是权力型秩序理念,而非权利型秩序理念.在民间契约关系与国家法之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冲突与紧张的态势,但主要方面仍然表现为契约的效力基本得到国家法律的确定与认可,二者之间呈现出互动性、一致性,这是由契约的功能与国家的功能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把握元代的民事法秩序类型和形成机制,也不能忽视社会结构对契约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其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特征,是社会舆论等非正式机制对契约性社会关系发挥调整作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阶级结构框架下生活的人们,既难以摆脱政治强权、政治特权的影响,从而使得契约关系中平等、自愿、合意的本质属性遭到虚置;严重贫富分化基础上,也难以真正摆脱经济强势群体对弱势者的经济强制,无法实现契约关系在实质上的平等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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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党校结课论文范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电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收获加拿大本土和国际众多文学奖项,有“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之称.纵观阿特伍德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论者把这一创作特色定义为“经典重构”.本论文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结合经典论争的讨论,考察阿特伍德作品主题与“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阿特伍德以“经典重构”的叙事策略成功地表达了“生存”的主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潮流.20世纪后期这些文艺理论的共同核心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权威的颠覆.在此背景下,作为承载了权威、典范、永恒等品质的文学经典,成为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考察“经典化”的过程出发,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完全是根据其美学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通过考察传统西方文学经典,人们发现入选的都是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即作者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决定了经典之列的被包含或被排除.因此所谓经典其实是权力等外因操控与建构的结果,带有种族歧视、男权中心、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裔、女性、劳动阶层的边缘化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典成为社会权力合法化的合谋.可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场.

阿特伍德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她的“政治性”是一种权力意识,本质上是对边缘与中心位置重新排列的兴趣.阿特伍德“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是作品传达的“生存”主题.“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里具有多重内涵,具体来说,即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生存、加拿大民族在英国和美国双重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尴尬生存、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里前景堪忧的生存.概括来讲,就是女性生存、民族生存、人类生存.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传统的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二元对立模式中,显然处于边缘、下层的位置.重构“中心”、“权威”代表的文学经典,为实现阿特伍德寻求的边缘事物到中心从而实现“生存”的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合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阿特伍德修正了男权中心下的女性神话,把女性从“神”的位置上解救下来还原其作为独立的人的真实面目;改变了英美帝国中心下的“附庸”加拿大民族形象,以文学想象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批判了人类中心思想下人类对自然的践踏,对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类发出预警.

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首先从阿特伍德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经典“前文本”入手,梳理了“经典重构”、阿特伍德的“政治性”与“生存”主题的关系,进而指出“经典重构”是阿特伍德传达“生存”主题的叙事策略,即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女性、加拿大民族、自然借文学形式得以发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对文学资源选择性地再利用.第二节是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国内外阿特伍德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目标:从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叙事表层入手,深挖“生存”主题的表达.

第一章分三节阐述了关于“经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典”辨析.通过辨析中外“经典”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指出经典背后隐藏的权力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经典论争”.围绕“经典化”问题形成了“捍卫经典派”和“拓宽经典派”两大阵营.“捍卫经典派”以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坚持认为经典本身具有的审美品质是构成经典的本质要素.“拓宽经典派”认为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主张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精英标准,拓宽经典,纳入更多女性、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第三个问题是“经典重构”.通过对重写、改写、重述、反写、重构几个相近概念的辨析,指出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后现代语境意义.

第二章题为“女性神话的重述”,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女性生存主题的表达.该章首先指出女性在传统文学经典中是以要么“天使”要么“女妖”的两极化形象而存在的,表明女性只是男性以自我存在为参照建构出来的“神话”,本质上反映了女性无言的生存处境.阿特伍德通过赋予文学经典中的女性以话语权,颠覆了男性建构的“女性神话”,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章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母亲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了阿特伍德笔下所呈现的女性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性.第一节“女性与男性”论述了异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分两小节分别从“语言”和“身体”的角度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的反抗.第二节“女性与自我”与第三节“女性与母亲”探讨了同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论述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对女性身份的抗拒与认同.

第三章题为“民族史诗的重唱”,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民族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史诗”这一古老文学体裁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造成的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建构民族身份的努力就是为加拿大谱写“民族史诗”.本章分两节从两个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为寻求加拿大民族生存采取的策略.策略一:召唤“幽灵”,阿特伍德通过梳理本国文学经典、寻找本国文化祖先,树立加拿大的文化自信,从而建构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策略一对抗的是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身份建构的影响,阿特伍德通过写作代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评论专著、塑造苏珊娜·,穆迪为加拿大人原型、追认加拿大土著居民为祖先,表明加拿大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力图解决加拿大民族的“异乡人”之感.策略二:心灵“去魅”,阿特伍德通过构建施害(美国)/受害(加拿大)模式,塑造“施害者”的美国形象,对这一帝国中心进行“反写”.“美国人”在阿特伍德笔下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它与国别的关系不大,而是具有破坏力、征服欲和善于使用现代工具的一类人(尤其是男性)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塑造反面的美国人形象,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而是体现了她对加拿大社会现实乃至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反思.

第四章题为“创世纪的再创”,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人类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权力,而忽视了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前景.阿特伍德通过戏拟的一系列“恶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创世纪”故事,把人类毁灭的图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期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起到预警作用,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章分三节重点分析了《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债与偿》四个文本,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不同角度的思考.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提升.为弱势事物“寻找位置”是贯穿阿特伍德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女性、加拿大与自然在传统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均处在弱势的位置上.如何让这些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事物获得应有的位置,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把非主流事物带到中心,目的并非取代而是获得和谐平等的地位.阿特伍德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非中心的女性、加拿大和自然得以“幸存”,也获得了“生存”应有的尊严.

第五篇党校结课论文范文格式: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及财政保障研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不约而同把推行教育改革和增加教育投资作为促使经济复苏并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产品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高.2010年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内外需失衡、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近年来,党*、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升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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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教育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因素.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国民所受到教育程度同人力资源强国目标相距甚远,人口优势没有形成资源优势.财政投入短缺、历史欠账较多、教育结构失衡等问题长期存在.2008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为160美元,不到2006年世界人均教育经费的一半,不及OECD国家的十分之一.1993年颁布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教育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薄弱地位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对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的实证研究则鲜有涉及.如果不对后者作出科学论证,就不能全面理解教育的经济价值,也无法将我国教育的优先发展战略与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本文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尝试和探索.

本文在卢卡斯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将简单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进行分离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改进.在估算人力资本时采用了生均教育经费法,将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从业人员定义为简单劳动力,并按照其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估算其价值.通过对社会总产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和教育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05,略小于物质资本的0.4,表明我国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人力资本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测算,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1%.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别以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衡量指标,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其与资本、劳动及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提高无论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还是合理化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动态计量的结果得出进一步结论:在各种投入要素中,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且作用力更为持久.

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基石.但应看到,我国教育经费不足长期存在,财政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均存在很多问题.国家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长期无法实现,教育经费“三个法定增长”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现象屡见不鲜.主要原因不是财政能力不足,而是有效统筹和分配财政能力的不足,导致名义财政能力和实际财政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且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职业教育同其他教育之间分配不均.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之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全面认识教育的经济价值,将发展教育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二是深刻认识教育的公益性质,突出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主体地位;三是继续坚持教育投资比例制度,突出教育投资在国家投资中的优先地位;四是推进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五是优化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六是强化教育经费监督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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