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高逸还是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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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人皆尊他为“诗仙”,余光中先生说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寻李白》）.
李白本有心进取,曾流连长安,干谒名公,想有一番作为.他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秋至长安,谒宰相张说,张说病重,旋卒;又谒诸王公大臣,均无果.其间结识张说次子张垍及崔宗之等,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春游坊州,旋踵即归.他于穷途失路之际,作《行路难三首》,乃于夏五月离去.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诗名籍甚的李白引起唐玄宗注意.玄宗乃召其进宫,命待诏翰林.然而,才逸气高的李白向来蔑视权贵,向往自由,对作玄宗御用文人并不乐意,于是纵酒买醉.由于他不肯摧眉折腰,受人羁绊,遂被人谗谤,逐渐为玄宗疏远冷落.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梦想破灭,自知不为朝廷所用,乃上书请还山,于是玄宗给了些让他走人.这样,李白为了换取自由之身,又变成了一介布衣.
李白得罪的权贵究竟是什么人呢?普遍的说法是他得罪了高力士与杨玉环——一个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一个是皇上最为宠爱的妃子.至于得罪的原因,又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其一是说李白曾于醉后引足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碍于玄宗在侧不得不为,然深以为耻,于是到杨玉环跟前搬弄是非;其二是说李白不仅曾令高力士为其脱靴,还曾让杨贵妃为其捧砚,二人一生气,后果当然就严重了.
“脱靴”“捧砚”之事被人传得沸沸扬扬,也令人真假难辨.即使到了如今,还有人借这两个典故来做自己的文章.例如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一书之《文人真面目——“文化人的分野”之五》（以下简称《文人真面目》,其文也载于2013年4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就说：
文人原本就有两副嘴脸,一副叫谄媚,还有一副叫狂傲.谄媚当然没人看得起,狂傲却有吸引力.因此,坊间流传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
易先生是很看不起文人的,在《文人真面目》里,他把文人与士人、学人、诗人作了切割,他说：“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那么,他认为李白是士人、学人、诗人还是文人呢?也许我们能从下面这段话中寻到答案.
士人是去帮忙,文人却只能帮闲和帮腔.这就让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负的,难免愤愤不平.如果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弃,其实是“撒娇”;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因为李白,是并不甘心当文人的.
这段话也出自《文人真面目》.就这段话看来,易中天先生应该是把李白归入他所圈定的文人一类了.虽然他承认李白“并不甘心当文人”,但言下之意,是李白还是当了文人.不然,何来 “撒娇”“撒气”之说?因为易先生讲得很清楚,文人是“只能帮闲和帮腔”的,一旦“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时,“撒娇”“撒气”就在所难免.再者,易先生所举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文人狂傲的故事”,也正是有关李白的.
李白是不是有着“谄媚”与“狂傲”两副嘴脸的文人,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力.我只想说,在这个问题上,易先生大概还没有厘清史稗,当然更没有读懂李白.
就拿易先生所举上述两例“文人狂傲的故事”来说吧,易先生说是“坊间流传的”,事实却不尽然.下面,让我们分别就“脱靴”“捧砚”（即易先生说的“捧靴”“磨墨”）来作一番探讨吧.
先说“脱靴”.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脱靴”条谓：
今剧场演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论者多以为荒诞,而不知事本正史,《旧唐书·李白传》云：“日与酒徒醉于酒肆,玄宗欲造新（“新”误,应为“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
梁氏指出“脱靴”“事本正史”,他还引用了《旧唐书·李白列傳》的原文.这就表明“脱靴”之事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史有明载.
除《旧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外,《新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也有李白“使高力士脱靴”的记叙：
天宝初,（白）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旧唐书》与《新唐书》都采信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之事,足见此事并非“荒诞”.说它不荒诞,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是唐人对“脱靴”有记载,史稗皆言及之.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白脱靴事》：
李白在翰林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李濬《松窗杂录》：
开元中,玄宗将禁中红、紫、浅红、通白四本牡丹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乃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对妃子而赏名花,遂命李龟年持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十二《语资》：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贯休《古意九首》其八：
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玄宗致之七宝床,虎殿龙楼无不可.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等
其二,是李白曾受到唐玄宗的“优宠”.
《新唐书》虽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而其《文艺列传·李白传》却比《旧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多出了近一倍的文字.其中“帝赐食,亲为调羹”的记叙（见前引）,就是该书编纂者所作的增加.所增内容其实也是出自唐人的.李阳冰《草堂集序》即谓天宝年间唐玄宗征召李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皇帝如此优待李白,一直忠心伺候着唐玄宗的高力士,自然不会拂逆皇帝之意.当李白被皇帝高看之际,他又怎好拒绝为李白服务?
高力士之服侍李白,还见于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他日泛白莲池,公（李白）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
高力士曾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累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齐国公,故范传正称他为高将军.他虽深受皇帝宠信,到底是伺候皇帝的宦官.伺候皇帝的宦官偶尔伺候一下被皇帝“优宠”的李白,似乎也无关紧要;何况皇帝也曾亲手为李白“调羹”.以此推论,“脱靴”之事,极有可能.
除了上述两个理由之外,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李白在离开长安多年之后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他追述当年的际遇所讲的如下几句话：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
李白文章中的“为贱臣诈诡”,与前引李濬《松窗杂录》“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及《新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的记叙极其吻合：高力士出身宦竖,无论他当时怎样炙手可热,在李白看来他依然是“贱臣”;高力士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玄宗面前讲李白的坏话,而是暗中作祟,借《清平调》文辞去杨太真跟前搬弄是非,也难怪李白称其“诈诡”.
因此,“脱靴”应该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好事者的凭空杜撰.
次说“捧砚”.
“捧砚”事不见唐人记叙,但北宋时已有之.文载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
唐李白,字太白.离翰苑,适游华山,过华阴,县宰方开门审案决事.李太白乘醉跨驴入县内,宰不知,遂怒,命吏引来.太白至厅亦不言.宰曰：“尔是何人,安敢无礼?”太白曰：“乞供状.”宰命供,太白不书姓名,只云：“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宰见大惊,起愧谢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谒.”欲留,太白不顾,复跨驴而去.
刘斧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所著《青琐高议》内容庞杂,多系辑录或改编前人著述而成,志怪、传奇、琐事、异闻、论议、纪传等无所不包,叙事难免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故李白过华阴一条,未必可信.从孙沔知杭州时,斧尝自京城至杭谒见,求为其《青琐高议》作序一事可知,刘斧生活在北宋中叶,与编撰《新唐书》的宋祁、欧阳修是同时人,《青琐高议》叙李白事有“贵妃捧砚”而《新唐书》为李白立传却对此只字未提,也说明“捧砚”乃没有的事.
“捧砚”事还见于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传》：
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显然,辛文房为李白作传的上述内容当取材于《青琐高议》.然而由于《青琐高议》所叙未必是事实,辛文房所述自然也就靠不住了.
那么,“捧砚”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以为,这或与古人追求行文的骈俪有关.刘斧给李白安排的“供状”就是很好的证明.“龙巾拭唾”与“御手调羹”,“力士抹靴”与“贵妃捧砚”,“ 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与“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不仅互为骈偶,而且连平仄也两两相对.其中“御手调羹”“力士抹靴”唐人是有记载的,而“龙巾拭唾”“贵妃捧砚”却找不到出处,很有可能是刘斧的编造.
那么,给李白“捧砚”（或“磨墨”）之事在历史上是否一点端倪也没有呢?也不是.只不过这与杨贵妃无关.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等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孟棨的记叙表明,唐玄宗曾命二内臣“掖扶”醉酒的李白,给他“研墨濡笔”,并“张朱丝栏于其前”,确实算得上“优宠”了.由二内臣“研墨濡笔”,演变成杨贵妃“磨墨”（或“捧砚”）,张冠李戴,当是后来的事.
要之,高力士为李白脱靴之事,应该不假,至少无法轻易被否定;而杨贵妃为李白捧砚之事,则不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易中天先生把李白归入他所圈定的文人一类,与“脱靴”“捧砚”（或“捧靴”“磨墨”）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并没有多大关系.退一步说,即使这两件事全都如易先生所說是“坊间流传的”“文人狂傲的故事”,但“不才明主弃”与“天子呼来不上船”可不是民间传说,而是出自唐朝两位著名诗人的笔下.
“不才明主弃”是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中的句子,《新唐书·文艺列传·孟浩然传》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 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 “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从“少好节义,喜拯人患难”看,孟浩然的为人,无疑当值得肯定;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看,孟浩然的诗也写得很好.或许因为他觉得唐玄宗缺乏宽广的胸怀,仅仅因为一句诗就对他弃之不用,实在没有容人之量,所以后来他才对韩朝宗约他“偕至京师”并不热心,只顾跟朋友喝酒.有人提醒他,他也全然不当回事;韩朝宗生气地走了,他也不后悔.照此来看,孟浩然应是很有骨气的.
《岁暮归南山》是孟浩然到长安应进士举落第后心情苦闷时所作,诗曰：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唐朝科举有诸多弊端,很难做到公平.作者因科场失利,在这首诗中发了点牢骚是真;但要说“不才明主弃”是“撒娇”就有些牵强了.撒娇,指仗着受宠而故意作态.可是,孟浩然受宠了吗?没有啊！不知为什么千余年后孟浩然会因此躺,被易先生拿来作为“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的“文人”的一个证据加以批评.
“天子呼来不上船”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句子.这句子是写酒仙李白的.当时,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豪放旷达而且特别爱酒,故号“酒中八仙人”.在《饮中八仙歌》里,杜甫用泼墨写意的手法为他们绘出肖像并表现各自的醉趣.诗曰：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贺知章等“饮中八仙”,从王公大臣到市井布衣,尽管阶层不同,但诗人都是以亲切的口吻来以表现.这不仅反映了杜甫本人对他们的认同和欣赏,更是体现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包容.
杜甫对“饮中八仙”的认同是杜甫的事,唐人对“饮中八仙”的包容是唐人的事,易中天先生也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不一样的见解.他从杜甫的诗中看出“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 是‘撒气’”来.撒气,指借他人他物或他事发泄怒气.可是在杜甫的诗里,李白因天子呼唤发泄怒气了吗?没有啊！不知为什么千余年后李白会因此背运,被易先生作为“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的“文人”的另一个证据加以挞伐.
如果说孟浩然被易先生平白烧一烙铁是无辜,那么李白被易先生一再钳住不放则是好不冤哉！前文说过,“脱靴”“捧砚”是被易先生当做“文人狂傲”的典型事例来举证的,尽管“脱靴”事极有可能是真,但易先生却无视《唐国史补》《松窗杂录》《旧唐书》《新唐书》及其他稗史的记载,而是把这事和“杨贵妃磨墨”一概纳入“坊间流传”,说是人们之所以对这类故事津津乐道,一是由于新奇,二是为了获得“替代性满足”.在《文人真面目》里,易先生又说：
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
不是“民众”追求新奇,需要“替代性满足”,喜欢得到“意淫”的快感,“哪怕明知靠不住”,也要信以为真,而是易先生自己想当然地宁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闭着眼睛把某些真相当成了假象.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意淫”之说才能成立.意淫,指通过想象达到对某种现实需求的满足,从而产生愉悦感.如果“脱靴”“捧砚”有一事是真,那还能叫“意淫”吗?
谁都清楚,“脱靴”“捧砚”（易先生称为“捧靴”“磨墨”）都是有关李白的.易先生把二者斥为“文人狂傲的故事”,不仅给了李白以“文人”的定义而且还给他加上了一顶“狂傲”的帽子.
尽管易中天先生指斥李白“狂傲”,唐人却称赞李白“高逸”,后世之人也承认李白“高逸”.“高逸”自然是褒义词,而“狂傲”不是什么好字眼.前人称赞李白“高逸”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诗好（即如贺知章惊呼其为“谪仙人”）,易先生指斥李白“狂傲”却是由于他蔑视权贵.这就有点让人搞不懂了.
总结,这篇文章为适合李白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李白和文化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李白和文化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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