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头脑风暴，打开知识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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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为新冠肺炎疫情向我国捐助物资时,在纸箱的侧面附上“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中文祝福语,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关于诗歌和文化上的种种热议.
素有“知识创造理论之父”之称的日本管理学者野中郁次郎对日本文化也有一些有趣的见解.他在与绀野登教授合著的《创造知识的方法论》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日本企业家抱怨,与欧洲人做生意的时候,“随着工作的进展和关系的拉近,双方会谈到哲学、文学、历史等话题,如果双方谈话没有深度,则无法维持密切的合作”.在野中郁次郎等人看来,日本社会一直为知识贫乏的局面所笼罩,仍然谈不上有文化.
野中郁次郎等人指的是在日本人中普遍缺乏一种刨根问底式的思维方式,这与东方社会注重经验和眼前现实相关.众所周知,认真是日本的国民性格,直至晚年,鲁迅还强调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态度,“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还是不得不买的”.
没有思想家的企业走不远
那么野中郁次郎们所贬斥的具体是什么?在他们看来,就是缺乏深度思考能力.他举例说：“日本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只是具有普遍的事务处理能力和按部就班的能力,不注重概念的构建和思考的深度.”
在日本企业中,“有必要做这件事吗?”“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一般被当作影响和谐的因素而遭到排斥,人们常常听到“胡思乱想什么?还不去干活”之类的话.而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在基层,“员工平均素质高且重视实际经验,组织和个人在知识、能力方面具有潜在的发展空间,但企业无法把它们作为概念进行体系化”.
在日本制造横扫全球的时代,美国企业也引入了质量管理体系,但在执行上仍无法和日本企业相比,不过,日本制造的竞争优势是员工长期工作中积淀而成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掌握在具体员工手里.
很多管理学者都提到,日本企业习惯自下而上地逐层折衷意见,寻找最优解,这种头脑风暴型的决策方式今天已经不合时宜.野中等也指出,“从第一线可以得到非常有意义的经验,但如果不反省、不重新审视这些经验,就无法获得真正的一线思考,单纯的经验主义可能使思维无法超越自己的经验”.
尽管中国曾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没有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野中等看来,日本也是如此,他援引司马辽太郎的说法,幕府末期的日本工匠自力更生,居然复制出了蒸汽机船.司马辽太郎更是在《发掘日本史》一书中写道：“日本人本来就没有思想,或者说正因为没有思想才能一路走到现在等一句话,无思想而有技术.”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球布局的高收益企业却是来自软件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大众传媒业、生物制药产业等以信息、知识为核心的企业.知识产权如今更是很多高收益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然而,野中郁次郎等人意识到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东方人功利心和经验主义使得我们不能很有效地产生知识,因为全社会普遍不懂关于知识的知识.
野中等更是认为,职场中的“头脑风暴”只能处理眼前的问题,知识工作者需要的是全球通用的概念创造力和前景构想力,而本田宗一郎、井深大、松下幸之助这样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某种意义上也是哲学家.可以说,野中郁次郎这本《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既属于经营的范畴,它所关注的知识创造又超越了经营的范畴.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
野中郁次郎等人旨在通过这本书论述“对于知识经营者和知识工作者来说,应该如何构建知识创造的过程”.
在野中等看来,苏格拉底们建立西方哲学的基础是探索“绝对真理是什么”,其根本问题常常围绕人类与自然、主观和客观、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经验和观念、身体与精神等二元对立模式展开.
关于知识也存在一种二元模式,丰田汽车董事长奥田硕说过：“人类的智慧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一种匠人的诀窍,无法把它变成说明书,而显性知识可以用文字描述、说明.”这种对知识的二分法的概念由匈牙利化学家、社会学家迈克尔·博拉尼首次提出,他认为知识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复合体,前者难以转化为语言.
人们要想掌握“知识的原型”,离不开对智慧的热爱和对两种知识的转化过程的了解.野中郁次郎以柏拉图、笛卡尔、杜威和西田几多郎这四位著名哲学家的思考方式作为工具,构建了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和内隱化（internalization）.在知识资产的创造上,野中等人也分析了丰田（S＼I）、本田（S＼E）、英特尔（E＼C）、微软（C）、7-11便利店（I）的知识创造倾向.
胡塞尔说：“真实的自然最初并没有被规律化,然而我们却把规律化的世界当作现实,也可以说意义和现实的关系逆转了.”
西田几多郎的认知路径属于东方哲学,主张从身体经验直观本质,由隐性知识创造隐性知识,对应着“社会化”；柏拉图主张要追求现象背后的概念,他通过假托苏格拉底与弟子们的对话,试图将隐性知识显性化,这对应“外显化”.
笛卡尔的思考方式则是力图将知识客观化,他习惯对知识进行分析和组合,代表了由显性知识创造显性知识,对应着“组合化”；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则代表着通过行动获取知识,并以是否实用来验证知识,是用显性知识创造隐性知识的过程,被野中郁次郎等人概括为“内隐化”.
在野中郁次郎等人看来,知识创造的四个阶段不是相互分离对立和各行其是的,应该将其作为螺旋状的循环过程动态把握.对于企业来说,总体的企业的知识创造必须要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作用.
他们说：“通过各种实践和经验,知识工作者之间潜移默化产生的隐性知识经过外显化变成显性知识和明晰的语言,得以在组织内部共享.每一种显性知识经过分析和战略性整合而统一起来,成为一种实践性知识,企业员工在内隐化的过程中把这种知识吸收、消化和升华.”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说法看似费解,结合革命时期的两种错误倾向就很容易理解了.一种叫经验主义,一种叫教条主义,前者对应着隐性知识,后者对应显性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固守任何一边都会造成与实际的脱节,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反过来说,与实际相符的知识产生于这四种状态的螺旋运动中.在看似相互矛盾的运动中产生知识,这也符合辩证法.
从现象社会学中获得灵感
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是不同类型的“习以为常”,简单地说就是“灯下黑”.不管是习惯性行为还是社会行为规范,人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波逐流,不知不觉中按部就班地保持着这种惯性,我们无法实事求是地冷静观察、判断此时此地面对的事务.
野中郁次郎问：“我们能在早晨起床、洗漱、吃饭、上班的过程中认清自己应有的状态吗?”遵循着既有的思维方式按惯性生活,就难以发现当前的本质和自身新的理想状态.
当刻意学习最终内化为肌肉记忆之时,都会变成一种模式让我们下意识地做事,成为我们意识不到的日常决策,这有它的经济性.我们通过“机器学习”让我们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化了,因为如果连刷牙这样琐碎的事都不能下意识完成,人脑将会不堪重负.然而吊诡的是,新的知识常常产生于对“习以为常”的重新审视.如果你此时正在设计一款新的牙刷呢?
野中郁次郎等人引入了现象学的思考方式来怀疑日常,“我们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每一天像空气一样流过”,但是日常生活真的如此吗?现象学鼻祖胡塞尔对此显然是否定的.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基础存在于我们能够直接体验的日常生活中,其出发点就是自身内在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说,“不是从外部观察直接经验,而是还原到它的内部”.
在现象学中,从意识的外部得来的感觉材料,引起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的意向性相互关系,就是知识.其获取知识的做法先是将作为对象的意向“悬搁”起来,需要停止对它的判断、开放性地看待它、保持对它的注意力和内省.现象学试图通过直接认识对象完成对认知模型的拆解.这种认知模式是文化与环境加在我们身上的.
胡塞尔说：“真实的自然最初并没有被规律化,然而我们却把规律化的世界当作现实,也可以说意义和现实的关系逆转了.如果某种知识构成了具有普遍性的模型,它在成为发现的手段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掩盖的手段.”
当把现象学引入社会学领域时,往往能发现以往看不见的过程、结构及意义.这种方法被称为超验实在论,野中郁次郎等人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学领域的工作是其先驱,比如,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看不见的关键因素决定了上层结构,并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造成了阶级剥削和对立.
将超验实在论引入经济学领域的剑桥大学教授托尼·劳森认为,想要发现社会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机制,归纳和推理都不可靠,假说推理和溯因推理才是合适的方法.劳森进一步指出,溯因推理的基础是类比和隐喻.
创造概念和懂得隐喻
按现象学的说法,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模型”中,其实,也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各种概念之中.概念即是模型.我们所知所感的世界其实是由语言逻辑所定义和限定的.比如,人们见到一个新事物,会下意识地想知道它叫什么,然后便心满意足地走开,自以为知道了它.其实,这就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主要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随波逐流.
同时,尽管玩弄概念常常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但没有概念,我们既无法判断正误,也无法认知事物.所以,创造新的知识离不开创造概念、构建概念.实际上,与“管理”一样,现代汉语中的“概念”这个词也是一百年前从日本输入的.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概念比作手電里射出的光束,它可以照亮某个区域.概念与属性（即经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未间断,“探照灯”扩大射程,照亮未知的领域,概念通过我们自身的思考得以证实、修正、传播,逐渐产生了知识.
综合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这本看似艰深的著作的构建逻辑,就是认知模型、破拆模型和再建模型,可以与日本古代能剧大师世阿弥的创作理论守（继承）、破（突破）、离（升华并定型）进行比照,这也是一种“隐喻”.在哲学上则对应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反、合.
其实,隐喻是我们自以为客观的世界的构成方式,在野中郁次郎等人看来,隐喻也是新知产生的主要手段.一言以蔽之,我们活在模型中,知识来自模型和经验之间的互动.作为更喜欢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东方人和企业,更应该加强破拆和提取概念的能力,概念即柏拉图所说的事物背后的模型,比如相对于圆形物体而言,抽象的圆就是一个数学模型.对于西方人和企业而言,则要加强整体思考的能力,打通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心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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