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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论文范文

中国人口治理的思路需要来一个大的逆转.首先,生育权是每个人的权利,这是地球人的共识与常识.其次,船大要早掉头,持续的低生育会形成负增长惯性.年轻人口增长是人口红利的源泉,年轻人口减少是人口负债的开始.考虑到生育率过低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及时鼓励奖励生育.再次,区分人口的存量和增量问题.人口的存量是历史的遗产,应该善待；人口的增量则预示未来的潜力,应该欢迎.将人口的存量问题归咎于增量,是“头疼医脚”的荒诞做法.第四,人口是慢变量,变化有周期性,特别需要提前警惕和预防治理,人口问题的治理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

中国需要在人口认识上快快觉醒.迄今,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形成了两大惯性：一是“人口负价值”的认知惯性,将一切中国人口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当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如此严峻的低生育危机的时候,还有人在重复中国人口还是多了这样的观点；二是人口发展的内在惯性,正在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从正惯性转向负惯性.

中国人口已经演化到远远不是生育率的高低可以涵盖的复杂问题,虽然低生育率构成了“元问题”.人口价值观决定了人口发展观,人口问题观决定了人口治理观.将人口视为资源,它就能拿带来财富；将人口视为包袱,它就会带来负担.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怎么看待人口,人口就会变成什么.

灵活雇佣与学术资本主义—在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依附性困境研究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张洪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

基于对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在学术界工作的中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深度访谈,本文发现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结构性制约.美国移民政策对于亚裔高技术移民的倾向性导致了他们呈现“超高端筛选”的特征,这种移民选择机制不能证明亚裔族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没有遭遇和劳动力市场不平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高技术移民面临的结构性限制根源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灵活性的全面增加.而移民身份更是导致中国高技术移民陷入依附性困境,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与美国本地劳动力不同的机会结构.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宏观背景下,个体事业发展的风险在升高,移民接收国的政策与移民身份加大了中国高技术移民的事业风险,使得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全面增加时更加脆弱.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信息技术产业还是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创造并且维持着灵活的劳动力,以应对市场变化的需求.对于信息技术产业的高科技公司来说,无论是利用跨国企业优势将劳动力部门外包,还是以美国移民政策为基础来维持大量高技术移民,充足的劳动力蓄水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这些非标准的雇佣关系和短暂的工作合同不仅可以促进学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也能继续强化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

中国高技术移民面临结构性制约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非标准雇佣关系的不断扩张.同时,维系和促进美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非标准雇佣关系扩张的重要机制在于移民政策的改革以及当前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和世界学术体系的主导地位.未来这种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是否能够持续,同样取决于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否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对于人才回流政策的推动.

信訪大数据与重复现象治理的变革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傅广宛本文节选自《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1期

中国重复治理的文化结构是“法”“理”“情”的三维融合体：法体现为国家的意志,理是法治精神的外部延展、情是礼仪道德等情感层面的行为规范.在实际重复的处理过程中,重复治理的文化结构表现为国家、政府、民众的三维社会结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个三维结构关系之上的国法、道理与情感等三要素的冲突与整合.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采用特定三维结构的制度安排,是由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能够得到正面的评价与认可.在重复现象的治理过程中,法、理、情三种因素的冲突是发生调整的主要动因.调整的目标是达成法、理、情三因素整合平衡的适度性.为了减少这种冲突,必须降低“理”和“情”两种高弹性因素的显示度以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法”这种高刚性因素的显示度以增加确定性,最终使调整步入信访法治化的轨道.法、理、情也是权力的某种表现形式,这一调整过程的实质,是法、理、情背后所蕴含的各种权力为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所进行的制度安排的博弈.博弈的稳定结果是将诸要素统一在法律的框架内治理重复现象.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旨在增加社会稳定度的治理形态的变迁之一,就是中国的信访正由法、理、情三维融合体向以法治化为主的一维独大的空间格局进行变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融入,这种变迁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信访大数据包括信访人的基本信息、信访相关的案件信息、信访过程信息、信访环境信息等,几乎整个重复的处理过程都能在大数据中全程留痕.这样既能够对信访老户带来约束,也能够对信访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带来约束.通过信访环境数据、信访过程监测数据等的动态维护和实时更新,能够精准掌握重复和博弈各方在不同阶段的行为变化情况,明晰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法律规章的效力,以及各方的行为发展和行为依据,做到重复治理信息内容全覆盖.在有效解决信访信息单一化、碎片化、闲置化问题的基础上,提炼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模式特征及其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为进行法治化处理提供有效的各种数据依据和法律证据.其实质是以信访大数据分析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和行政流程透明化,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暗箱操作”.利益相关各方基于对法律的敬畏和数据刚性的限制,自然就能够增进自律意识,有效减少“情”和“理”这两种高弹性因素出现的频率,在不受外界约束和情感支配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遵循法律要求,避免治理过程中许多不必要的节外生枝.这样,就逐渐形成和强化了具有可逆特征的双向治理格局.

个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制度的规定和制约.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和以法治为主导的两种类型重复治理模式的规制能力并不相同,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政府现象和治理结果.如果说,以行政行为作为主导的治理称为刚性治理,那么以法治行为作为主导的治理不妨称为法治型治理.刚性治理是行政权力的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浓郁的组织化调控色彩,由此派生出大概率的政治风险和维稳成本,且容易异化,稳定性差.大部分重复现象发生在刚性治理过程中.重复的成因相当复杂,但在政策执行中少数公务员的工作作风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因.不少重复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刚性治理条件下工作作风过于简单具有极高的相关度.优化政策执行是降低重复现象的重要节点.大数据的强项之一就是能够迅速发现刚性治理中的异常值,减少不当行政行为和维稳异化.在某种意义上理解,这是一种减少重复现象的逆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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