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参考 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参考：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研究
2. 第二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样文：基于高职学生职业发展的数学知识技能与相关信息技术研究
3. 第三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模板：译者术语能力探索
4. 第四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例：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研究
5. 第五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格式：数字化生存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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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参考：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研究

随着我国课程改革和信息化教育的推进,特别是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及2003年《普通高中技术课程课程标准（实验》（信息技术）的颁布,我国高中信息技术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速发展阶段.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作为高中阶段信息技术教育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其专业知识水平不仅直接影响着高中信息技术教育的质量,还间接影响着我国国民信息素养的养成以及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然而,目前我国对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专业知识水平状况、专业知识来源以及其影响因素均未进行详细系统研究.因此,需对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教师专业知识理论,以及我国中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现状,构建了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框架.依据此框架,采用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东北地区的403名在职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和174名师范生的专业知识状况和专业知识来源的进行全面调查,试图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状况、专业知识来源以及影响其专业知识发展的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高中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知识总体水平不高.不管是在职教师还是师范生的大部分专业知识的得分率都低于60%,处于不及格水平,未达到《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的要求.从运用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评价体系评价的结果来看,绝大部分教师专业知识综合得分在0.3-0.6之间,其中62%的教师低于0.5,87%的教师低于0.6；具体来看,信息技术教师的学科课程知识水平相对较好,其次是一般教育教学知识,再次是学科教学知识,最低的是信息技术学科知识.另外,教师之间专业知识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教龄、教师级别、教师所在学校级别是影响教师专业知识水平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随着教龄的增长而增长；骨干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明显高于非骨干教师；省重点高中的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也明显高于一般高中的教师；且这种差异在学科教学知识上体现最为明显.

2.根据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特点,信息技术教师可分为低分非均衡型、低分均衡型、高分非均衡型和高分均衡型教师,其中高分均衡型的教师大多是骨干教师,低分非均衡型的教师以中老年教师居多,高分非均衡型的教师以年轻教师居多.

3.利用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在职高中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知识来源研究得出：自身教学经验和反思、与同事日常交流是其专业知识重要来源；教学观摩活动是比较重要的来源,而在职培训和学历补偿教育的作用对专业知识的提高作用不明显.从师范生专业知识来源研究得出：教育见习与实习、教法课是其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而教育类课程、微格教学的作用不明显.同样利用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师范生的专业知识来源研究得出：教育见习实习、教法课是其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而教育类课程、微格教学的作用不明显.

第二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样文：基于高职学生职业发展的数学知识技能与相关信息技术研究

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的发展中越来越受重视,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等阶段,高等数学是其公共文化基础课程.目前的高职数学课程,从数学学科内部出发建立课程体系,一方面较少顾及学生的数学基础,另一方面不能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及工作发展的需求.基于目前高职数学课程与学生水平及需求之间的矛盾,笔者选择某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运输专业作为研究案例,提出了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即：

(1)基于某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运输专业学生职业发展,需要哪些数学知识与技能

(2)基于某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运输专业学生职业发展,需要哪些与数学知识和技能相关的信息技术

基于研究的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综述：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了解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外延、目标定位及发展情况,高职数学课程的定位及现状,以及高职数学知识技能与相关信息技术的研究；二,工作场所中数学知识技能与相关信息技术的研究,了解这一领域的国际研究机构和团体的研究成果,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等；三,美国与新加坡职业数学课程中的数学知识技能与相关信息技术,AMATYC编制的两份数学课程标准《Crossroads in Mathematics》和《Beyond Crossroads》、美国两年制社区学院的数学课程结构、美国课程基础项目成果,以及新加坡理工学院的数学课程设计；四,课程设计理论,选择内容作为课程设计的第一步,是课程设计的核心环节,Lisa R. Lattuca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学术计划和AMATYC与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框架,构成了本文研究设计的两个维度.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法、观察访谈与问卷调查等.参与者有某航空公司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含已毕业学生)、一年级学生、专业教师、计算机教师与数学教师.笔者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编制了1份问卷、1份观察提纲,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针对不同人员的11份访谈提纲.收集的数据资料有：工作场所中的文本资料、专业教材、数学教材、计算机教材,一年级8个班学生的问卷调查与6名学生的访谈资料,以及工作人员(含已毕业学生)、专业教师、计算机教师与数学教师的访谈资料.笔者使用了SPSS19.0和ATLAS.ti分别对问卷和访谈转录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并形成了概念分析框架(如图),采取二次编码、三角互证、受访者检验等方式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研究结论：

(1)数学知识与技能.某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运输专业学生专业学习与工作需要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主要是统计与运筹,但该学院开设的数学课程主要提供微积分相应内容；该专业学生的数学基础薄弱、对待数学的态度消极.

(2)相关的信息技术.某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运输专业学生专业学习与工作需要的相关信息技术主要是Excel的高级管理与分析功能,但计算机课程并不教授Excel高级分析功能,且数学课程并不教授信息技术；该专业学生信息技术基础薄弱.

建议：(1)适当削弱微积分的地位,相应增加统计与运筹知识；(2)使用相关信息技术教学,巩固中小学阶段的统计知识,帮助学生掌握大学阶段的统计与运筹知识；(3)以学生专业学习的需求与工作场所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选择高职数学课程的内容；(4)将数学学科内容与专业和工作的需求相融合,以工作中的实际数据为背景开发数学教学案例；(5)各类人员对数学课程的必要性达成统一认识,创建适当平台,加强数学教师、计算机教师、专业教师以及行业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不同课程之间合理衔接或整合；(6)进一步明确“必须够用为度”的“度”,应定位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而不是最低入职要求.

第三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模板：译者术语能力探索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翻译活动发生了深刻变化,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职业能力要求也随之更新.近年来,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巨大翻译市场需求,我国部分高校开始设置翻译专业,以前的“译者培训”升级为当今的“翻译教育”.术语是知识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代表了一个学科领域的概念体系,在知识交流和技术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翻译行业非常重视术语的翻译,翻译项目工作流程的每个环节几乎都会涉及术语问题.可见,术语能力已成为应用型翻译人才所必备的一项职业素质.译者术语能力即译者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术语问题所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系统.本研究旨在探索新形势下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状况,将译者术语能力置于翻译能力的研究框架之下,对其进行重点研究.

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是当前翻译能力研究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繁荣期四个阶段,其研究模式日益完善,形成了以内省法为主、多种其他方法为辅的研究方法体系,为译者术语能力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近年来,翻译研究的认知视角兴起,主要包括翻译专业技能、翻译信息加工、翻译策略研究.本研究将译者术语能力看作一种专业技能,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具有不同翻译经验的译者,发现术语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将术语翻译看作一种信息处理过程,通过分析实证研究中术语翻译过程,构建术语翻译的工作模型.借鉴翻译策略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关注译者术语翻译所选用的认知支持类型.从术语翻译原则与方法、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三个方面,总结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的进展,为本研究提供术语学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对译者术语能力进行研究定位,阐释译者术语能力的理念,初步构建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模型,为下一步进行译者术语能力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在实施译者术语能力实证研究之前,本研究针对翻译行业的职业趋势进行了两次社会调查：翻译企业网站调查和翻译能力认知情况问卷调查.网站调查主要发现：当前翻译行业主要需要笔译、口译、译审、资深翻译、翻译项目经理、口笔译兼备、翻译质量控制、本地化翻译等八类翻译人才.翻译人员应具备中外文语言及互译能力、文本审校及质量控制能力、专业领域知识、计算机操作技能、翻译技术应用、本地化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职业道德、良好的心理素质等十项基本素质.翻译企业非常重视术语的翻译,并将其在术语翻译方面的特色作为企业宣传的资质优势.问卷调查主要发现：各组人员认为最为重要的四项素质依次为：双语交际能力、专业领域知识、质量控制技能、职业道德.各组人员对译者各项素质的认知的主要差别在于计算机操作技能、文献管理与信息检索技能、翻译技术的应用技能、工作压力承受能力等四项.在校学生对这四项素质的认知度低于职业译者.在校学生对译者术语能力的认知度也较低,尤其反映为对文献能力、管理能力、专题能力、技术能力的认知度较低.

本研究选取具有不同翻译经验的三组被试（本科组、硕士组、职业组,每组五名）进行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使用多种方法引发和收集相关数据,并通过多元数据定位分析方法,汇总实验所得各种来源的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术语翻译效率、术语翻译决策、工具资源使用、术语翻译认知四个维度考察各组被试的术语能力特征差异.

三组被试的术语能力特征的主要差异表现为：

术语翻译效率：本科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最少,术语翻译质量最低；硕士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最多,术语翻译质量居中；职业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较多,术语翻译质量最高.从总体上来看,术语翻译时间会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而先大幅增加而后略减,术语翻译质量会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而逐渐提升.在译者对所涉领域不熟悉的情况下,术语翻译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用于文献检索.

术语翻译决策：本科组所采取的主要认知支持类型为简单型,即SES和SIS.职业组和硕士组对IS-ES型认知支持的选用次数远多于本科组,说明职业组和硕士组在进行术语翻译时更擅于将内部知识和文献检索提供的外部知识相结合,职业组在这方面表现最好.硕士组对DES类型的选用最多,职业组次之,本科组最少.硕士组对DES型的选用次数最多,复杂度最高,说明硕士组对外部主导型支持的依赖度要高于另外两组.简单型认知支持是术语翻译错误的主要原因.

工具资源使用：本科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单一,以词典为主,较少使用网络资源；本科组倾向于简单地接受词典查询所提供的译名结果,且不擅长使用网络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硕士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丰富,涉及词典和多种网络资源；硕士组能够使用词典软件提供的多种资源,但不注重专业词典的使用；硕士组所用网络资源检索词的有效性低于职业组,他们不擅于使用策略从搜索结果中快速定位相关信息.职业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丰富,涉及词典和多种网络资源；职业组较为注重专业词典的使用,将专业词典提供的译名作为术语翻译决策的重要依据；职业组对网络资源检索的使用次数多于硕士组,所用检索词的有效性较高,擅于从搜索结果中快速定位相关信息,且对文献检索结果的权威性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

术语翻译认知：各组被试皆指出术语翻译为翻译任务的主要难点,但职业组对术语翻译的认识最为深入,硕士组次之.本科组没有术语管理习惯,对术语翻译的认知较为简单和笼统,且存在实际表现和其术语翻译知识不相符的现象.硕士组基本没有术语管理习惯,其术语翻译知识比本科组更为丰富、具体.职业组大都具有术语管理习惯,其术语翻译知识最为丰富、具体.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对译者术语能力的初步模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构建了术语翻译的工作模型.基于此,对翻译专业的术语能力培养提出教学建议：建议翻译专业术语教学应实现理论能力、语言能力、专题知识、信息素养、心理素质、应用能力六个具体教学目标；建议翻译专业实施阶段式模块化术语课程设置,逐步培养译者术语能力的修订模型中的六种素质,侧重信息素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建议翻译专业的术语教学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翻译工作坊、翻译案例教学、翻译项目教学、企业实习、论文写作等形式；建议翻译专业建立信息化术语教学资源体系,其中包括各种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和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实施,加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

本论文是针对译者术语能力的一次探索性研究,虽然所得研究结果与理论发现尚需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检验,但本研究对于加深我们对翻译能力的认识,推动翻译能力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所提出的教学建议,有助于促进我国翻译教育迎合翻译行业的实际需求,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翻译人才.

第四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例：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研究

当今人类社会已从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信息、知识成为社会中的最基本的资源.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变革,以适应信息时代、知识经济以及学习化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教育信息化变革浪潮.在教育信息化变革背景之下,全球教育都同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于是,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信息技术教育应用问题的极大关切和重视,并把它作为实施2l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新阶段,也是教育、教学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更是深化学科教学改革的根本途径.

大学英语是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是培养和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于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被提上了日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我国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已经成为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近几年来,人们对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近些年来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遇到了瓶颈,学校在一*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之后,并没有看到人们期望的应用效益和社会效益,教育信息化的作用逐渐引起部分人的质疑和反思.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的过程往往是一个“生态进化”过程,其中技术作为“外来物种”,它的闯入必将变革和影响系统演化,对技术的选择、接纳与融合便成为大学英语教师的重要职责.可以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成效如何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大批具备良好教学技术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师资队伍.因为教师拥有着是否在教学实践中使用技术、选择使用何种技术、使用多长时间以及怎样使用技术的决定权,是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的关键因素,决定着课堂生态系统的变化与发展.而这一过程受到教师个人因素包括计算机自我效能和认知信念的影响.但是,在当前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是整合模式、教学设计以及对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而对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教师信念研究还不够,尤其具体在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方面的研究至今还很少有人涉及.当今,对外语教师的研究视角已经开始从分析教师的外显行为转向了外语教师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认知过程,研究的焦点更加集中在教师的内心世界之中.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computer self-efficacy)是人们对于自己使用计算机完成某一任务的能力的自我判断(Compeau&,Higgins,1995).即:个体对自己使用计算机能力的自信程度,是自我效能感在计算机知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而大学英语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环境下,就是教师对自己能否使用信息技术有效地完成英语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能力的主观判断、知觉、信心和信念.

目前国内外对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证实,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是影响计算机应用乃至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教学的重要变量,它和各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活动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显示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专业发展以及教学经验是影响教师进行信息技术和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的关键因素.本人进行的先导研究显示大学英语教师对信息技术所展示出来的自信心程度和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本研究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聊城大学外语教育学院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和信息技术整合感知之间的关系.这项探索性的研究选择特定的样本总体来检验可能抑制或者鼓励教师进行技术整合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专业发展和教学经验.通过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来探讨在考察的因素中间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大学英语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知和他们的技术整合之间存在着中等的、在统计上显著相关的关系.这种发现也得到了定性分析的支持.本研究的结果对未来的研究,比如说专业发展、继续教育、技术培训还有教师教育项目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对处理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做法,为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尽一份绵薄之力.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笔者首先论述了该项研究的背景,即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当前对外语教师研究范式的转变；接着阐述了该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首先,厘清概念.对本文研究背景中的几个概念进行了了阐述.这包括：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由于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也被看作是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在本部分中还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了解其研究的发展历史,提出了影响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的外部和内部障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其次,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视角,计算机自我效能,由于计算机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理论在计算机领域的运用,是自我效能的下位概念,所以先对自我效能进行了深度解析.

第三部分对计算机自我效能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目的是对计算机自我效能的定义、形成、测量、维度、分类、作用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深度解析,为本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部分为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考察大学英语教师关于他们有效使用教育技术能力的信念或者说他们的计算机自我效能和他们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技术整合的现有水平.本文采用了一系列的调查问卷例如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量表（CSE）、教师技术整合自我评估量表（TISA）等等,探索聊城大学外语教育学院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和信息技术整合感知之间的关系.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本质上是教师的主观感受,因此采用自我汇报的调查问卷容易带有主观倾向,并且与实际的课堂教学行为有时会出现不符的现象.所以笔者又进行了访谈、课堂观察等质性研究,来作为对量化研究的有力补充,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视角和问题.

第五部分为研究结果和分析.结果发现在大学英语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知和他们的技术整合之间存在着中等的、在统计上显著相关的关系；而教师的教学经验以及专业发展的周数与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这种发现也得到了定性分析的支持.

第六部分为结论、讨论和未来研究建议.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了如何完善我们的教师发展项目以及提高教师的计算机自我效能的措施,最后指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五篇大学计算机专业论文范文格式：数字化生存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随着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也越来越多的将其融入,并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途径,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纷纷开展了相关项目研究和探索性尝试.国内许多地区,也纷纷把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纳入地域发展规划之中,大力发展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国内外不断进行着数字化技术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探索与应用,其重要作用和前景已日趋显著和宽广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历史文化资源极大丰富的陕西省为中心,对数字化方式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进行研究,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阐释界定,认知了当前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所存在的矛盾,探讨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基础理论,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主体,提出PIPP模式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理想模式以及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

第一章主要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概念界定.在考述“历史”、“文化”、“文化资源”基础上,本文认为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是指人类过去发生的事物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而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精神要素以及附着在物质上的精神要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需要得到大力保护与开发.在当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但是,两者又都不能忽视,既不能一味地开发,也不能一味地保护,必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因此,各种业态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都一定要处理好,而数字化方式的保护与开发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不断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手段.

第二章对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阐释与分析.首先,数字化是指将客观事物(信息、信号)抽象,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形成“比特”(数字0和1),并对其进行加工、存储、处理、表现、展示和传播的过程.其次,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主要包括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考古、数字修复、数字保存、数字管理、数字集成、虚拟现实、数字出版、数字传播等内容.再次,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涉及到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内容管理与发布技术、3S技术、网络技术等重要技术.文化空间知识可视化理论、信息科学理论等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重要基础理论.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出现的三维技术在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中必不可少.另外,基于三维技术通过计算机对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与人机交互的虚拟现实理论与技术可以大大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水平,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展示,极力拓展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途径,并使得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日趋融合为一体.

第三章主要围绕陕西省分析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极大丰富.时代的发展,使得丰富的陕西历史文化资源必须得到大力保护与开发,陕西省在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往往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样,当前“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呼唤既能充分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水平又能几乎不破损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是时*展的趋势.一方面,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协调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并有助于宣传地域历史文化,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并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及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极具必要性.另一方面,陕西科研力量雄厚,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就,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有着充分的基础与条件,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

第四章对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各类主体进行了分析认知.按照参与性,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主体构成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包括研发主体、利用主体和控制主体等.不同主体之间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交织,而且角色又可以重合和转换,并存在着相互影响或制约的关系.研发主体可以分为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图书馆、文化企业、个人等；利用主体可以分为研究型(研究Ⅰ型和研究Ⅱ型)、*型和一般型三种不同的类型；控制主体则包括国际组织、国家、省内各级政府以及各有关机构等.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需要这些主体在发挥好本体作用的基础上,与其他主体之间协同努力,共同推进.

第五章对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诸多主体努力下,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闻名世界的大型遗址博物馆,国家AAAAA(5A)级景点,其数字化过程涉及到文物考古、保护与博物馆*、展示以及数字化景区旅游等众多方面.陕西数字博物馆是我国首座省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创建、依托全省馆藏文物数据库信息和集观赏性、知识性、互动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数字博物馆,标志着陕西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辉煌,迈出了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跨越性的一步,为国内外数字博物馆建设进行了重要的实践性探索.陕西师范大学袁林教授对古籍数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有着特别的意义.作为诞生并飞速发展在数字化时代的著名旅游休闲度假区,曲江新区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虚拟展示与网络传播,是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重要代表.

第六章提出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理想模式——PIPP模式.在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着政府模式、私人(个人)模式与企业模式三种基本的模式.但是,这三种模式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而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PPP模式也被尝试着运用,体现出了一些优势,但是仍然存在着不足与缺陷.这样,PIPP模式成为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PIPP模式,即公共部门—中间组织—私人部门的合作模式(Public—Intermediary—Private Partnerships),主要是通过中间组织(intermediary)对政府与私人部门者进行组织、沟通与协调,形成三方力量共同推动公共项目运行的一种模式.PIPP模式属于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物,主要是在具体的项目运行中体现其优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中都可以得到应用,作为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工程项目对其应用则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七章探讨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是当前数字化生存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产物,极其有利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文化产业发展,而文化产业则又是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并可以进一步提升国家与地域文化软实力.通过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可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成果和显著标志.可以依托专门机构与企业形成文物数字化保护、修复、管理、复仿制等业务的文博产业,成为文化产业新业态.还可以发展以传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持,通过一定的软硬件设备以及网络等渠道为人们提供数字化旅游产品和数字化旅游服务而形成新兴的数字旅游产业.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中的数字考古、文物数字修复、数字管理、数字出版、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内涵都是数字化时代媒体产业大发展的重要基础,既是传统媒体传播的技术基础,也是新兴互联网企业不断凝聚“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在文物数字化后,通过利用专业人士取得的成果,动漫游戏创作者们稍加创意和运用一些创作技巧,则很容易开发出一系列文物类动漫短片和小游戏.而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创制动漫游戏产品,市场不仅仅在于用户、玩家,其重要市场就还在于文化、非遗保护系统“政府买单”以及民俗景区景点强化旅游产品的需求,存在着的巨大商机.通过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可以使广告创意素材来源极为丰富并便捷,即使是“泛专业人士”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创意、制作相关广告,也会得心应手,有利于广告产业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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