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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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宽松的管理制度、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极度匮乏、教育管理人才的私人交往及“传道济世”的群体精神共同推动了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频繁流动,对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
中图分类号：C9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00X（2020）03-0151-03
Abstract：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loose management system, the extreme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alents, the personal contacts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alents and the group spirit of "preaching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contributed jointly to promoting the frequent flow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alents in Huna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nan educ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alent; causes of talent flow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迎来蓬勃发展,私立教育进一步繁盛,尤其“明德、修业、楚怡、周南、衡粹、隐储六校,既经据称设立多年,成效显著“,获得了教育部的通令嘉奖.[1]、蔡和森、李维汉、田汉、向警予等人均在这一时期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新主义革命人才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成长成才一方面归功于自身的努力与勤奋,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为代表的进步教育家群体不遗余力地帮助与培养.作为当时湖南教育界的名流,朱剑凡、徐特立、胡元倓等人通过身兼数职、跨校任职、创办新校等方式,认真履职学校管理,为民国初年湖南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作者将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不囿于一地一校办学,充分发挥教育管理能力的行为称之教育管理人才流动.
作者目前所及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民国初年教育人才流动的并不多见,关于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专著论文更是极为鲜见.一些教育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描述中触及到了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基本史实,但因为研究视角的原因,大多停留在叙而不议的阶段,很少有就此深入下去的,对流动背后的原因更是缺少关注.鉴于当前相关研究成果阙如,本文拟抛砖引玉,就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进行简要探讨.
胡元倓、徐特立等人在民国前的湖南教育界已颇有声望,如果安稳于一校,日子固然轻松惬意,但他们频繁流动于省城各校,或兼任他校校长,或跨校任职,或新办学校,或任校长兼教员,工作十分繁忙.作者认为,他们舍弃安逸与轻松,选择了“折腾”与忙碌,其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背景特殊,管理制度宽松
任何事物都是一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同样如此.1913年二次革命后,中华民国名存而实亡,袁世凯死后更是陷入军阀混战局面,湖南地处南北军阀争夺的中心,导致湖南政局更迭十分频繁.“十余年间,掌握湖南实权的最高军政长官共更替了十三人次,其中除汤芗铭、赵恒惕督湘时间稍长外,其余均不及经年”.[2]民国前期主政湖南者,多推崇“废督裁军”“联省自治”的主张,除汤芗铭、赵恒惕外,其余主政者均来自湖南本土,为了获取学界支持、捞取政治资本,至少表面上他们都比较重视教育,其中三次出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最热心地方教育,“终身关注和支持明德的发展”,从“1905年到1930年去世,一直担任明德学堂、明德学校、明德中学总理、董事长”[1],还为多次明德发展慷慨解囊,给明德中学最大限度的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形成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使民国初期的教育“在制度化、普及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步伐”,[2]尤其是关于公私学校教育管理人才选聘规章制度的确立,加上主政者走马换灯,对地方教育介入不深,对教育管理制度的细节无暇顾及,因此总体上形成了有利于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宽松环境.民国初年湖南的中小学及中等师范教育占比最大,最受政府重视.针对公立私立的不同,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其中关于教育管理人才的选聘,制度规定“省立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校长由董事会遴选,报省行政长官任命,私立中学及私立中等师范,学校校长由董事会聘任,报省教育厅备案”.[3]私立学校经费自筹,校长人选无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备案即可,公立学校校长虽需省行政长官任命,其实选聘大权交予了董事会,而董事会大部分由热心地方教育的知名人士充任,重视受聘对象的实际才学,因此朱剑凡、徐特立、胡元倓都曾得以高票当选公办学校的管理者.
二、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
教育要发展,关键在教师,更关键者在于教育管理者.清末民初,“湘中教员奇缺,谙管理法者亦鲜其人”,[4]优质教育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武昌首义到长沙首应,革命如暴风骤雨,迅速席卷中华大地,政治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思想与观念,教育作为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逐渐重视选送幼童出洋留学,留学欧美的青年才俊偏重军事与科技,极少以教育为业,导致清末教育管理人才极度稀缺.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在20世纪初赴日本考察或学习,他们关注的焦点在教育,学习的内容也是教育理论,科班出身和系统的教育理論学习使他们成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界不可多得的管理翘楚.徐特立虽系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但也曾到上海和日本考察教育,民国前已经主持兴办教育、民国初年又赴法勤工俭学,这使徐特立视野进一步开阔,对如何办教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5]优质的教育管理人才总是稀缺的,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又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只有让已有的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充分流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从而有效解决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这种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使“熟悉教育的教育者创办、主持私立学校,是近代化湖南私立教育的一大特点”,[2]直接的结果是“私立教育发达,成为民国前期湖南教育的亮点和特色”.[2]
三、教育管理人才私交甚笃,相互帮衬俨成常态
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是极度匮乏的,真正有水平有能力有见地的教育管理者总是少数,而这些少数人之间互通声息,私交甚笃,在兴办教育上互相帮衬,必要时施以援手,是促成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重要原因.民国初年湖南教育家群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虔敬有序的师生关系、血浓于水的亲戚关系、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便于他们交流、互荐与帮衬.
师生关系者如朱剑凡与徐特立、周震麟与徐特立、胡元倓与谢祖尧,前者曾是后者业师,双方关系极为密切.1905年徐特立考入周震麟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朱剑凡时任该校教师.徐特立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于1912年至1915年还受聘至宁乡驻省师范学校任教,讲授《国文教授法》,[6]也曾在此期间应邀到周南上课,严格来讲,周震麟和朱剑凡都是徐特立宁乡驻省速成师范的老师,因此即使徐特立贵为一校之长,校务十分繁忙,但凡周朱二师有需要,徐特立也能毫不犹豫地答应.长沙师范学校是徐特立亲自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校长,1920年任命朱剑凡兼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事务繁多的他也能欣然应允并尽力而为,彰显两人的特殊关系.1924年,朱剑凡诚邀徐特立担任周南教务主任,[6]不能不说也是私交发挥了作用.谢祖尧系明德毕业生,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回国之后聘书纷至沓来,胡元倓知晓后,要求他优先服务母校,谢氏对胡元倓素来敬重有加,二话不说就留下来了,“担任明德*校长近30年”.[7]后来谢祖尧还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对明德和一师的发展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亲戚关系者如胡元倓与龙绂瑞等.胡龙二人系表兄弟关系,同是明德的共同发起和创办人,开办之初,胡元倓任监督,龙绂瑞任副监督.围绕明德发展,龙绂瑞竭尽所能,当明德因容纳革命活动被清政府打压之时,为防明德遭遇不测,龙氏亲自出面创办经正学堂作为后手.其后龙绂瑞创办了长郡中学校长,后来还担任过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楚怡高工、艺方女校等校的校董,但始终没有卸下过明德董事的担子.
同学关系者有胡元倓与朱剑凡、陈润霖等.20世纪初,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等人负笈东游,同入弘文师范学院就读或赴日考察教育,结下同窗之好,后又一同归国办教育.胡元倓办学最早,所办明德当时影响最大,能够对其他好友的办学提供启示和借鉴,必要时候他还亲自出马,施以援手.胡元倓对民国前后的湖南教育贡献颇多,“周震麟办修业学校、陈润霖办楚怡学校、方克刚办妙高峰中学都或多或少与胡元倓有直接间接的关系”.[7]
四、教育管理人才深怀“传道济世”情结
湖南地处中部地区,思想观念并非极端保守,也有开放包容的一面,被称为近眼看世界*的魏源即来自湘西的邵阳地区.近代相继兴起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才群体,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主义革命人才群体的兴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摆脱了百余年来被奴役和侵略的历史.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讲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主张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家群体出生于晚清时代,自幼受到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铭刻其心,须臾不忘.当湖南教育管理人匮乏或某些特殊关键时候需要他们挺身而出,他们也能毫不犹豫,用知识分子的铁肩担负起发展湖南教育的道义.
民国初年,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潮流,通过办教育开民智、造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是选择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渴望.胡元倓在其向清政府呈递的申请开办明德的报告中,阐释其办学初衷：“窃维生存竞争,愈剧愈烈,非兴学无以图存,非毁家无以纾难”[8]充分表明其办学心志绝非为升官发财所走的曲线救国之道.正因如此,胡元倓为了办好明德可以说不顾一切.他通过“磨血式募捐”,为明德发展募集办学经费,他节衣缩食、自掏腰包,只为减少开支,他淡漠名利,一心办学,1915年因为办学成就和个人声望,胡元倓完全有望当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但胡元倓公开发文婉拒,他表示“兼顾明德南北两校事务异常忙冗”,因此“此次改选无论会长、干事,均不愿被选”.[9]
徐特立、朱剑凡、陈润霖、罗辀重等人办学,莫不如是.1912年辛亥革命后,徐特立曾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会长,两个月以后即辞职,“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教育救国论者”[10]徐特立离开省议会之后,应聘到省教育司担任科长,不到一月又辞职,“因为我识破了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就仍回教育界”.[11]朱剑凡兼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只为办好学,从不计较个人待遇,因此无论是管理工作,还是登台授课,朱剑凡不拿一分一厘,完全义务帮忙.醉心于办教育的朱剑凡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坚决反对,遭到时任湘督汤芗铭排挤,朱剑凡毫不恋栈,辞去任职一年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职务.[12]创办楚怡工业学校的陈润霖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教育司司长,不久去职,专心于楚怡学校”,[7]后来又曾于1913年受命创办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对办学兴致颇高,对不屑一顾,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娄底的罗辀重1912年接任陶龛学校校长,191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20年学成归国,本来有机会留在省城担任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但是他婉言谢绝,回到偏僻的湘中农村继续办学,使陶龛学校名噪一时.[13]
民國初年教育管理人才频繁流动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宽松的管理制度、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的现实、教育家密切的私人交往和“传道济世”教育家情怀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实现了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弥补了人才总量的不足,推动了民国初期中小学和中等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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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特立年谱[M].人民出版社,2017.
[7]陶旅枫,彭新卫.明德人轶事[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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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武衡,谭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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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段振榜,等.娄底近代教育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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