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民族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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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自古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其空间地域条件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特点,这种地域形态上的明显差异使得九州大地民族各有特征.如何处理好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尤其各民族政权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历代王朝的内部稳定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少数民族政权的联姻则成为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宋代被认为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其经济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使得北宋王朝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俨然摒弃了汉唐以来一以贯之的嫁皇室女换取和平羁縻的和亲策略,而代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民族政策.显然这在当时与之后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使民族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和亲”嫁女在宋朝外交中画上句号.
关键词：北宋;民族政策;和亲;调整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6.075
提起宋代,后人评价多是其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环伺中,积贫积弱.然而却少提到宋朝经济发展的盛况,更少有注意北宋王朝以经济上的优势为利,在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策略上发生的重要转变,这种变化不容小觑.在对待少数民族政权上,宋王朝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弥补军事的不足,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互市”贸易为手段,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市场体系中,使其经济要素成为宋王朝经济中的一环.从而摈弃了传统的被动嫁或宗室女于少数民族首领来维护和平邦交的和亲手段,这种民族政策的转变既体现了创新和改变,也体现着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所以仅从表面上直观简单的评价宋朝,难免会对其历史地位放小.因此,对宋代历史再审视再研究,有其时代重要意义.
1 北宋的民族政策
北宋立国之初,周边就有已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南的大理国、吐蕃部落,雄踞北方的契丹等政权,以及之后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周边众多的政权威胁着宋朝的国家安全,给刚走向统一的宋朝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危机.不得不说生于忧患,而长于忧患,是对当时宋王朝的真实写照.内外压力,如何立国安民,让赵宋统治者感到棘手.宋初几次北伐的失败宣告了武力实现统一难以实现.对内,统治者以“杯酒释兵权”解除诸将兵权,并且世代与将帅联姻.又以“祖宗之法”来形成制度垂范后世.对外,面临盘踞北方的辽与时叛时好的西夏,以及西南的众多部落政权的觊觎,如果没有合适的手段措施,恐边患难以稳定.而借助优势的经济强力成为对付周边政权的利器,通过经济优势互补迫使民族政权和平共处甚至称臣,以达到国界安宁.议和后与少数民族开“和市”“榷场”成为宋朝常用之法宝.
“每当少数民族与宋王朝交战或各少数民族示不臣之意时,宋朝则立即停止互市,以此迫使少数民族停止战争或归顺.”就像马克思曾经说到“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时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各民族间经济的依赖性可见一斑.以议和、互市替代传统的和亲之策,就宋而言这是其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说明可以用经济优势占据主动性,在对外政策中,利用空间更大.如宋朝将中原农作物作为制衡少数民族的利器,使少数民族罢兵屈服.再者可知南方、西南食盐需要从内地交换,宋便利用食盐为工具与其开展食盐互市,达到：“天子济我食盐,我愿输与兵食.”从而使南方稳定.茶、粮食、布帛、瓷器则为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必需品.宋夏每交战,宋立马断互市、榷场,使夏“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即使有三川口、好水川等战役的胜利,但西夏却苦于宋王朝的经济封锁,国计艰难.历史也证实“在西夏建国的一百多年中,虽然宋、夏政治关系多处于敌对状态,在经济关系方面,却难分难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史料可知宋辽之间的交往也无不与互市相连.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作为政治方式的辅助手段,为古代处理民族政权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历来受统治者重视.汉、唐等朝统治者曾将其大量运用于处理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中.显然和亲对大一统和形成“天下一家”观念有实质推动意义.窥探汉初,无和亲之策,也就无法实现汉初的休养生息与“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与大一统恐将难以实现.唐大一统无不与“和亲”紧密相连,“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使唐太宗獲得“天可汗”尊崇.据统计,汉朝与边疆民族和亲达11起,南北朝有29起,隋唐更达45起之多,“和亲”之策俨然成为隋唐处理民族关系的宠儿.宋既为中原正统王朝,沿用前朝一如既往的策略合乎潮流.然和亲之策在宋朝与少数民族中却突然断裂.作为中原王朝处理与少数民政策的重要手段突然断裂,这与其说是一种新现象,毋宁认为是其民族政策有新的方式手段可以替代和亲.纵使文献里偶然出现“和亲”字样,也仅是指和议的意思.所以宋朝以经济手段代替“和亲”显示了民族政策的转变,这无疑是一种重要调整.
2 北宋民族政策转变的原因
2.1 文化优越感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并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高度发展并领先世界的中原王朝,显然心理对周边少数民族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之感,加之宋朝科举大兴,文人地位日渐提升,统治者“重文抑武”之策的施行.文官士大夫的这种儒学文化优越性无不体现出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冬梅教授也曾讲到：宋士大夫代表了文人的最高责任站在天下的视野下评论时政',正是由于统治者给他们提供了这种环境与沃土,使文人的情怀寄托于家国天下,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作为传统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对以文治立国的宋朝君臣来说,“他们都深受狭义儒教之训诂学、道学所束缚,自然而然把和亲政策与*道德对立起来.”与周边的交往打上了偏见的烙印.
唐宋朝文化都极为发达,但宋朝文化为一种内敛型的文化,而非唐那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之风,作为文化推陈出新又与“复古”潮流文化并存的朝代,其文化的世界性显然没有唐朝那样开放.“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范围,对外来文化吸收,几达停滞状态.”内敛型的文化特性使得“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尤其对周边蛮族文化的鄙夷,容易滋生文化轻视与民族偏见.这就使得宋拒绝与少数民族和亲成为可能.而细数历史上的和亲,长于深闺之女眷,虽说嫁于少数民族王、汗,然毕竟汉民族文化传统与观念难以融入少数民族域外文化,承受着“逆缘婚”俗的压力.另外自小享受着精致的生活,突然远嫁塞外转向大漠、草原生活,这种落差是中原权贵难以接受的.唐太和公主远嫁回鹘,帐中留连号啼者数日,其后至少又嫁于三位可汗的悲剧命运.所以不管怎样看待,宋朝以经济型对外方式替代“和亲”之策,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表现.
2.2 民族偏见观
当时民族矛盾的冲突,也激发了宋朝文武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将公主下嫁蛮夷岂不有损尊严与国威.而“决定和亲发生与否的是两个软性条件,一个历史条件便是没有强烈的此贵彼贱的民族偏见.‘民族’偏见强烈之时,认为与‘非类’结亲是奇耻大辱,宁可赔钱而不肯赔夫人,当然是不会联姻的.”有着中原正统地位的赵宋,面对少数民族主动请与和亲,请嫁宋之公主,宋也以各种理由不应,而宁愿多予以金帛,也坚决拒绝和亲.“宋人对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称儿皇帝之类行径及表现出来的那种义愤,说明在汉人心中并未将入主中原的沙陀与契丹视为同类,”北宋甚有这样的怪象,北宋大臣如参知政事张洎、司马光等都讲历史上和亲的好处,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本朝和亲反持否定意见.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派人与宋和亲时,参知政事贾昌朝直接以“和亲辱国”反对.1061年西夏谅祚请婚,宋即诏答“惜尝赐姓,不许.”显然宋朝以传统观念为由拒绝夏的请求,维护中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传统.
回鹘与唐和亲的负面影响,唐太和公主等所受之遭遇,都使宋朝君臣对少数民族颇有反感,他们也明晰少数民族向中原和亲目的之一就是“夸示邻敌”来提高地位.且辽国曾提出和亲,目的很明确,就是作为进一步攫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再无它意.所以宋以结婚易生衅为由,增加金帛为筹码而拒绝和亲.宋朝上层统治者没有少数民族血统,这使得其民族优越感与民族自豪感高于汉唐.欧阳修馔《新五代史》将党项、辽从《外国传》降至《四夷传》,可见宋人的心理偏见.汉初民生凋敝,面对匈奴骑兵,不和亲难以实现罢兵和平.和亲为羁縻手段显然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策略,所以这种实用主义治国手段被汉统治者所青睐,何况高祖刘邦曾在彭城大战中被项羽追杀,试图将亲女鲁元公主推下马车以减轻重量而保命,嫁一个宗室女眷又有何.而汉有名的解忧公主、细君公主和亲细究可知,皆宗室罪臣之女,又非亲女,嫁与古稀之年的乌孙王,汉武帝何以不舍.唐更不必说,朱子语“唐源流出于夷狄”顯然民族偏见较小,否则也不会留有“自古皆贵中华,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壮言.所以民族偏见成为宋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
2.3 经济的强大向心力
唐宋时期社会生产与商品经济发展无疑进入新的阶段,至宋朝交易的市、坊打破界限,夜市发展,海上贸易扩大,经济一片向好.此时,宋朝俨然形成自己的经济市场体系,通过这种经济体系辐射周边民族,“边疆各少数民族已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内地市场体系.所以当时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换（互市）空前繁荣.”宋朝钱币大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现象,即可以佐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开始超越北方,东南财富,西北甲兵的经济、军事地理格局形成.至宋朝南方经济占优势的格局最终形成.且宋朝“南方大批农田被开发,使宋的垦田总数目在7.2亿亩左右,超过汉唐之世.”同时南方丝、茶、瓷大量贩运至中原,成为宋的经济利器并用以牢牢占据市场的主动权.
宋朝君臣顺应发展,形成互市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可以说开创了民族关系的新局面以开互市、边界“榷场”“和市”“入贡”等经济手段这个“无形的手”形成对周边政权的制衡.利用经济优势以长制短,通过茶叶与食盐控制南方、西南民族,针对西南民族“无他求,唯欲盐耳”的需求,宋与他们开展粮盐互市,使少数民族感激宋朝,出现“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等负约者,众杀之.”的双赢局面.农产品已经成为西北各少数民族的重要生活资料,重要性不言而喻,针对这些民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习惯,利用互市作为宋在其军事行动后的辅助手段.以西夏为典型,“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夏虽屡胜,然终由于财力与经济,不得不屈服于宋.此后夏一有不恭,宋即刻施以经济封锁,迫使其屈服,实现夏称臣的目的,使宋正统地位得到保障,而宋强大的经济力量足以支撑这种赐赏.元丰年间,宋趁夏内乱,主动出击,旋即惨败.宋于是故伎重演,夏陷入羌中穷用,一绢之值数千,生活难理,不能自存的困境,可见其对宋经济的依赖性.宋为收复幽云十六州,雍煕北伐在歧沟关之战大溃败,宋即罢市.1005年双方便和议“澶渊之盟”输与其金帛、岁币解决冲突.此后双方互市一度出现“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的局面,以互市贸易代替冲突.庆历二年辽想和亲,且要求宋嫁皇帝亲女,以示通好.宋即对辽各种理由推辞,而代之用增绢银来摆脱纠缠.可以看出以经济为手段的对外政策被宋统治者广泛应用.“宋每年从辽征收到的专卖税约有50万贯,获利甚大.”在双方之后的互市贸易中宋时常出超.宋金之间也是互市不断,宋金贸易中,金每岁花费几十万两银子,支付茶叶贸易,显然有利于宋.而在其强大的经济支撑下,对少数民族的岁币又在其承受的范围内.
正是有了宋朝强大的经济体系,社会发展超越前代,才有了这种民族政策的调整,这种转变实质是反映社会的发展,同样和议出现也体现出经济力量向民族关系渗入.而将市场这种经济手段纳入民族政策体系,其本身为一种创新.整个宋朝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向前发展的,所以宋朝才能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市场体系之内,从而不得不接受宋的“和议”与“互市”.最终将和亲嫁女从这种传统的政策中解脱出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力量,有时远大于和亲为纽带的和平.
3 结语
宋朝对外民族政策的转变与创新是有其依据的,以“互市”与“议和”来代替“和亲”,其本身就是进步的,反映宋朝经济强大的辐射力,能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内,用经济手段去制约调适其与宋的关系.曾经的繁华已被湮没,但从对其少数民族政策转变中可窥探一二.可以看出宋朝是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由武力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转变的一个转折.点缀了中华几千年的中原王朝一以贯之的“和亲”史由此中断,而转向更具柔性的经济手段.这种经济力量的渗透,从长远看,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各民族向前发展.以经济为纽带,交流更频繁,也有利于各民族融合繁荣.从当今贸易视角来看,亦有其进步性,使各民族的联系更紧密.所以打通历史界线,重新审视宋朝民族政策的调整,为宋朝历史的进一步解读必有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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