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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平
〔提要〕印度的立场和态度深刻影响着RCEP谈判的进程和走向.印度参与RCEP面临着“反贸传统”的抵制、在亚太区域价值链中存在感和融入度低下、已有FTA产生的“副作用”和“反作用”等主要障碍.为此,印度应积极发挥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正面拉动作用,以务实态度推动RCEP初步协议的达成,并避免照搬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的立场和技巧.共同推动RCEP谈判稳步向前,应成为当前中印经贸合作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印度、RCEP、贸易战略
〔作者简介〕贺平,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F133.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6）4期0075-14[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自2013年5月启动已历时三年有余,经过了13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会议.原定2015年年底结束谈判的目标已推迟至2016年年底.从目前已披露的消息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似乎难言乐观.印度的地缘位置和贸易政策取向相对特殊,其立场和态度深刻影响着RCEP谈判的进程和走向.本文试图剖析印度对RCEP的政策取向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和力量博弈,探讨推进RCEP谈判的潜在突破口.
一、印度对RCEP谈判的态度变化
就论文范文表述而言,印度似乎始终对RCEP谈判态度积极,近年来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也颇为进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印度已经签署、生效或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共有28个,这一数量在亚开行成员中仅次于新加坡（32个）.[1]但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国情和产业发展需求等因素,印度在包括RCEP在内的各个FTA谈判中显然很难被界定为“推动者”或“引领者”.上述两个现象之间不无悖论,其背后力量博弈导致的天平倾斜往往使印度的贸易战略在不同时间段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偏差和反复.大致而言,印度对RCEP的态度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关键节点变化.
第一个节点发生于印度决定加入RCEP谈判之时.RCEP本身是中国主张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与日本力推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等既有区域合作倡议相互协调结合而成的产物.印度在地缘上身处南亚,与东亚地区若即若离,但同时又是以“10+6”为代表的、更宽泛的亚太合作的重要成员.在一定意义上,印度加入与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RCEP的定位和进程.对印度而言,加入RCEP谈判,除整合现有各个FTA、开拓亚太市场的经济需求外,还与两个因素紧密交织.一是印度与东盟在经贸等各个领域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印度在东南亚的外交具有明显的商业导向,[2]共同参与RCEP谈判对于巩固双方的战略关系至关重要.二是海洋安全、区域力量平衡等其他非经贸因素的影响.因此,印度的加入得到了马来西亚等国的积极支持,印度媒体报道称,“印度克服了来自中国的阻力”.[3]
各方对于一体化深度的不同预期和接受度差异在RCEP谈判初期就已形成了潜在的矛盾.一方面,印度产业界对中国所谓的“政府补贴、倾销和非市场经济行为”和可能的产业冲击、贸易赤字高企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部分东盟国家则要求,由于印度的参与,RCEP必须在原产地规则等议题上实施更高的标准.因此,印度的谈判姿态被视为RCEP起步阶段的关键和最大悬念.[1]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2014年8月第二次RCEP部长级会谈前后.印度的主管部长缺席了本次会议.各方在谈判模式（modality）上一度陷入僵局.印度提出,其关税削减的覆盖率不能超过40%,这与其他国家主张的80%～90%的比例相距甚远.RCEP谈判由此亮起了“黄灯”.为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一部分国家提议,将印度暂时排除在外,其余15国努力率先达成协议,印度再行参与并视机决定是否签署协议.[2]印度对此建议并未表示异议.
第三个转折点接踵而至.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之后,恰逢印度于2014年12月承办第六轮谈判.在进行新一轮的政策协调后,印度“重返”谈判,RCEP回归“10+6”轨道.对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一大国际因素是,美国等12国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明显加速,于2015年12月达成协议,2016年2月正式签字,仅待各国国会批准.
根据RCEP谈判各方一致同意的“初始报价基本概念”（BCIO）,关税减让按照FTA伙伴国的身份分为三个层级实施.对印度而言,这一渐进开放式的关税自由化路径分层如下：在第一层级,与中日韩澳新等国一样,印度承诺对东盟国家80%的产品取消关税,其中65%的关税削减即刻生效,而其余15%将在10年内逐步取消.在第二层级,印度将对日本和韩国取消65%的关税,而两国将分别对印度取消80%的关税.在第三层级,对尚未与其建立FTA的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将在10年内取消42.5%的关税,而三国将相应地分别对印度取消42.5%、80%和62.5%的关税.[1]在货物贸易之外,为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印度还呼吁RCEP谈判在服务业和投资上提高雄心水平（levelofambition）,并就技术工人的临时流动和商务签证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2]然而谈判的警报并未完全消除,在2016年4月举行的第12轮谈判前夕,又再次传出了部分国家指责印度“延阻”谈判并对其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3]
二、印度经贸战略对其RCEP政策取向的正向激励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印度开始了较为缓慢的贸易改革.双边和区域性FTA既是这一贸易改革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印度市场进一步开放,RCEP则是这一延长线上印度试图迈出的最大一步.对印度而言,RCEP具有特殊的经贸战略意义.
在贸易政策层面,RCEP是完善印度现有FTA建设框架的一块重要拼图.1998年12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了第一个双边货物贸易FTA.2005年8月生效的与新加坡的FTA则是印度第一个全面FTA.2009年和2011年,印度又分别与韩国和日本签署了FTA,涉及贸易便利化、投资、竞争政策等三个“新加坡议题”.截至2016年5月,印度已经签署并生效了11个双边FTA（与斯里兰卡、阿富汗、泰国、智利、新加坡、尼泊尔、韩国、不丹、孟加拉、马来西亚、日本）以及南亚自由贸易区、亚太贸易协定等5个多边FTA.同时,印度还在加紧与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开展FTA谈判.不难看出,印度已有FTA对象主要集中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签署时间、雄心水平、市场需求等原因,这些FTA对于印度提振出口、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因此,RCEP将成为印度连接东亚市场与南亚市场的一个重要桥梁,也是印度加速贸易政策变革、真正实践其“印太”（Indo-Pacific）战略构想的关键一步.
在经济战略层面,RCEP是印度新时期产业改革的重要支点.2014年莫迪执政后,新一届政府将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的“东望政策”（LookEastPolicy）改为更加积极的“东进政策”（ActEastPolicy）.同时,莫迪政府提出了包括5个“T”在内的“印度品牌”（BrandIndia）战略,贸易是其中重要的一个“T”（其他4个“T”分别是人才、旅游、传统和技术）.印度政府还相继提出了印度制造（MakeinIndia）、数字印度（DigitalIndia）、技术印度（SkillsIndia）等倡议.在印度政府最新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2015—2020》中,贸易第一次被设定为实现长期战略和安全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5年4月进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印度对各种形式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1]RCEP是实践上述改革倡议的载体之一,也被视为“东进政策”的垫脚石,有助于其一路通向日本、韩国乃至澳大利亚的巨大市场.[2]
在全球治理层面,RCEP是印度应对TPP等“超级FTA”的战略缓冲,也是对新型经济治理体系的一种回应.[3]2013年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印度时,曾向印度发出过加入TPP谈判的邀请,但彼时印度反应冷淡.之后,尽管美国也一度释放过期待印度加入TPP的零星信号,但客观看待现实,恐怕各方都心知肚明,印度尚不具备加入的能力和意愿,即便抛开关税削减的问题不谈,在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1]等若干关键议题上,印度与TPP条款仍有着难以跨越的巨大鸿沟.甚至可以说,对于印度加入TPP的所谓可能性和潜在利益的探讨,仅仅是学术层面的纸上谈兵或政策层面的一厢情愿而已.对此,印度商工部国务部长尼尔玛拉·希塔拉曼（NirmalaSitharaman）等官员也已多次表态.
然而,不加入TPP并不意味着印度便可置身之外、独善其身.根据GTAP模型研究发现,就TPP导致的关税下降对国别经济的冲击而言,印度将成为损失最大的国家,由此拉低GDP增速等同或超过中国.[2]在货物贸易上,印度的国际市场份额将遭受部分TPP发展中国家的蚕食.在药品、纺织品、化学制品、皮革、塑料贸易上,印度将受较大影响.例如在纺织品和成衣上,越南就有望获得部分印度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这一贸易转移效应在服务贸易上更为明显.在服务业的外包上,印度也将面临来自越南等国的更大竞争.除了贸易和投资的转移效应之外,TPP等“超级FTA”还将对非成员国在规制框架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3]对印度而言,劳动、环境、知识产权以及价值链和生产链的规制标准等在中长期内都将受到波及.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已经与美国开始谈判双边投资协定（BIT）,在与美国等TPP缔约国谈判FTA或BIT时,后者难免会以TPP的条款和标准作为参照对象.
有鉴于此,RCEP对于印度而言具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在印度看来,TPP和RCEP分别是“激进一体化”和“谨慎一体化”的代表.后者提供了较少的承诺、较多的豁免和例外、较为宽松的执行期限,这与印度国内稳步但缓慢的改革进程相符.[1]同时,TPP与WTO多哈回合谈判一样,采取“一揽子协议”的方式,与之相比,允许阶段性调整、承认发展水平多样性、注重能力建设的RCEP是更为理想的选择.[2]
三、印度RCEP政策取向面临的主要障碍
RCEP对于印度的收益毋庸讳言,将扩大其在亚太市场的特惠准入条件,促进与区域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更深一体化,缓解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论文范文IP）的负面冲击,等等.[3]既然如此,印度为何放慢了谈判脚步,甚至一度游离在外?暂不论具体的产业和产品,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主要障碍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印度的反贸传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经历、抵制外国产品的甘地主义、尼赫鲁的费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等因素,曾对印度在贸易领域相对闭关锁国的保护性政策和国内产业优先的歧视性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度的贸易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其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产物,而不太受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左右.[4]印度政府坦言,其对外贸易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国内.印度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消费者团结与信用协会”（CUTS）曾基于对孟买、清奈、加尔各答等地约60位利益攸关方的访谈提出政策建议,希望印度在RCEP谈判中发挥规则制定者（rule-setter）的作用,但同时又强调关税的阶段性减让、原产地规则的一事一议、继续保持农产品出口限制和配额、避免在药品等知识产权上国内法制与区域规则的接轨等一系列特殊待遇.[1]这一立场集中反映了印度政府和产业界在市场开放和规则改革上的矛盾心态.更有甚者,包括印度劳工协会（BMS）、印度论文范文工会（CITU）在内的数个工会还组成了反对FTA的全国委员会,向印度总理和商工部等部门递交论文范文信,明确要求停止包括RCEP在内的所有“有损于印度经济”的贸易协定谈判.[2]
印度的经济在过去几年中增速迅猛,在中国等其他新兴经济体步伐放缓的对比下更显出众.根据亚开行预测,到2030年和2050年,印度的中等收入阶层分别有望达到11.9亿和14亿,高收入阶层分别有望增至1500万和2.1亿.[3]印度官员也每每借此强调庞大的印度市场对其FTA对象国所带来的无限诱惑和潜在福利,希望说服别国降低壁垒,实现贸易互惠.问题在于,当本国企业对这一消费潜力画地为牢、视为禁脔,本国消费者又尚未充分展示接纳别国产品和服务的意愿时,再大的市场红利也只是空中楼阁.例如,受到谷物等部分农产品关税上升的影响,2014—2015年度,印度的简单平均最惠国税率甚至从2010—2011年度的12%又增加了一个百分点,取消关税的细目比例则从3.2%下降至2.7%.[4]
第二,在亚太区域价值链中存在感和融入度的低下,使RCEP对印度产业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无论是前向参与还是后向参与,印度在RCEP的所有成员国中均处于区域价值链的最低位之一.[5]印度仅有飞机零部件（SITC79295）等极少数产品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参与了国际生产分工,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均处于较为下游的位置.[1]特别是在电子机械、电气产品等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参与全球分工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中,印度的表现乏善可陈.[2]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五大因素[3]上,印度都付之阙如.在2016年世界银行最新的营商环境指标排名（EaseofDoingBusiness）中,印度在189个经济体中仅名列第130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上,印度的限制程度也远远高于东亚各国.
从对印度企业、产业组织和决策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尽管印度商界近年来确实将东亚和东盟视为重要的出口目标以及技术密集性中间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但整体上印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仍在低位徘徊.[4]在一定程度上,这成为一个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问题：对区域分工和价值链参与度低,导致印度政府和产业界对参与高水平区域一体化缺乏内在意愿,而高质量区域FTA的缺位又造成市场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难以得到外来机制化压力的推动.基础设施的瓶颈、较高的交易成本、复杂的监管要求、商业环境的不尽人意等,都是造成这一滞后的重要原因.因此,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对于印度提高区域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至关重要.“莫迪经济学”以振兴羸弱的制造业、强化吸引外资的政策体系为根本.在此框架下,“印度制造”计划要想真正成功,关键也在于印度是否能够切实提高其对区域价值链的融入水平,而非仅仅盯住出口贸易绝对值和增长率所体现的短期指标和表面结果.事实上,印度的部分产业借助现有FTA网络的“东风”,已经显示了深化区域产业合作的迹象.例如,作为全球第六大汽车生产销售国和最大的摩托车市场,印度在这一原先由泰国等东盟国家占据主导的产业中已逐渐崭露头角,日韩等国的企业对此也充满期待.[1]第三,已有FTA的“副作用”和“反作用”.在FTA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印度的贸易赤字总额在2014—2015年度比2001—2002年度增长了近20倍.特别是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签署FTA后,与期盼的状况不同,印度的出口并未出现明显增长,而来自对象国的进口则大幅攀升.例如来自日韩的钢铁产品暴增,甚至使印度政府不得不祭起了保护性关税.无怪乎有印度学者主张,对FTA如此“迷恋”从长期来看有损于印度产业.[2]印度商工部一份内部报告称,RCEP甚至有可能使印度GDP下降1.6%.[3]
在这一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潜在竞争的恐惧是印度在RCEP中保持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对华贸易赤字占到印度贸易赤字的近1/4.印度认为,由于中国的市场准入和非关税限制、国有企业保护等政策,其药品、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服务以及农产品等难以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根据印度政府的预测,按照现有发展趋势,到2016—2017年度,印度对华进口将达8000亿美元,而对华出口则仅2000亿美元,因此双边贸易赤字将进一步攀升至6000亿美元.[4]如果达成RCEP,这一数字有可能继续膨胀.也正因如此,有印度学者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印度在这一领域长期拥有比较优势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应成为中印RCEP谈判乃至全球多边谈判中的重要领域.[5]
此外,利用率低下一直是亚洲区域内部诸多FTA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在印度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出口价值计算,2010年和2011年印度对与东盟FTA的利用率分别仅为2.4%和7.4%.[1]中小微企业占印度制造业产出的近45%、出口总额的近40%、国内生产总值的近8%,并对创造就业和乡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这些在印度经济中起到支柱作用的企业,原本恰恰应该是FTA有效利用最重要的目标对象.[3]遗憾的是,独立之后长期的贸易保护并未使印度的制造业取得实质性发展.在温室保护下,印度小微企业普遍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也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和赢利能力,反过来无意也无力充分利用已有的FTA,甚至对RCEP等潜在FTA抱持偏见和恐惧.
2011年花旗集团曾预测,到2015年、2030年和2050年印度将分别跃居全球第10、第3和第2大贸易国.[4]而根据WTO年度报告,2014年印度分别是全球第19大和第12大货物贸易出口地和进口地,在服务贸易的出口和进口上则分别排名全球第8和第10,离上述预测的目标尚有不少距离.印度政府自身在2015年提出的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使印度成为世界贸易的显著参与者,并在国际贸易话语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到2019—2020年度,使货物和服务出口从2013—2014年度的4659亿美元上升至900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提高至3.5%.[5]而在现实中,尽管出台了“印度制造”等一系列政策,印度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莫迪任期已逾两年,经济增速、通货膨胀率、工业生产增幅、外来直接投资等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已显示其治理有方,而出口却成为其成绩单上少数不进反退的领域.[1]提升自身在亚太区域贸易中的地位将成为印度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四、印度推进RCEP谈判的出路
对于印度而言,推动RCEP谈判不能患得患失,要想从中受益,必须有壮士断腕的政治意愿和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如此方可突破谈判障碍.首先,积极发挥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正面拉动作用.由于传统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影响,印度的经贸政策具有相对内视、保守、防御性的特征.加之中小企业为数众多、低收入群体绝对值庞大,以及论文范文运动和市民社会活跃、地区平衡与族群平衡难题、论文范文制下论文范文与地方的关系等政治因素,在现有条件下要通过RCEP均衡满足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几无可能.而且,仅仅依靠一味维持乃至加大对劣势产业的补偿,既难以扭转长期形成的保护主义氛围,又使RCEP谈判陷入低水平重复.因此,打破国内固化的产业间平衡或许是印度推动RCEP谈判的出路所在.获得国会单独过半席位的印度人民党应利用难得的政权稳定期,展现更大的政治魄力,激励将因RCEP获益的利益集团集中发挥正面的拉动作用.事实上,印度在这方面已有所动作,例如由各界代表组成、商工部长担任主席的贸易委员会（BoardofTrade）已进行重组,并于2016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外,印度商工部等政府部门还与印度商会、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FIEO）多个行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召开了各种形式的RCEP专题咨询会、研讨会.当然,印度政府也需要安抚好国内将因RCEP而受损的企业和民众,以减少内部的阻力.其次,放弃对RCEP不切实际的预期,以务实态度推动初步协议的达成.目前,印度国内关于RCEP谈判主要有如下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进一步扩大RCEP,实现较高的雄心水平,如包括前商工部部长夏尔马（AnandSharma）在内的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都强调,发展是RCEP使命的支柱之一,因此RCEP不应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市场准入倡议,呼吁“RCEP应该努力建成一个像东盟经济共同体和欧盟一样的共同体”.[1]维格那拉加（GaneshanWignaraja）、拉纳（PradumnaB.Rana）等学者强调东亚和南亚的区域间一体化,着眼于泛亚洲（pan-Asian）经济一体化,他们呼吁印度加入“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ERPD）等其他现有“10+3”机制,印度以外的南亚国家也应加入RCEP谈判.[2]这些呼声固然表达了进一步推动区域和跨区域合作的良好意愿,但在RCEP谈判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大大加重了谈判的负担和难度,不利于谈判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另一派则强调先达成较低水平的RCEP协议,有些部分可留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和补强.作为参照,东盟经济共同体虽已于2015年12月31日如期建成,但这与其说是一体化建设的阶段性总结和终点,不如说是追求区域合作名实相符的新的起点和目标.类似的实践使不少人士设想,如在短时间内无法达成一个高水平的协议,不妨先签订一个“轻量版”或“简化版”的RCEP.也有印度学者建议,可参考印度与韩国签署FTA等先例,在签署RCEP后就特定的关税减让模式设立每年或每两年审议机制,从而起到缓冲和调整的作用.[3]上述两派意见都不无可取之处,但不切实际地拔高愿景将使RCEP谈判难以按期推进,而降低目标将不免使拟议中的RCEP徒有虚名.当务之急是力争达成较高水平的初步协议,借助这一阶段性成果保持谈判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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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避免将WTO多哈回合谈判中的立场和技巧照搬于RCEP谈判.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印度在某些议题上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并有可观的“志同道合者”呼应.多哈回合谈判止步不前,与印度等主要大国坚持己见不无关系.目前,区域贸易一体化谈判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RCEP面临着TPP等区域经贸安排的强劲挑战,RCEP谈判各方若一味不妥协地坚持己见,则可能造成谈判长期停步不前,并使区域各国难以实现实质性合作或“深度一体化”.印度在RCEP谈判中的表现事实上仍是其在经贸领域防御性多边主义（defensivemultilaterali论文范文）和怀疑主义（negativi论文范文）的延续.为此,正如有些印度学者所呼吁的,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崛起的全球行为者,印度应该停止在所谓的“规则接受者”（ruletaker）和“规则破坏者”（rule-breaker）身份间首鼠两端,而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rule-maker）.[1]以TPP为先导,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和力量均衡的版图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化.印度应顺势而为,尽早在推动RCEP谈判问题上作出决断.
五、结语
像RCEP这样体量的国际贸易谈判本就是一个各方权衡利弊的反复博弈过程.本文的分析并无意将其进退维谷的责任强加给特定的国家或产业.但无疑,明确和正视谈判的症结是寻找出路、取得突破的第一步.一个久拖未决、低位徘徊的RCEP不仅不符合所涉各国的利益,从中长期来看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亚太地区的FTA网络建设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活跃程度都一度领先于全球.今天,这一网络面临着整合和提升的双重挑战.美欧之间的论文范文IP、日欧双边的经济一体化协定（EIA）等数个“论文范文FTA”都纷纷准备毕其功于一役,将2016年年底作为结束谈判的撞线之时.而RCEP是当今全球所谓“超级FTA”三足鼎立的重要支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都置身其中、利益攸关.推动RCEP谈判积极稳妥地迈步向前,对包括中印在内的亚太各国而言均重任在肩、时不我待.
【完稿日期：2016-6-20】
【责任编辑：曹群】
总结：主要论述了谈判贸易论文范文相关参考文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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