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改革框架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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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和农村改革论文范文

摘要人力资本缺乏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桎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是坚持城乡等值统整,以人为发展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面向“新农”发展,服务乡村社区建设的功能定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完善“三教融合,城乡一体,梯级辐射”的县域化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形成“城乡融合,县管为主,乡镇自主”的均衡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双主,协同育人”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构建“基于融合,县域统整,灵活自主”的一体化职业教育政策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改革框架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3-0007-08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新时代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而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消灭绝对贫困、即将进入后扶贫时代的关键时期,因此,无论乡村振兴“三步走”目标的全面实现,抑或后扶贫时代贫困的有效治理,都有赖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支持,农村职业教育更是不可或缺.为此,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基于国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精神和要求,依据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而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城乡人民群众自身发展和提升生活品质的诉求,进行全面的改革,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持力量.

一、乡村振兴的“基石”：厚积乡村社会发展之人力资本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2018年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同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1].

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如期实现“三步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全面落实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2]的要求,2020年6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对于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总目标的实现意义非凡.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内涵和主要抓手,而所有这些振兴目标的实现,人才振兴是关键,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如果没有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新农人”“乡村精英”,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将难以高水平发展.正因如此,《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创业指导等服务,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一些国家乡村振兴的实践也表明,人力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当年如果没有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资本及城市精英下乡,也根本不会有发达国家后来的乡村复兴,亦不会有我们在欧美见到的美丽、富裕、文明的乡村[3].所以,我国要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关键在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以及任务和要求,可以清楚地看出,乡村振兴各项目标的实现,无不与人才培养相关,而所有这些人才的培养都有赖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路径的支持.

首先,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需要基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培育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而要真正能够高质量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一方面积极改造传统农业,基于县域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提升现代农业价值链;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构建鄉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从《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可以看出,国家鼓励和扶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目前,园区化、农场化、合作化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和生态化、机械化、智能化的农业生产方式[4],成为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所有这些,都要求农村职业教育主动进行专业的改造和升级,培育能够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现代农业发展型态相适应的以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发展人才.

其次,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推进农村人力资源再开发,培育现代乡村精英.乡村振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振兴,它不只体现在经济的振兴,人民生活的富裕等乡村振兴的重要外显标志上,还包括“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乡村振兴的内涵建设上,重在提升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乡村情怀的知农、懂农、爱农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基于这些人才在乡村社会作用的发挥,有利于营造具有浓郁乡村文化氛围 mbAlunWen.net的新农村,促进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并与“产业兴旺”形成互动互促关系.为此,需要依托中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乡村精英;需要实现农村社区教育正确定位,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居民人力资源的再开发,提升乡村社区居民的素质.

最后,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需要接续推进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增强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要实现“生活富裕”之目标,必须解决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消灭贫困.2020年,我国将如期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入后扶贫时代.然而,在后扶贫时代,贫困的特征、表现的形式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的主要表征将以相对贫困为主.相对贫困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扫除乡村振兴的绊脚石,就更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作用,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

二、乡村振兴的“短板”：高素质“新农人”缺乏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就我国农村目前人才状态而言,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新农人”（即以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新型职业农民、从事乡村治理的乡村精英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为主体的知农、懂农、具有乡村情怀的高素质农民群体）严重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承担乡村振兴的重任.

其一,存量農民不足,后继增量农民堪忧.有足够数量的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2020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城乡结构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少123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绝对劳动力数继续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基础素质的农村应用型人才比例明显偏低.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只有1690多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的3.3%[5].这部分人才是我国当下乡村振兴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也是现代农业发展最为基础和稳定的人力资本.另外,我国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80后不愿种地,90后不会种地,00后不懂种地”,由此导致了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乡村振兴缺“人力”的局面.这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后顾之忧,也是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一再担心和呼吁“未来谁来种地”的重要原因.

其二,“新农人”亟待培育,职业农民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近些年来,在我国相关政策的有效推动下,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据农业部统计,到2016年底,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达41.7万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3.03万个,年销售收入约为9.73万亿元,增长了5.91%.截至2018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17.3万家,是2012年的3.15倍、2007年底的82.31倍,实有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9.1%[6];全国有237.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合作社.这些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急需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来担当和引领.然而,事实上,一方面,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缺乏,另一方面,现有职业农民素质亟待提升,现代农业发展严重受抑.据全国第三次农业人口普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35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只占19.2%,而55岁及以上的占比达33.6%,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达到43.4%,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只占7.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事规模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中35岁及以下的占21.1%,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0.4%.正因如此,我国的智慧农业、田园综合体、农村特色小镇的发展,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和素质.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应然的价值取向

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姓农”“为农”,这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本元功能所决定和要求的.然而,“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和定义也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和丰富.乡村振兴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职业教育基于乡村振兴需求侧的要求,反思自己固有定位的适切性,要求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有新的认识,以更好地规划和指导未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农村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的吻合性,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一)发展理念：城乡等值统整,以人为发展中心

城乡融合理念下的城乡等值观是对我国既往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的重要突破,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则是对职业教育终极功能回归的正确认识.这些职业教育理念和发展观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促进个体职业发展的工具性与自身发展的人本性统一

无论是当初职业教育的产生,抑或是职业教育的长期发展,其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职业教育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随着对职业教育终极功能认识的深入,人们在看到职业教育具有为人的职业发展的“工具性”的同时,越来越追求职业教育的“人本性”价值,并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个人的职业发展,其根本目的和价值还是为人自身的发展以及为人的幸福生活服务的.所以,职业教育的价值问题关涉的是职业教育应当怎样,是一种应然分析.这样的价值引导,一是要造福个人的美好人生和美好生活,二是要造福社会和追求社会福祉[7].

所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本性的价值取向,基于农村不同群体的需要,提供多类型、差异化的职业教育,以使乡村社会“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使更广大的人群能够基于自己的意愿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使休业者乐享高品质生活;特别是能使农村的弱势群体,包括贫困群体、妇女儿童、残障群体,通过接受合适的职业教育,实现物质和精神的脱贫,具有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2.面向“三农”发展的本原性与服务乡村治理的延展性一致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这是由农村职业教育的初衷和本质特点所决定的.然而,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必须突破狭隘的传统“三农”概念,建树服务现代“新农”的新理念.这就必须改变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一直被定位为发生在农村、局限在县域范围、以县级政府为办学主体的区位概念,与发生在城市的职业教育双轨并行发展的状态[8];能够既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三农”人才,又为转移农民工市民化培训提供服务等.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还要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目标提供有效服务.农村职业教育在满足社区居民职业技能提升、职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应该充分满足社区民众的精神需求,要为乡风文明建设服务.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乡村振兴目标是否实现的重要标志.乡风文明既能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乡村配置,推动产业兴旺,又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优良的人文环境,实现生态宜居,还是乡村治理成效的体现[9].农村职业教育应基于乡村文明建设的需要,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积极进行旨在提高社区公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各种教育培训,展现其“化民”“育民”的功能.这些都将有利于实现乡村德治、法治与自治的结合,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3.城鄉协同发展的融合性与差异发展的特色性共存

城乡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就是要以资源均衡配置为切入点和突破点,把城市和农村的职业教育放在区域大格局中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建立城乡一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促进各种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在城乡间、区域内的均衡配置.同时,按区域、行业、类型等对现有县域职业学校进行整合或重组[10],由此,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功能,倍增城乡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功效,以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大目标的实现.这是城乡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基本逻辑和目标追求.然而,城乡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发展的同质性或者趋同性,而应基于各自发展的基础,有所分工,扮演好自己的优势角色,形成人才培养特色;特别是要基于乡村的特色,发挥其在服务“新农”人才培养中的主场优势,积极利用城市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协同培养好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

4.城市发展的辐射性与城乡发展的互动性协同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市取向的发展政策,使得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比乡村具有更大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城市资源配置优先、从优,因而,城市职业教育无论是发展条件、发展水平都高于农村职业教育一筹.所以,在过去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城市职业教育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辐射和反哺.正是由于把农村置于从属地位,农村职业教育只能被动地接受城市职业教育的辐射,其内在潜力难以发挥.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一方面,城市职业教育应该对农村职业教育进一步发挥辐射作用,尤其是给予以专业师资等为核心的支持;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要深刻领会《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的精神：“国家建立健全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在“城乡等值”发展理念下,主动作为,立足于乡村现代农业发展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优势,主动联合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培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目标实现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有“主场优势”,理应扮演好角色,从而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目标.

（二）功能定位：面向“新农”发展,服务乡村社区建设

关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和服务面向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实践界有质疑.为纠正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中的偏向,2011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必须紧密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和涉农专业建设,使农村职业教育深度融入当地产业链.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实际上就是要培养乡村振兴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1.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补齐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

2020年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建设国家、省、市、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办好农村‘双创’基地.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1].无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都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这就要求农村职业教育根据乡村产业发展对人才类型及质量规格的要求,调整办学方向,培养能够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也就是要通过培训,提高一批具备丰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老农”;通过培育发展一批志在沃野千里且立志返乡创业的“新农”;通过培养储备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能力的“知农”[12],由此促进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经营能力和绿色发展能力.

2、聚焦农民工市民化,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

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但是,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化率并不完全同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高.一方面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户籍城镇化率明显偏低.2019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亿人;另一方面转移农民工对自己新市民的身份认同程度不高.有关调查研究表明,转移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性较差,而且,越是大中城市,转移农民工对自己新市民的身份认同度以及生活适应性越差.2017年,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所在城市）的农民工占比平均为38.0%,在不同规模城市的认同比例分别为：18.7%（500万人以上城市）、25.3%（300万人～500万人城市）、43.1%（100万人～300万人城市）、48.7%（50万人～100万人城市）、63.2%（50万人以下城市）;“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的农民工平均占比为18.4%,相应地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占比分别为：14.3%、17.5%、19.7%、20.1%、23.0%[13].

所以,无论是从城镇化发展需要,还是从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来看,都应加强对转移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其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市民”的华丽转身.也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使转移农民工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能够在城市顺利就业,实现职业发展,具有在城市立足所需的最低资本;要通过培训,使其逐渐褪去一些不适的农民习气,转而认同、接受新的城市文明,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通过培训,使其心理资本、社会资本获得提升,能够以积极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最终形成综合的城市生活和发展的基本素养与能力.

3.瞄准相对贫困人口,助力“后扶贫时代”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让农民“生活富裕”.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让尚存的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同时能够有效预防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的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到2020年我国将告别绝对贫困,未来将面对以相对贫困为主的新的贫困问题.

相对贫困的本质是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和心理贫困,所以,在后扶贫时代实现精准扶贫,关键是要让贫困人口具有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而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就是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与培训.从其性质上讲,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智力和能力扶贫,是一种人才和文化扶贫;从其效果上讲,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成效最为直接和稳定的根本性扶贫[14].所以,在后扶贫时代实现精准扶贫,就是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路径,重点对贫困人口扶智扶志,强化其能力建设,使其能够跳出贫困陷阱,并从根本上阻断贫困及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理论.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贫困阶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这种病态价值信仰系统的贫困文化,导致了他们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与走向社会上层.长此以往,他们形成的相悖于主流社会的这种亚文化开始固化,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15]值得注意的是,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并固化,就会在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群体或地区扩散和传递,成为扶贫脱贫的主要障碍因素.所以,在后扶贫时代,要实现精准扶贫,农村职业教育就必须基于新的贫困特征,基于大数据技术,提供精准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对此,2020年一号文件也有明确要求：“研究接续推进减贫工作.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抓紧研究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意见.”[16]这些机制、策略自然包含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内.

4.传承乡村文化精华,达成社区“治理有效”目标

乡村振兴不只是经济的振兴,还包括文化振兴.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在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及定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新的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全面、完整的农村职业教育不仅是一种技能训练,同时,还是一种文化传播;它不仅要教会受教育者专项技能,同时,还要把相应的规范、秩序、纪律以及道德要求传授给受教育者[17].

不仅如此,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传承乡村优良文化的同时,还能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如何才能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并真正建立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呢?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是可行、有效的选择.一方面,通过农村社区教育既可以起到传承优良传统文化的作用,还能在文化传递过程中,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提升道德素养等;另一方面,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新乡贤.那些出生并成长于乡村的“在场精英乡贤”是新乡贤的主体;而那些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威望高、口碑好的乡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也应成为新乡贤的主体[18].农村职业教育要基于乡村治理的需要,积极开展新乡贤的培育,通过对新乡贤,包括“在场精英乡贤”和“在场平民乡贤”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开发,使其不仅具有良好的技能,而且可以通过培训发现具有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有创业能力的乡村能人,将这部分精英充实成为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由他们引领社区民众,从而促进社区“治理有效”.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改革框架与策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促进农村社会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基于城乡融合的趋势性特征,对长期以来制约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和管理效能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等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与创新;特别要充分把握好农村职业教育“跨界”融合优势,积极统筹不同领域关系要素,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共生共荣共赢发展[19].“融合”既包括职业教育内部各发展主体及资源要素的统整,如城市职业教育和乡村职业教育、農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之间的融合;也包括职业教育与外部相关各运动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与政府部门和涉农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合作,由此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吻合和互动发展,并通过这种多层面的融合,形成功能定位精准的、具有县域特色的城乡融合型职业教育体系、体制和机制.

（一）完善“三教融合,城乡一体,梯级辐射”的县域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构建完善发达的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是职业教育成为乡村振兴重要基石的基础.在体系构建中,必须基于“融合”理念和“乡村”特性做文章.

首先,要以“三教融合,城乡一体”为指导思想,规划和完善县、乡（镇）、村职业教育与培训网络,实现农村职业教育全覆盖,满足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和乡村文化传承及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这就是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应该基于“融合”理念和思维,将城乡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三教”进行统筹规划,实现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功能统整和融合;建立起以县级职教中心（社区学院）为中心,乡（镇）成人学校（社区教育中心）为基地,村级培训机构为培训点的县域职业教育与培训网络.要在地方政府统筹和推动下,创造条件将县域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适度统整.如,县级职教中心可以和社区学院整合,乡镇职业学校、成人教育中心可以与社区教育中心整合.

其次,要充分发挥县级职教中心在县域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和辐射作用.一是要开展全日制的职业教育,特别是要积极开设涉农专业,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二是要开展满足乡村需求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如新乡贤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工作;三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办学优势,发挥辐射作用,对乡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给予以师资、设备等为核心的多方面支持,并给予技术和业务指导.

最后,要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中心建设,发挥其对村级教学培训点的衍射作用.农村社区教育是融合职前、在职、职后、学前等各种教育形态、满足全民终身教育需要的重要平台.目前,各地对社区教育重视程度不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地区社区教育中心未能很好地应对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对其发展的需要,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改变这种状况,在乡镇层面,原则上应做到每个乡镇独立设置社区教育中心（成人学校）,逐步赋予其独立法人地位,并根据新形势下乡镇合并后规模逐渐增大的状况,出台相关政策,核定社区教育人员编制;在村级层面,原则上要求每个行政村建立成人教育教学点,部分规模较小的村,或者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也可以考虑多村联合共建,由此使乡镇、村成为县域二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应主动作为,根据村级教学培训点的需要,进行教学培训资源的安排、调配和管理;特别是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积极利用和组织信息资源,提供全时空的培训服务.

（二）形成“城乡融合,县管为主,乡镇自主”的统整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城乡融合乃大势所趋,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城乡职业教育双元、割裂管理的状态,真正使城乡职业教育能够实现统筹管理,协同发展,由此促进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统一、均衡配置,并能够基于城乡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使教育资源在县域范围内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教育和培训机构中有序流动,做到资源优化配置,优质资源共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首先,要建立一个能够真正统整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城乡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就其管理权限和内容而言,包括从县域层面顶层统筹设计有关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发展规划;统整资源的配置（师资和设备等的统一安排与流动）;统一各类人力资源的开发性培训设计与安排;对地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责任落实发挥推动和监督、评价作用;制定或者推动制定地方性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条例等.

其次,要形成以县管为主的县域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从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及提升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效能来看,必须建立以县为管理边界的体制.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管理应落脚在县级层面,由县统筹管理县域城乡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如此,才能真正将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责任落到实处,实现统筹和扩大城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功能.

最后,要建立乡镇一级综合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与发展机构.各地乡镇既有差异性,又各具特色,因此,在县级层面统管的前提下,应允许各地政府在县域发展政策低限基础上,出台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的政策,以调动各地发展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管理效能.如有些地区可以将镇一级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机构整合在一起,也可以是成人教育或社区教育机构单独设置;应允许各地成人教育经费实行在政策保底的情况下,上不封顶.

（三）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双主,协同育人”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机制

面对新时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城乡融合发展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要求.为了促进职业教育更有效地服务产业发展需要,必须构建由“政府（部门）—涉农企业—职业学校—社会组织+”组成的“多位一体”的产教融合组织框架.也就是要构建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生态圈,以实现产教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促进自身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遵循生态位规律,打造政、校、企、行“四方共生”产教融合生命共同体[20].归根结底,就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办学体制问题,即办学主体单一、企业“在场”作用缺失、职业学校孤军奋战的局面.

为此,要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目标要求：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推动建设300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教融合”是《方案》中的关键词,为更好地调动“产”“教”层面的积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架构未来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

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校企同为职业教育发展主体的地位和責任.形成职业学校和企业同为职业教育发展主体的理念,改变职业学校被动办学,步履维艰,发展不稳定的状态,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过程的积极性,主动承担其应负的职责,推动校企合作深度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

明确产教融合的价值和目标追求是形成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吻合;促进校企深度融合,“双元”协同育人.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在区域层面通过县域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构建,适应和满足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要通过产教融合,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协同建设高水平的实训基地和高素质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再一方面要通过校企结合,促进企业全面、全程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监督、评价过程,使职业学校真正能够培养出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产教融合的重点是共建基地、共育师资.产教融合是区域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职业学校和涉农企业全方位的合作.要通过产教、校企深度合作,达成共建、共享和共育人才的目的.对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来说,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充足的、高质量的实训基地建设和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就实训基地建设而言,涉农企业应该是当然的建设主体,而且相对较为容易.企业既可以面向职业学校开放,供学生生产实习,供教师专业提升锻炼;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力和设备,与职业学校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就师资培养而言,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必须是真正的“双师型”教师,而在“双师型”教师的造就中,企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为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提供条件,校企协同培育师资,由此更好地促进职业学校专业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四）构建“基于融合,县域统整,灵活自主”的一体化职业教育政策体系

所谓政策创新,是指政府对政策要素的新的组合,即政府根据行政环境的新要求,主动改变既存的政策要素的组合形态,创立一种具有积极社会价值的、新颖而适宜的政策要素组合形式的过程[21].为更好地应对我国城乡融合、产教融合、“三教”融合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未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创新必须基于和适应融合发展的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政策的设计,必须体现“融合发展”理念.要制定有助于促进产教融合、城乡融合、校企融合、“三教”融合等需要的发展政策,做好“融合”大文章.通过政策的融合、融通,增强政策的效力,减少因政策的多元、割裂与矛盾而造成的内耗现象,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效能.应该充分认识到,基于多重要素打造互联互动、共生共担的政策环境生态链是创设可持续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政策环境的重要保障[22].所以,必须始终紧扣“融合”进行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

二是政策的制定,必须体现县域一体的思想.城乡融合已然成为一种大趋势,也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由此带来的就是城乡空域概念越来越模糊化,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城、乡很难再作出明确的区分.为了顺应和推动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趋势,在出台政策时,必须更多地基于县域进行政策的顶层设计,并通过相应的县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进行合理的导向,使得城乡职业教育协同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从而有效提高职业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三是政策的创新,必须体现系统性和前瞻性.首先,“融合”,即城乡融合、三产融合、教育融合、产教融合等,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大趋势,因此,必须积极配置基于融合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必须进行整体顶层设计,以确保未来具有融合发展特征的农村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协同、高效发展.其次,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将与乡村振兴实现真正的相辅相成.所以,无论是基于乡村振兴而出台的促进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的政策,或是基于后扶贫时代精准脱贫需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措施,一方面,必须互相呼应和协同;另一方面,必须基于乡村振兴的新时代特征和后扶贫时代新的贫困特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未来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能够由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些政策法规可以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法》《新生代农民培育促进法》《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条例》等.

四是政策的配置,必须体现基于地方特点和需要的灵活性.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其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使在同一省域范围内,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发展层次性和梯度性.因此,在政策创新时,应在国家或省级层面上位政策的规定下,允许并鼓励各地进行政策创新.事实上,县级政府以及行业也应该结合县域特点、行业需求,制定相关的管理条例和法则.如2011年,作为北京市第一个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行业性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法《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暂行办法》出台并实施;同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向全国各省市转发了本办法.其他各地、各行业也应积极探索、出台相关的促进城乡职業教育协同发展,产教融合培育人才等一系列政策,以使城乡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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