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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中国高校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27年以前,中国高校呈现出无序发展的局面,这突出表现为高校盲目滥设,高校分布严重失衡,文科高校畸形扩张.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围绕社会需要、国家建设和区域特点,力行整顿高校,重点发展西部高校,扩充工农医药高校；民国时期中国高校遂从无序发展转变成有序发展.而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调整措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时高校的办学品质,也为当下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高校；发展路向；无序；有序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3-0104-06

收稿日期：2015-01-31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BIA130086］；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14ZD2L003］

作者简介：张建中,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以1927年为分界线,民国时期高校发展路向有着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从各个方面,特别是从高校数量、分布及类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了高校的发展品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现代高等教育朝着积极方向前进,并留下不少宝贵的经验.而鉴于当下我国正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本文拟对民国时期高校发展路向的转变过程做些梳理,对国民政府发展高校的经验做些总结.

一、1912~1927年间高校的无序发展

1912~1927年间大抵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政治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严重,论文范文权威式微,教育部无力擘划全国高校事务.高校的发展主要依赖各地政府、军阀和民间人士的支持,甚至西方教会也成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其时高校的发展总体表现出鲜明的无序性,高校数量增多,但问题重重.

1. 高校盲目滥设严重

1927年以前中国高校的滥设是与当时高校数量的增多相伴随的.而促使当时高校数量的增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与1917年《修正大学令》的颁布有关.根据《修正大学令》,大学需有两科方称大学的规定被废除,论文范文政府允许各地创办单科大学.不少专门学校遂纷纷升格,大学数量迅速增多.据统计,1917年,全国大学仅有10所,至1927年时增至44所［1 ］.其中知名大学有1923年在张作霖主持下由公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升格而成的省立东北大学,1924年由私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升格而成的私立河海工科大学（今河海大学）,1925年由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升格而成的国立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同时,西方教会组织、民族资本家及其他方面人士抱着各种目的纷纷办学,也是当时我国高等院校增长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17~1926年间,全国新设32所私立高校,年均增设3所［1 ］.其中知名学校有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1920年留法俭学会主持创办的私立中法大学,1922年陈论文范文、于右任等人创办的私立上海大学,1924年国民党元老徐谦创办的私立上海法政大学,等等.而由于这两方面原因,北京政府时期全国高校总数激增.1916年,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总计86所,1925年时增至105所［1 ］.九年间,全国新设高校17所,年均增设2所.如果加上未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1925年全国高校总数约为160所,年均增设数达到9所之多.1912~1927年间俨然成为近现代中国高校发展的黄金期.

但是,伴随高校数量的扩张,高校滥设的情况迅速显现.当时,“各省为名高而悬一大学招牌” ［2 ］,一些人士以牟利为唯一目的参与办学,因此不少高校的质量比较糟糕.对此,1924年,陆费逵撰文《滥设大学之罪恶》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年来大学之兴,大有蓬蓬勃勃之象.然夷考其实,则国立大学,本已名不副实；高专升格,除最少数外,尤不免形同儿戏.” ［2 ］翌年,华林一在考察上海高校时也指责了这一问题.他说,上海的一些私立大学“大概不过小小狭隘的几间房子,几张椅桌外,一无所有”,“教员的所教,学生的所读,师生的研究,师生的态度,以及学校的经费,校长办学的目的,谁知俱不可问问,都是自欺欺人,滑头式的教育”.升格的大学则“校长如故,教授如故,课程如故,学生如故；所变更的,不过门前一块招牌上的几个字而已”,高校升格完全是“徒升其名,不升其实”.对这些大学能否成为“左右全国思想道德的势力”?能否成为“最深学术的研究处所”?华林一深表怀疑.他借用论文范文的话提醒教育界人士：“国人竞言教育救国,以现在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而论,恐怕国人越要靠教育救国,中国越救不了.” ［3 ］由此可见,整顿高校的盲目滥设已迫在眉睫.

2. 高校分布失衡明显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受此影响,1912~1927年间高校发展严重失衡①.其中,工商业相对繁荣、教育基础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其高校发展很快.当时,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以及“十里洋场”的著名商埠——上海,更是高校云集.1926年,北京有高校19所,知名高校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和私立中法大学,以及西方教会创办的私立燕京大学和私立协和医科大学.1927年,上海有高校20所左右［1 ］,知名高校有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上海法政大学、马相伯创办的私立复旦大学、欧元怀创办的私立大夏大学、胡刚复创办的私立大同大学、张咏霓出任校长的私立光华大学,以及西方教会创办的私立圣约翰大学、私立沪江大学和私立震旦大学,等等.

与东部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当时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发展缓慢,地理偏僻、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更是出现高校萎缩的情形.1917年,西部地区有高校19所［4 ］.1926年,高校仅剩9所.其中,陕西1所,为国立西北大学；四川6所,分别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和私立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甘肃1所,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广西1所,为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4 ］.此外,云南、贵州、西康、察哈尔、绥远、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边远省区连一所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都没有②.这种情况下,西部青年如要进入高校深造,必须远赴国内其他地区“留学”.但由于“留学”成本高,“除非富家子弟,（一般学生）无法去平、津、京、沪等外地‘留学’” ［5 ］.换言之,1912~1927年间高校的发展没有惠及多少西部民众.这对当时政治经济亟须发展的西部地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3. 文科高校畸形扩张

根据《专门学校令》（1912年）和《修正大学令》（1917年）的规定,北洋政府时期各地除设综合大学外,还可设文、理、法、商、医、农和工七类单科大学,可设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十类专门学校.从当时的情况看,各类高校多有创设.譬如,大学方面,1926年,北京已有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国立北京医科大学等单科学校,武昌已有国立武昌商科大学［4 ］.专门学校方面,北洋政府因继承清政府的教育遗产,在政权肇建之初就有法政、医学、农业、工业、商业、外国语、商船七类专门学校.尔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他各类学校也陆续创设.1913年,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添设药科,并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22年,苏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成立.1927年,国立音乐院在上海创办［1 ］.

然而,由于文科学校办学经费和设施较少,加之我国广大民众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当时中国文科高校的兴办相对有些偏多,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太多.譬如,1912年,湖南省成立的私立法政学校达29所,招收学生6 000余人.与此相比,该年全国立案的医农工类专门学校总共才20所,招收的学生才3 886人［6 ］.可见当时法政学校之泛滥.而这种情况造成了高校学生的就业困难.对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学人在分析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时就道出了这一状况.1931年,时任国立论文范文大学校长的朱家骅说：“至于（大学生）没有出路,论到真正做起事来,处处感觉到专门人的缺乏”.言下之意,当时大学专业设置有着严重的问题.朱家骅认为：这种情况是“大学教育的失败” ［7 ］.1934年,何景元以1930年文法专业和实用专业大学生人数为例,指斥了专业设置和高校办学类型的问题.他说,1930年全国大专以上学生4.2万人,“习政法者竟占一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人之多,习文哲者亦有八千三百八十四人,等习工程者仅有四千三百八十四人,只及总数十分之一,习农林者仅有一千六百二十八人,尚不及总数的二十六分之一”.何氏认为,这种文科高校设立过多、招生过多的情况,可以说是失败的教育.他建议政府部门在民族至上的原则下大力发展生产教育,“使学生们有确能从事实际生产的学识与技能” ［8 ］.由此,在这些人及其他方面人士的一并推动下,民国前期高校无序扩张造成文科学校偏多的问题为政府部门注意并将纠正.

二、1928~1949年间高校的有序发展

1928年12月,国民政府结束北伐,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尔后,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议和支持下,在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着手整顿高等教育,规范高校设立的标准与程序,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抗战期间重点发展西部高校,扩充工农医药类高校.于是,全国高校步入有序发展阶段.

1. 整顿高校盲目滥设

在启动训政之际,国民政府对1912年以来全国高校的盲目滥设问题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指出全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升学滥；提出论文范文政府“将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 ［9 ］.此举预示着国民政府将大刀阔斧地整饬全国高校混乱发展状况.依据这一决议,1929~1933年间,教育部先后颁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奖励与取缔办法》和《修正专科学校规程》,规范了高校的设立标准和程序［10 ］.其中要点有四：其一,国立高校由教育部审查各地情形设立,各省市及私人创办高校须经教育部核准.其二,大学分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可称大学,不合者称独立学院.其三,提高私立高校设立门槛,规定设立私立高校必须按照国家所承认的程序进行,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报请教育部立案.凡未立案者,其肄业生及毕业生不得与已立案学校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其在校生不能转学或升学到其他高校.其四,规定各类高校需有的场地和设备、各院系需有的最低开办费和经常费、各院系需开设的课程.

私立马鹿兰高校:私立马鹿兰高校 02

据上,国民政府随即对全国高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整顿主要是对不符合高校设立标准的公私立学校要求其降格,甚至勒令停办或不予立案.如在公办高校方面,1929年将仅有绘图、图案、雕塑三系的国立艺术院降格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将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0年把仅有中文、法律、教育三系的省立甘肃大学（前身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降格为省立甘肃学院.同年饬令办学成绩不良的国立劳动大学停止招生.翌年饬令西安中山大学停办.不予立案则主要针对的是私立高校.截至1932年,教育部不予立案的私立学校有冯庸大学、孔教大学、华北学院、文化学院、广州法学院、江西法政专门学校等49所学校［11 ］.经过一番整顿,北洋政府时期以来大学盲目滥设的势头被遏制,全国高校数量在1930年前期维持在100余所.各类高校的办学条件渐趋充实.1932年,全国9所省立大学的岁入经费总计343.8万余元,专任教师412人.1936年,同样9所省立大学的经费增至404.8万余元,专任教师增至571人［7 ］.一些办学较好的私立高校,譬如,金陵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19所私立大学,协和医学院、之江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2所私立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10所私立专科学校被允许立案.直至1949年,这些学校仍在为社会培养人才.总之,国民政府初期开展的前述一系列整顿,促进了高校办学的规范化,为高校数量的稳步增长、高校品质的较快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发展西部高等教育

对于民国前期高校发展造成学校分布失衡的问题,国民政府自建立之后即有些认识,在1931年通过邀请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开展调查后,在认识上更加深刻.而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国民政府致力于发展西部高等教育［12 ］.1932年,在开发西北大潮下,教育部利用原国立劳动大学的校产在陕西省筹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拉开了发展西部高校的帷幕［13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 ［14 ］

抗战爆发后,为把西部地区打造成坚实的抗战建国大后方,国民政府加快了发展西部高校的步伐.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 ［15 ］.1940年,教育部公布的《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应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立设置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的设置“以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为原则” ［15 ］.据此,战时教育部在西北、西南两地区增设及批准设立了30多所高校.西北方面,教育部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此外,教育部还在兰州设立了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把省立甘肃学院改组成国立甘肃学院,批准成立了陕西医学专科学校、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新疆女子学院等省立高校,以及陕西籍人士薛道五创办的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西南方面,教育部先后新建了贵州医学院、论文范文技艺专科学校、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和自贡工业专科学校等国立高校,批准成立了四川教育学院、四川艺术专科学校、云南英语专科学校、四川体育专科学校、四川会计专科学校等省立高校,以及汉华农业专科学校、求精商业专科学校等私立学校.

战后,为进一步发展西部高校,避免教育复员变为教育“复原”成战前的分布格局,教育部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改组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将国立论文范文工业专业专科学校留在重庆,把国立西康师范学校升格为师范专科学校,在兰州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批准成立了由陕西籍人士陈昆山创办的私立知行农业专科学校,以及四川籍人士李季伟创办的私立川北农学院.

经过上述推动,1940年末我国西部高校增加明显,在全国高校中的比重提升.1932年,全国高校106所,西部高校9所,比重仅为8%.1947年,全国高校数为207所,西部高校增至48所,比重提升约为23.2%.同时,西康、陕西、重庆、贵州等原无高校的省市创建了大专院校,广西、四川、甘肃等高校力量则得到夯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成为了西部高校的重镇.各省高校间分工亦较明晰.譬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工学等不同类型的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药、工学等不同类型的高校.此外,国立高校由1932年的2所增至1947年的23所,私立高校由1932年的0所增至1947年的13所（参见表1）.

3. 扩充工农医药类高校

国民政府扩充工农医药类高校,最初缘起于1930年代初期政府高层及社会各界人士检讨大学生失业问题.如前所述,朱家骅、何景元等人曾指出当时国内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文科高校过多、培养文法人才过剩所致,认为政府部门应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推动高校培养技术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春制定了“准备五年内极力将全国工农医药交通各种高校扩充完备”的计划［16 ］.抗战爆发后,针对战时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的情况,国民政府在确定“战时须做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后,调整了扩充工农医药类高校的计划,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和《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广西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根据这些文件,国民政府一面把因抗战导致办学经费短缺的省立江苏医学院和私立湘雅医学院改组为国立高校,一面在甘肃、陕西、贵州、西康等省创办了西北工学院、贵州医学院、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11所国立工农医药类高校.此外,国民政府还批准成立了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湖北医学院、江西兽医专科学校、江西农业专科学校、广东工业专科学校等6所省立高校.

经过上述调控,全国工农医药类高校明显增多,1947年较1932年增加了39所.相应地,全国高校培养的工农医药方面技术人才也显著增加.据表2可知,除商科和师范科外,1936~1944年间工科、农科、医科三类学科在校学生人数增长最快.其中,工科学生人数九年间增多2.5倍,农科人数增多2倍,医科人数增多1.5倍.而由于战时各种工厂增加,国民政府加快发展农业,征调大学生入伍,全国工农医药类高校的扩充为抗战取得胜利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质言之,1927~1949年间高校的有序发展,使得高等教育较好地承担了应有的历史重任.

三、民国时期高校发展路向转变的启示

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较快,高校数量处于增多中.对于这种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社会各界人士尖锐批评大学教育的背景下,一些有着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并不表示反对,他们不满的是高校增多而导致办学品质低下的问题.1931年,朱家骅针对当时有些人秉持“少办几个大学”的观点,评论道：“实在说起来,等要建设我们新国家,将来需要人才,专靠现在几个大学来制造,恐怕还很不够,那里会太多呢?所怕的,是大学造不出专门人才来罢了！等是没有按照着我们的需要来造人才” ［7 ］.

诚如朱家骅所言,作为教书育人、服务社会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机构,高校数量的增多能够满足更多人提高自身素养的迫切需求,能够为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提供更丰饶的人力资源,能够为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发展给予更多的智力支持.但问题是,在数量增多的同时,如何提升高校办学的品质即促进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十分关键.从前面的考察看,这需要政府部门正确处理高校数量增多与办学质量的关系,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国家建设的关系,尽力推动高校的合理分布、各类高校的协调发展.而能否处理好这些环节,关系着高校发展的得失成败.民国时期前后两个阶段高校发展的效果反差就昭示出这一点.

从民国时期后一阶段即1928~1949年间的情况看,国民政府在处理上述环节、提升高校办学品质上采取积极的调控方式,并留下约略三点宝贵的经验.

第一,从调控原则上,国民政府坚持稳步有序及依据实情发展全国高校.所谓坚持“稳步有序”原则突出表现为国民政府针对北京政府时期高校发展过快、盲目升格的问题,进行严格的整顿,不惜对一些公私立高校强制降格,或不予立案,甚至勒令停办,以切实保障高校的办学质量.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及战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逐渐发展了各类高校.所谓坚持“依据实情”原则显著反映在国民政府围绕社会需要、国家建设及区域特点,发展各类高校.如在整饬高校时停办了一批办学不好的文法类学校,以回应社会各界人士对文科高校泛滥情况的批评；在配合抗战需要时,动用了论文范文一级教育资源改组办学经费上出现问题的公私立医学院；在发展西部高校时,密切结合西部产业特点,创办一批农林、兽医、工艺类大专院校.

第二,在调控手段上,国民政府一方面着力为发展高校拟定规章制度,甚至立法.如拟定的规章制度有《大学规程》、《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奖励与取缔办法》、《修正专科学校规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和《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广西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等,出台的专门法令有《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高校分布均衡原则还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即宪法之中.另一方面则运用国家财力物力调控高校的分布.譬如,1932年把停办的国立劳动大学校产用来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西部省区增设21所国立高校.

第三,在调控策略上,国民政府努力构建办学类型较分明的高校体系.首先,这一体系就高校分类而言包括综合大学、独立学院和专门学校三类.其中,国民政府在稳步发展综合大学的基础上侧重发展独立学院和专门学校,以为国家建设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其次,这一体系还特别强调高校间的分工合作.如依据《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中有关国立大学“应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立设置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的设置“以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为原则”等规定,贵州、陕西等边远省份就设有各类不同的高校.

总之,国民政府调控高校发展的思路是强调有序、重视质量、社会本位的.而由于这一思路,民国初期高校无序发展状态最终在1928年以后趋于消解,高校发展路向逐渐转变.

注释：

① 关于地域划分,学术界人士有不同提法.本文述及的东部地区包括当时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上海、北京、青岛、南京、天津和广州等特别市；中部地区包括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热河、汉口等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康、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等地.

② 1926年,新疆省有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察哈尔省有省立农业专科学校,云南省有私立东陆大学和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但这些学校均未在教育部立案.

③ 本表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71页；《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578-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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