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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解构意蕴——后现代主义为视角

主题:企业社会责任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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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论文范文

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目录

  1. 一、兴起的共时性
  2. 一、理论的同源性
  3. 三、方法的同质性:解构
  4. 四、结构的多元性
  5. 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之三
  6. 五、结果的相似性?

李政辉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10042;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可纳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与后现代几乎同步,并且在理论上与后现代有渊源关系.在方法上,企业社会责任运用了后现代的解构论,对传统企业的主体性进行解构,由此呈现出开放式、无中心、内容协调性差的结构.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有所启示.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

[中图分类号] B089, 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 2011) 02- 0017- 05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处在某种困境之中.企业社会责任,这个“绝妙的词汇”究竟所指为何,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正当,如何实现,都处在激烈的理论争论与并不太成功的实践尝试之中.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困境,跳出社会责任的思维框架与限制,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俯视该理论,发现其与弥漫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不乏曲径通幽之处.

一、兴起的共时性

“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最早由美国学者MauriceClark在1 91 6年表达,他写道:“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则由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在1923年提出.必须反对将社会责任思想向历史追溯的努力,因为源于社会整体的责任要求自有人类社会就一直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不可能褪去其“社会性”,故而人类社会的悠久并不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企业以及由此所发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属于现代的用语,在现当代语境下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是基本的前提.

企业社会责任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场大讨论.对立的双方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伯利与多德,伯利坚持传统的企业观点,认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而多德则认为企业在盈利之外,负有社会责任.在二战后的1950年代与1990年代,包括经济学、*学等学科对企业社会责任又展开了讨论,实践探索也在进行.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真正成为社会性思潮是在二战之后.

“后现代主义”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晤世界.后现代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维度,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历史阶段,如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普法战争为分界线,将这场战争所开启的时代称为“后现代时代”;另一种是作为文化术语,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一种结构性和范式上的变化”,“是对现代性追求权威、进步、普遍性、理性化、体系化以及评判知识价值的连贯一致性标准的反驳”,它“激烈地质疑各种知识定论赖以形成的基础”.两种含义的后现代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第二层含义的后现代主义无论如何抽象化,都只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现象,而真正具有影响力则是在二战之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文艺界几乎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而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领域中的若干显要以及一些论文范文女性主义的发言立论者也都卷入或加入了有关‘后现代’的纷争.”6 2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步入历史舞台并发挥影响,绝非偶然,因为引发两者的社会根源相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超越.自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处在近现代历程之中,四百年间在物质财富与社会面貌上的成绩有目共睹.现代世界建立在物质、客观性、理性的信仰之上,这种世界观的特征是对于主体能力的自信,对认识历史和建构社会的信心,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不仅能够提高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而且能够提高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促进道德的进步、制度的正义直至人类的幸福.”现代主义中的物质、客观性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主体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在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隐疾也逐渐暴露,“高度的环境恶化和广泛分散的均质化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和经济系统工业化社会的特征”,现代化并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而是带来了似乎更多的问题.

于是,对于现代性的挑战便开始了:科学研究的进展超越了现代本身,量子理论的成功模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标准;知识被地方化,或者说在地方性的语境中才可获得理解;理性的构建能力受到质疑;主体被置换成了结构,成为一种当下的存在;语言具有了决定性力量.传统的准则在此已不再适用.曾被视为确定无疑的现代性被相对化,“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

在社会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同时,人的主体性突显,消费性增强,而基于阶级与国家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淡化,如此对弱势群体(如女权主义、少数族群、消费者)的关心、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注成为中心话题.另一方面,全球化成为现实,跨国的经济交往与组织建立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人与人的国别界限逐渐淡化,但基于文化的差异性仍存在.如上的社会情势是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提出的基础.

在同一的社会进程中,后现代主义与企业社会责任被创设,成为应对社会发展的理论主张.只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包含领域更广的社会思潮,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局限于企业目的之一域的主张.

一、理论的同源性

将企业社会责任归属于后现代大潮,须于理论脉络上找到联接.作为解构传统主体的主张,企业社会责任在后现*论阵营中不乏盟友.

后现*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福柯通过对疯癫的研究质疑了理性,并进而延伸到对话语与权力的批判.在现代世界中,权力通过宏大机构得到体现,如学校、军队、工作场所.社会组织对社会实行“规诫”,即每个由组织所划定的圈地都由权威管制,这个权威是隐喻性的、不可更替的,如老师、老板.传统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是福柯所谓的宏大机构的典型.后现代就是与控制社会的宏大机构的分裂.对照现论文范文始时喊出的“上帝死了”,福柯喊出了“人死了”.在后现代的影响下,脱离既有权威的过程已经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非常吻合后现代分裂宏大机构的设想,不单单是理念相符,甚至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进程.

结构主义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带来全新视角,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结构主义关注整体与系统意义上的结构,关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主体的话,不是意识,而是结构才是主体”.列维一斯特劳斯曾以亲属关系和语言现象为例,他认为:“虽然亲属关系现象与语言现象是属于不同种类的实在,但它们是属于相同的类型的.”将两者归属在一起的是深藏其下的结构.以法学学术史做类比,如果说自然法是在天空翱翔以寻找法律的根本,结构主义则是深入地层搜寻知识的本源.结构主义认为存在主义的主体性是虚幻的.当结构主义发展到更为激进的后结构主义时,主体的位置被置换成“主体间性”.后结构主义反对西方传统主流的个人主义加理性主义.对于后结构主义而言,单个的主体只有在关系中才具有意义,“自我不是封闭的而孤立的,自我与他人是互相联系的——毋宁说,自我已经包含了他人,自我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结构主义标志了结构与关系的重要性,将主体放置在关系场景中作出理解,这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而这在企业社会责任中无疑是一种基础性的理解,或者称为“前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所极力倡导的正是将企业放回社会,在社会错综复杂的结构中扩张企业的包容力.

上述的后现*论解构主体,将其放置在某种关系中进行考察,试图以结构作为揭开世界的钥匙.从中我们不难窥视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原型或基础.

单从法律理论视角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与后现代思潮的关联,可以发现“实用主义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法学基础.”进入20世纪,美国法理学的底色就是社会化、实用化.庞德以需求的满足为角度设定法律目的,而这种需求的主体不仅仅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个人,也包括社会.庞德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包括“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此种定性与后来的企业社会责任何其相似!

卡多佐质疑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转而将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委之于裁决,而这种裁决绝非大陆法系的三段论,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利益比较与平衡的过程.“在美国,我们更乐于让逻辑服从功利.”只是,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取舍也绝非易事,卡多佐也有预料,“组合各种配料的配方至今尚未形成公式,或许一条公式也无法形成”,“如果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综合的阶段,也许分析的过程本身就值得付出努力”.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状态又何其相似!

从现实主义法学转向后现代也就一步之遥了.通常认为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批判种族法学、法律与文学、法律经济学属于法学理论中后现代转向的代表.而批判法学的源头之一就是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运用后现代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法揭示了法律原则的不确定性,批判法学认为:法律体系则借助延续财产和合同的观念以及别的有关个人权利和法律规则的观念的存在,支持资产阶级的霸权.面对大公司兴起的事实,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股东利益至上论者心中的隐忧正是由资本所导致的“霸权”.而同属于后现代的法经济学对于企业属性的理解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确立也具有极大的功效,因为企业相关的主体都获得了法律上的地位.

三、方法的同质性:解构

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后现代思潮挂上钩最明显的特征是两者都是对特定对象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是现代社会,而企业社会责任解构的则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企业.必须区分两种意义上的解构,一种是德里达所使用的严格学理上的解构,解构不是一种方法,解构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思考问题的系统;另一种是通俗、常规使用的解构,在美国盛行的就是这种通俗化的解构——“我们可以将德里达的著作理解为对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攻击的继续,即“进入反叛精神之美妙世界的通行证”.

企业社会责任解构的对象为企业.以企业的典型——公司为例,公司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社会的创造物.整个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就是公司的生成史,公司型态经历了从萌芽到逐步定型,公司的法律属性从被认定为合伙到被确认为独立的法律主体.著名的法人本质论战,法人实在说对于法人拟制说的逐渐占优并最终取得胜利就是公司主体性的确立过程.“近代公司法的演进,正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现代公司在法律上定位为法人化,乃是长期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公司是现代性的象征,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构建出的主体.只是,时至今日,公司作为主体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并积淀为法律与制度的基本成分,“法人独立原则乃是分析现代公司法的入门关键,无论在实证法演进上.或是在学术研究上的意义.”在社会意义上,公司成为与自然人相同的法律主体,当然也是社会主体,这构成了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主义.“社会好像是——大概越来越像是——产生于构成了社会的个人的自觉意志”,“个人主义学说的出现和成功本身就足以表明,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现代化所倡扬的自由、论文范文、平等皆以此为预设的主体,独立的个人及自由意志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全部要义.

作为商事主体,公司独立性的内在逻辑为股东投资完成公司原始资本的筹集,公司为股东利益而从事营利活动并分配经营所得,股东与公司的经营责任脱离:传统的公司奉行股东至上主义,认为董事、经理承担受托人责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其利润,这被视为现代企业的典型宣言.股东利益维护与公司独立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公司的解构分成两条路径:目的与结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瓦解了公司目的.公司的资本及运作原本围绕股东利益,“股东利益至上”以此为背景,但社会责任则证明了传统公司目的的单调与落伍.利益相关者理沦的成就是:承认公司是道德的行为者,对更多的“关民”(即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负有多重责任.不但股东,而且员工、顾客、债权人、社区都成为了公司营运的目的.一个多目的公司要完成自身的转变:从经济人向道德人,这对于作为“经济人”的传统公司无疑是一场颠覆.

解构的另一条路径是公司的结构.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是公司作为主体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学及法经济学还原了公司的本来结构——合同.已经成为常识的是,公司只是市场的一种替代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企业是一个通过一系列合约而将一定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生产经营的经济单位(或组织)”.公司的主体性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公司只是一个合同束,决定采用公司还是合同依赖每一个交易后的成本收益的分析对比.

当公司的目的与结构被社会责任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分析解构后,公司“并非是一种仿佛天生的机构,而是经济行为分工组织领域中的一种文化创造”.“后现代性瓦解了机构、实践和话语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企业社会责任瓦解了企业,两者具有方法上的同一性.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积极的正面型态,这与后现代主义多采用的质疑立场似乎有所不符.其实,后现代主义也并非否定一切,对于德里达原初意义上的解构而言,“解构不但不是否定,而且还是肯定,是通过转变来肯定.”在后现代的否定之内包含了肯定的因素.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所属的道德*领域,道德在自然中没有对应的秩序,它更多属于文化的产物.传统的企业利益至上塑造的是反神学的理性*主体,而奉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无疑是另一种道德承载,“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在我们之外或在我们之内存在着一种道德秩序”,“像客观现实一样,道德现实并没有被否定,被否定的只是通向它的相应路径或对它的明确表征.”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似乎过于宏大并且正当,但是将其归结为解构后的产物并不违反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是至今为此,企业社会责任仍主要是处于“破”的阶段,即反对传统的企业*观,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奉献给我们的是统一表象下无法总结的耗散.

四、结构的多元性

作为主要是批判性的分析范式,后现代主义与企业社会责任几乎成功地解构了现代社会与企业,“由于现代性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因而,在现代性话语和时代的范畴之内,真正的企业*学是不存在的.真正的企业*学将诞生在后现代话语和时代的境遇之下.”一对于企业而言,这种*学无疑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

但是,后现代主义和企业社会责任到底带来了一个怎样值得期待的结构呢?答案并不乐观,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内部都呈现出变动不居、无中心、元素间相互矛盾的多元状态.这倒颇近于耗散结构,耗散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二是系统必须是远离平衡状态的;三是系统内部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互作用.

后现代主义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无中心突出体现在界定的困难上.后现代思潮“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总的说来这一思潮仍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有人给后现代主义作了如下的‘定义’:这个词毫无意义,尽量地使用它吧.”这种状态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场景高度相似,“迄今为止在广泛讨论中唯一有共识的就是对如何定义CSR无法达成任何一致.”定义是对象核心属性的呈现,无法定义则意味该种属性的缺失.

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之三

定义的困难来自于体系的开放.后现代主义出现后,很快成了一种覆盖面宽广的思潮,从建筑到美术,从艺术到文学,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不同的方法也加入进来,后现代成为了观看现代的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花筒.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也处在变动不居之中.社会责任国际(SAI)强调保护劳工的权利,其颁布的SA8000集中于劳工权利方面.更为宽广的范围可见1971年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发表的《商业公司的社会责任》,该报告列举了58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公司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甚至将对手——企业经济责任也包含于内,卡罗尔(Carroll)于1 979年提出的金字塔形的企业社会责任至今仍被广为引用,该观点所界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

大部分被归人后现代范畴的哲学家并不接受这样的定性,认为是不加辨别地,没有内在连贯性地被归类,如福柯、利奥塔都不接受“后现代”的标签.他们的反对显得理由充分,因为后现代哲学内部的差异甚至要大过他们与现代哲学的差异.例如后现代是与现代的割裂还是承继下的发展,后现代是比现代更有希望,更富有创造性还是更为灰暗,这些基本的问题在不同的后现代学者间意见对立.又比如,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理论上的差异也显而易见.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庞大而变异的组成部分,以东风日产公司发布的《企业公民战略报告》为例,该报告列举的社会责任包括顾客、环境、合作伙伴、员工、股东、社会(社区).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列举的项目之间具有内在的冲突与紧张关系.试举数例:

1.上述主体与企业的关联有内外之分,如股东、合作伙伴、员工为企业的内部关系人,而环境、顾客、社会为外部关系人.当企业以侵害环境为代价来获得股东的高回报、员工的高工资、合作伙伴的长期合同时,则社会责任如何解答?

2.在2009年初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企业面临着多重复杂的选择,其中包括是否要裁员.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最基本的责任应该是保持稳定的工作,但在经济情势变迁时,维持超常甚至正常的员工规模将与企业自身利益、股东利益发生冲突.

3.现行的SA8000集中在劳动者权益上,但面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劳工标准,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却是“贸易保护”的魅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劳工标准上的分歧深刻地展现了社会责任概念的空虚与某种“精神分裂”的内质.

换言之,在纸面上并列各种要素,并将其归人到“社会责任”囊中是容易完成的工作,而这些相互之间冲突的利益在现实中如何实现则是严格思考所应解决的问题.一个结构开放、中心空泛、内容冲突的社会责任出路何在呢?

五、结果的相似性?

后现代主义用解构为武器,以质疑为立场,对主体、历史、文本等现代社会具有确定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往往是无序、碎片化.随着后现代分析范围的扩大,其破坏力逐渐显现.后现代所标榜的与现代割裂未必不是传统的一种复归?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性这一口号作为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现*性的拒斥,是与新的政治与社会保守主义相一致的.而后现代本身与现代根本无法完全割裂,“若要断言我们处在一个后于现代性的时期,进而赋予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关键性的含义,那首先意味着已经接受了现代性这一观念本身最具有独特代表性的东西,亦即历史的观念及其必然的结果.”

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反对,而现代科学一直是后现代所仰仗的盟友.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萨卡尔与人合著《知识分子的招摇撞骗》,对后现代主义某些非科学的态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概念明晰和逻辑一致性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后现代标志性的解构,来自欧洲学界的抵制与批评之声非常强烈,“解构主义是一种胡言乱语和含混语言的不合时宜的、来自欧洲的有害影响.”

在目的上,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与人类的未来颇为悲观,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理论没有指出前进的方向.在道德领域也同样如此,“后现代问题的中心:它剥夺了我们的普适性的道德秩序,这是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努力想达到的道德秩序.”存在的质问是:既然后现*论并不能指引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它凭什么批判既有的理论呢,又抑或,这种批判有什么意义呢?

当现代社会这件“新衣”被后现代剖析成伤痕屡屡的“旧袍”时,后现*论也被指为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这个时候,“严肃性和尊严是诱人的”.

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后现*论做了比对,虽然其中材料与观点的取舍都可能被指为有歪曲原意、断章取义之嫌,但两者的相似性仍浮出水面.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本文的写作是以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境遇作为预设前提.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了今日中国的显学,学界的高扬之声与企业的慨然表态谱写了完整的社会责任图景.但对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仍缺乏反思性的批判.政治命令的动力机制难以深入企业内里,无意识的赞扬与口号式的认同丝毫无助于真正社会责任的建立.站在中国立场上检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得出相对负责任的结论,这才是当下最为需要的.

具有后现*论因子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破除旧的企业理论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后现*论本身的历史或许就是一个不错的参照.“后现代或许能够导致现代结构的变质,但决不可能导致现代结构的变革”.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提倡利益相关者时,绝不可忽视传统的作为企业之根本的股东利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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