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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英语文学翻译论文范文参考：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
“杂合”(hybrid)最早是生物学用语.后来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也借用了这一概念,而且赋予的含义也大致相同.这些学科都把“杂合”看作是两种不同事物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事物.这种新事物既具有原先两种事物的一些特点,也有自己显著的独特性.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新事物不仅会必然形成,而且还具有明显的优点.比如,语言使用中的杂合现象,如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其交际价值就已逐渐得到了—些学者的承认；文学作品中的杂合也受到了巴赫金等学者的肯定,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大力提倡；文化中的杂合现象,特别是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各文化的杂合更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通过霍米·,巴巴等学者的阐述和倡导,其积极意义已为许多人所认识,杂合概念本身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们对杂合的这种认识对文学翻译也很有启发.一方面,无论是语言领域的杂合,还是文学及文化领域的杂合,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文学翻译,不仅使得译者面临的杂合的原文越来越多,还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翻译本身必然也会产生杂合,即杂合的译文.文学翻译的过程其实也是两种语言、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杂合.这和语言、文学和文化领域杂合产生的情况是—样的.因此,将“杂合”概念引入到英语文学汉译的研究中来是非常合适的.利用杂合这一新的视角,并充分借鉴其他学科有关杂合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对英语文学汉译有一个新的认识,看到译者面临的新挑战,了解译文的实际状况,并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确定恰当的翻译策略和译文评判标准. 就原文杂合而言,英语文学中众多的多语文本对汉语译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虽然这些作品中使用的外语语种不同,外语成分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及所占的比例也有差别,但这些成分无一例外都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如增加作品真实感、帮助刻画人物、营造陌生化效果及反抗殖民权威、消解话语霸权等.这些功能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原文内容、多语特色、外语成分的功能之间,译者往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不过,汉语译者并没有被困难吓 倒,他,］还是将英语文学中的许多多语文本翻译成了汉语.虽然f］采用的翻译方法都有一 定的局限性,牺牲了SLIB成分的一些功能,有的还取消了作品多语混杂的特色,但多数还是 体现了原文多语文本的特色,并传达出了外语成分的主要功能,使汉语读者领略到了英语文, 学多语文本的风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译者们常用的翻译策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总 的趋势是译者越来越尊重原文的多语特色,忽略汐陌城汾的译法越来越少.这一方面反映了－t 译者自觉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译一引听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译文杂合而言,英语文学的汉语译文普遍都包含有一些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词句,或是 汉语读者所不熟悉的文化意象和典故,有的在文学体裁贞D％gLI＝也和中国文学泅异,都表现 出了杂合的特点.无论是译笔生硬的译文,还是译笔灵活的译文,其中都包含有一些异质性 的语言或文化成分：那些主张地道译文的译者,其译文中的一些词句也违反了汉语的规范, 即使在以意译为主的晚清时期,英语文学的汉译文在语言、文化、文学方面也都包含有许多 异质性的成分；同一英语作品不同时期的汉语译文同样也包含了一些异质成分.所有这些都 表明,英语文学的汉译文历来都是普遍杂合的.作家呵门译作分流的情形,以及译者们译序和 译文之间的差异,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译文杂合的 度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晚清时期的译文杂启历臼刻氏,包含的异质性成分比较少；五四以 后译文的杂合度则明显升高,包含的异质性成分明显增多；到了二十世g己三十年代中后期, 译文的杂合度又开始降低,包含的异质性成分越来趁少.这种状况—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译文的杂合度开伏准a斩回升,其中所包含的异质性颈处分日见增多.之所以会 发生这种演变,是因为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译文杂合的各种因 素,尤其是读者、文学思潮等外部因素,在各个时代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英语文学汉译中的这种杂合现象给了揪刚良多启示.原文的杂合使捌门认滩u,语言、 文学、文化中的杂合己对文学翻译造成了冲击,州］需要调整以往的一些翻译观念,并重新 确定自己的翻译方法：译文的杂合则使我j门厂口文学译文的实际状况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从而 对当前翻译界讨论的一些话题作出新的思冯.就翻译任务来说,译文杂合的第二篇英语文学翻译论文样文：钱锺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
一时缤纷的“钱学”天空,经过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已经逐步地变得风轻云淡,唯一不变的是钱锺书毕一生心力写下的文学话语和学术文字.从“文化昆仑”到“思想荒芜”,从“天下第一”到“一‘钱’不值”,从对林纾翻译的宽容到“化境”理论的苛刻,钱锺书生前经历的极端的、两面的评价,在钱锺书已经作古的今日逐步演变成对钱氏文本的冷思考.
钱锺书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其在人文学科内表现出的多样性、多纬度和对文艺学问题的广泛涉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讨翻译问题的文化范式和独特视域.钱锺书本身便是一个语境.不论褒贬,钱锺书堪称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奇异景观：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脑力非凡,笔达犹得神助；他逍遥自适,惬意如沐春风；他想远离政治,但世俗万物始终伴随左右；他做研究、写小说、搞翻译,他的学问人生,清澈而澄明.
也许凭一己之力我们真的不能对钱锺书作出客观的、哪怕是相对中肯的整体评述,无论如何,钱锺书的独特性和多学科跨越非一般智识能够洞悉和涵盖.但是就钱锺书所涉及到的、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个专门领域或者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抑或是认识整体钱锺书的一个切入点.
新批评说：文本进场,作者退场.让文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许能管窥到一些零星的钱氏真实.钱氏文本大致分为三类：学术文本、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钱锺书的翻译文本,除了英译本《*选集》等以外,其他均一概杂混于其学术著作之中.抛开钱锺书的学术建树和文学成就于不论,一种从修辞学或文章学层面研究钱氏文本的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
本文从文化和文本双重视角,探讨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精髓及其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中的兑现和落实.对某一历史人物或者文化现象研究的结论通常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本文的目的并非意欲颠覆钱学研究的某些既有结论,而是在于对这些观点的偏颇和疏漏进行指陈和补充.本文的选题意义在于将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掉书袋”式的英语引文及其应用作为一种严肃的翻译现象来对待,对照钱锺书本人的翻译文本观,从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类别划分、技巧分析、属性和价值探讨,从而对这一独特的翻译文本展开研究.
离钱锺书再近,似乎都不能全懂,不只因为他在某一专门领域内的深刻和犀利,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多样性和跨界特征.钱锺书是学者、作家和翻译理论家.若在钱锺书的文化身份上添加一项翻译家的名号有溢美之嫌,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予以澄清.
本文共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是绪论,扼要梳理国内外对钱锺书作为学者和作家文化身份的研究现状、国内对“钱锺书与翻译”课题的研究现状等,为后续着力探讨的钱锺书作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的文化身份作理论、资料及方法论上的铺垫和准备.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如下几个要点：一、“钱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1)钱锺书学术论著研究；2)钱锺书文学作品研究；3)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4)钱锺书翻译实践研究.二、截至目前的“钱学”研究主要围绕以《管锥编》、《围城》“化境”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文学成就以及翻译思想等三个层面展开.三、国内对钱锺书文化身份的讨论集中在对其作为学者、文学家的研究上,极少涉及他重要的另一面：翻译家.对钱锺书作为翻译家身份的认识度不够、认同度不高.四、国内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对其“化境”的理论高度的探讨.相对系统的探讨虽有出现,但是没有联系到钱氏翻译实践的层面.五、国内对钱锺书翻译实践的研究尚属零星、片段式述介,对钱锺书翻译作品的“文本研究”寥寥,对钱氏某部著作的翻译专论尚未出现.六、海外对钱锺书的研究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因而钱锺书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国际声誉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章和第三章着力讨论《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的特点.
第二章探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中的隐形和竞争.钱锺书钟爱民族语言,深谙中英文法差异,运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表达功力、娴熟的汉语表达技巧和个性化语言在翻译中作出恰当的灵活处理,从而以独立性表达个性实现语言的跨越和文本的重构.在钱锺书的翻译实践中并非刻意谋求译本的不忠实,只是不把忠实当作翻译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谈艺录》41个英汉翻译例证中我们印证了钱锺书在“化境”注疏中对“忠实”的推崇.在实现忠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钱锺书尊崇汉语习惯,运用语序变迁、句式重构等娴熟的翻译方法,采用全盘打乱、以“意”和“喻”为中心的重写和变构、以简代繁、以动代静、以陈述代疑问、以重复代单述等翻译技巧,彰显译者表达功力,在有限的意义框架中展开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译作与原作之间、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译作独立的文本价值.
第三章探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中的“失本成译”,通过文本对比说明钱氏译文的创造性以及不拘原本的突围性特征.钱锺书运用夹写夹译的手段,让英语文献的引用服务于自己的学术写作；运用不拘字对、概括大意的缩略式编译手法,以添加背景、情境、属性描写和评价性话语为主要特征的扩展式编译手法,以及比照式互译和主旨式翻译等手段实现对原文的突破,创制出钱氏特色的个性化翻译文本,从而实现以对照、述介、竞争和创新为价值核心的个性化言语结构模式.钱氏译文清新秀丽、古朴典雅、艺术性强、可读性高.本章通过除直译和顺译11个例译以外的76个例证分析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失本成译”的属性及翻译文本的建构性特征.可以这样说,钱锺书的翻译之“失”,并非源于“力不能及”,而是他作为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对翻译的主体性选择.《谈艺录》中的翻译不是为译而译,而是出于学术写作的需要.钱锺书通过“夹写夹译”、“借译为文”、关 键 词 引领下的中西对比等写作和翻译策略,目的是更好地阐明其学术观点,为读者服务.编译概括和主旨指陈构成钱氏文本的“斧削”之“失”；添加情境、属性描述、评判性话语或背景构成钱氏文本的“拓展”之“失”.
说钱锺书是翻译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选集》四卷本英语翻译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者；其二,好比说曹雪芹是诗人、麦当劳是地产商一样同理,作为学问家的钱锺书,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学和诸多外国语文的深厚学养之上.钱锺书的几乎所有文艺学研究无不充斥着对中西文诸多文字的转换.若有人不嫌麻烦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我们便会发现,散见在钱氏论著中以注释或译注形式出现的原文本文、目的语译文,以及中英、中法、中意、中拉、中德等中西文对译的篇幅,足可整理出一部系统的中西互译教科书.钱锺书不光是个翻译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对翻译具有深刻和独到认识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实践与他的翻译思想一脉相承.
第四章着重探讨钱锺书的翻译文本观.钱锺书对古今中外文艺学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并对包括翻译在内的诸多文艺学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和视角独到的阐发.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犀利学术眼光的学者,钱锺书能够看穿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翻译真实自在情理之中.假想他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和研究者.在钱锺书所有的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他有关翻译的论述有专论,有散记,序跋和信函中皆见谈及.翻译之于钱锺书,抑或钱锺书之于翻译,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 键 词 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纵观钱锺书关涉翻译问题的讨论文字,我们发现：“失本成译”是钱锺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常时抑或多半在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事实上,翻译实践的史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翻译文本,倘依翻译概念的属性来看,其绝大多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翻译在试图实现自身的同时已经不成其为自身.且不说译者的言语表达力和主体性参与,仅语言的特异性一项,便足可撼动翻译大厦的全部根基,这是翻译的先天不足；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是不相符的.凭借学者的阅历和洞察力,钱锺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坦然接受之.关于翻译之名,钱锺书秉承他在《管锥编》中一贯的学术态度：引而不答、述而不论.翻者,“翻转花毯”；译者,“误解作者、误传读者”是也.钱锺书引用中西方的譬喻对翻译属性进行描述,简言之,翻译乃“换器弹曲”.关于翻译之实,钱锺书论述翻译史上的“失本”论并逆言之：失本成译,认为无失不成译、有失皆为本.本着“失本成译”的基本理念,他对译者采取宽容、豁达的态度.钱锺书具有文化倾向和描写翻译学倾向的翻译观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出,应该说是与国际同步,在国内则具有前瞻性.他以温和的方式修正前人,并与西方众多的翻译理论一道引领当代中国译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它的不设翻译标准的观察家态度,不仅为当今中国译界诸多争论的化解提供依据,还直接为翻译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极好的诠释.
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本文的基本结论有二：一、钱锺书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翻译理论家；二、钱锺书是贯彻自己翻译思想、技巧娴熟的翻译家.钱锺书对待忠实的态度并不刻板,他对原文采取的是选择性忠实策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字面和意义层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谈艺录》不是一部翻译作品,因此变通式述译的成分构成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主体.钱锺书身居学术和文化高地,用自己的广博和艰深拒绝读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对读者有着深刻关切的作者和译者.每逢遇到可能造成读者在文化上的阅读障碍时,他常会用译述的方式,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直陈原著之“质”,从而实现文本的文化跨越.
第三篇英语文学翻译论文范文模板：论英汉翻译写作学的建构
1.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翻译理论研究历经语文学、语言学、阐释学、交际学、哲学、美学、文化学、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等研究阶段,不但实现了从语言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也从“原著中心论”向“译文中心论”发展（王宏志,1999：12）.这是一种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跨越,它扩大了翻译的研究范围,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建设.从学科的性质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主要关注何谓译、可否译、如何译、为何译、译什么这五大基本问题,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则属于“译介学”领域,它研究的是翻译在社会、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这两种理论具有不同的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无好坏优劣之分,而是并驾齐驱,共同促进翻译理论研究的进步.本课题在肯定译介学的贡献的同时,把主要兴趣点放在如何促进“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在笔者看来,翻译理论研究具有多重功能,除了它的认识功能外,其本质功能始终不能忽略：即,指导翻译实践的功能,因此翻译研究是一门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理论研究.王宏印指出：“翻译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2009：37）.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之一是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知识支援,使学习者能从中学习到如何做好翻译工作的本领.
然而,“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虽然有传统的注重翻译实践的翻译研究的支撑,还是显得散漫无系统.所谓“传统的注重翻译实践的翻译研究”历来被人认为只是专注于纯粹的翻译技巧,盘旋在词、句转换之间,不能上升到系统的认识高度.因此,要建立“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内向型本体翻译研究”),就要努力寻找支撑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依据.如果我们审视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就会发现,决定一篇译文成败的关键无疑是正确的理解和娴熟的表达.翻译人人会做,妙在传情达意的功力有高低之分.为了强调对翻译中的写作能力的探索,我们将本研究称为翻译写作学.这样,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探讨翻译技巧、探讨发挥译文语言优势的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本体研究）就有了自己的专有名称,这是“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专业化的一大尝试,能更好地为翻译实践服务.
2.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翻译写作学”的构想和名称最早见于拙著《英汉翻译教程》（2006；2011）,随后拙文“简论翻译写作学的建构”（《写作》,2008/3）概述了翻译写作学的建构体系.经数据资料检索,未发现之前有以“翻译写作学”作为名称或关 键 词 而展开的论述.但在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还是可以发现的.思果提出“翻译为重写”（2001：1）.他认为,中文都写不通,翻译还能通吗?不能写作的人最好不要学翻译.余光中认为：“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有限的创作’.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是心中不能不了然于创作的某些原理,手中也不能没有一枝作家的笔”（余光中,2002：40）.这道出了翻译和写作的密切关系和相似性.*阳的《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2009）涉及了文学翻译里的创作问题.而“翻译写作学”关注的不仅是文学翻译,还包括非文学翻译的写作能力,诚如李长栓指出：“写作是翻译的基础”（2004：13）、“翻译就是写作,只是参照物不同.所以,写作时应遵循的原则,翻译时也应遵循”（200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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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释意派翻译理论德利尔提出：“翻译是基于写作技巧上的一种重新表达的艺术”,这和我们“翻译写作学”的理念十分吻合.2009年在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召开“论译者为作者”的翻译大会,其会议议题是要大家牢记译者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是写作的能力.但是上述这些研究的不足是没有系统的翻译写作学认识,甚至把翻译与写作相混淆,或者在写作的名义下违背翻译基本原则而任意改写、扩写.翻译写作学追求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尊重翻译标准,发挥译文优势,把译者的翻译写作能力发挥到极致.
3.本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翻译写作学意在运用写作学的基本原理,结合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特别是释意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加以整合、扬弃.其创新点在于采纳并运用写作学的“感知-运思-表述-检视”基本原理,探讨翻译行为中的写作力发挥,从而明确翻译写作新过程,完善翻译写作学的基本建构.本文引用写作学,尤其是汉语写作学的理论来研究翻译,目的是探索翻译过程中目标语表述阶段,探讨如何写出优秀的译文,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写作学有别于写作学的关键在于翻译写作学是在研究翻译的框架下研究译文写作,而非研究纯写作或西方意识形态翻译理论下的“改写”理论.
4.本论文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由于翻译写作学是个全新的课题,我们需要寻找各种支撑学说,建构一个科学而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1）翻译写作学是作者的创新思维,是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提炼和提高.但由于“翻译”与“写作”并用,容易被人理解为脱离翻译范畴的自由写作或是翻译文化学派所认为的“改写”（rewriting）,因此我们必须辨明“写作”、“创作”、“改写”和“翻译写作”等诸对关系.
2）如何为翻译写作学寻找语言学翻译理论基础和中国传统译论理据,需要非常熟悉中西方各种学说和理论.
3）如何解决欧化汉语和低俗汉语对翻译写作的恶劣影响,也是本课题的关注点.
4）论证翻译写作学在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翻译教程编写与翻译教学的作用地位,为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寻找实践与理论支持.
5.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课题最早的研究思路来自拙著《英汉翻译教程》（北大出版社,2006；2011）的第八章“翻译写作篇”.在这一章,我们正式提出“翻译写作学”概念,并论述了翻译写作学的一些特征.我们借鉴了国内《写作学高级教程》（1989）里的“感知、运思、表述”写作概念,并将之发展为翻译写作学的支持理论之一,真正从写作学角度来研究翻译.作者另一篇论文“简论翻译写作学的建构”（《写作》,2008/3）描述了翻译写作学的建构体系.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定题（翻译写作学建构）→立论（认为翻译就是除创作以外的另一种写作体现）→比对（翻译与写作、翻译与创作、写作与改写、翻译与翻译写作等）→求证（运用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释意派理论、中国古代译论、高健语性论）→举证（运用优秀译文证明译者写作能力是译作成功的根本）→创立（翻译写作学是指导翻译实践的知识必备）.“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在“翻译写作学”的旗号下名正言顺地成为“翻译学”的分支,并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译介学）分别履行好各自的职责.
6.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1)创建“翻译写作学”概念和内容,
2)将写作学原理引入翻译研究中,
3)将直译意译、异化归化整合成“直译、意译与归译”,尤其对“意译”有新解,
4)以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将各家翻译流派的观点加以整合、归结,
5)以高健“语性说”为依据,发现一条与古代译论相一致的现当代中国传统译论走向,
6)将传统翻译研究中极少涉及的目标语写作规范纳入其中,实现翻译与写作的真正结合,
7)将翻译教学纳入翻译写作学框架下,使翻译教材编写与翻译教学法融入其中,
8)全文至少有17处对各种翻译言论或译文做出批判,其中包括:
①对“意译”错误定义的批判,
②对恶性欧化和伪劣汉语的批判,
③对董乐山反对发挥译文优势的批判,
④对冯亦代四字格言论的批判.
第四篇英语文学翻译论文范例：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
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一直以文本分析为主要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翻译家研究一般集中在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观的介绍上,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对翻译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思想、审美意识、人格修养及其所译作品对译入语文化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值得翻译研究界予以重视.
杨宪益(1915-)学贯中西,集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西交通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于一身.他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许多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他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最终走上了翻译道路,将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伟大的翻译事业.以翻译成就而言,特别是中译英领域,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者寥寥无几.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宪益为中国文学向国外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毕生译著煌煌千余万言,但鲜见翻译界对其翻译思想、地位、影响等作系统而客观的梳理与评价.因此,以“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为选题,尝试对这样一位罕见的学者型翻译家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文将从杨宪益翻译什么(作品的选择),如何翻译(翻译的方式),为何翻译(翻译的动机)这三方面为着眼点,把杨宪益翻译的轮廓和细节都真实地带到人们眼前.本论文探讨杨宪益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文化思想、价值追求和政治关怀,描绘杨宪益精神变迁的轨迹.对杨宪益的文学翻译状况进行研究是一项繁杂的工程,本论文着重讨论译文的接受文化,试图对新文化语境中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过程进行爬梳,探讨该时段文学翻译有哪些突出的变化及特征,出版机构或译者本人选择了哪一些作品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去介绍给当时的国民,译者使用的基本翻译方法是什么,这样的选题与翻译方法对译入语文学及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译作对作者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经验及教训可资借鉴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重要转折,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描述翻译学的兴起,继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凸显于翻译研究中.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都是通过译者来体现的,而翻译家的选择、翻译的方式、翻译的策略等等,反过来又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转向,使翻译家——翻译主体——研究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
杨宪益在译介中国文学上所做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国内外有相当的评述文章,但都是零星的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杨宪益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显现出新的趋势,不仅出现了自传、还有传记或者评传.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邹霆著《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李辉著《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雷音著《杨宪益传》等.传记全面介绍了杨宪益的人生历程,书中都多次提到杨宪益的翻译事业,但不是主要笔墨.杨宪益本人也曾应邀写了一部自传,1990年时,他用英文写成这本自传,名为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改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薛鸿时将其翻译成中文,题目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为中文版写了后记.这便是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杨宪益研究的发展概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缺少从翻译的角度对杨宪益进行研究呢经过大量的材料分析,以及对国内外翻译研究发展史所作的思考,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是翻译研究发展的历程决定的.由于传统翻译研究工作的重点不在翻译家研究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研究工作还没有着手探讨“谁来译”的问题,因此,多年以来,较少有人从事以翻译家为对象的翻译研究.其二,杨宪益仍然健在,很难引起翻译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传统的观点认为,译者是隐身的.高明的译者不应让译文读者察觉到读的是译文,而非原作.但是,目前国内外翻译界逐渐意识到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不是隐身的,而应该有其自身彰显的风格与特点.
从风格本身来说,风格是可译的,但有一定的限度.译者如果忽视了风格意义或风格价值,是很难忠于原文的.文学作品风格的翻译是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有些译者由于缺乏较深的文学修养,对风格缺乏辨别、鉴赏能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丧失原作的风格或使风格消退.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原文风格的丧失或减色归因于风格的可译性限度,更不能得出结论说风格是不可译的.既然风格是可译的,那么译者就应该有风格意识,想办法在译文中传达原作风格.
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原作风格和译作风格的关系是研究文学翻译中风格传达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
1.译者风格无疑应该服从作者风格,但过分拘泥于原作的表层结构,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只注重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容易导致死译、硬译,结果反而违背了原作风格,求信而不信.
2.译者风格在译文中有意无意地会显露出来.但是,过分强调译者风格,强调以译者为主,译作可以在艺术上超过原作,只注重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容易导致曲译,甚至是滥译.多数译者都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翻译工作,有意识的曲译、滥译现象已基本绝迹.然而译者在不知不觉之中仍有可能过分突出了自己的风格,使原作的风格成为名存实亡的东西.
本文将讨论杨宪益在毕生的翻译生涯中是如何既积极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又恰如其分地展现译者的风格,如何将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或者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学时,都能做到这一点.
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杨宪益翻译研究的现状,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领域的成就,包括西方文学名著的汉译和中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为“杨宪益的个人风格”.首先讨论了翻译风格论,提出风格翻译的理论基础、必要性、困难、可能性与必然性、先决条件以及共性,为文章的立论做好铺垫.接着,论文探讨个人风格与思想性格的关系,翻译风格与思维结构的关系,个人风格与生活经历的联系等.并且,本章还着重探讨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与其选题、翻译策略的关系.翻译理论界一直强调“诗人译诗”的优势,杨宪益作为诗人,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歌,也翻译诗歌.
第三章为“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及其翻译观”.本章首先从杨宪益的民族主义、历史理性主义、沉重的历史感与忧患意识、民众与现实立场入手,进而探讨其翻译观.本章接着对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评价.本章还根据杨宪益汉语作品英译与外语作品汉译两个模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就汉语作品英译而言,又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国近代文学作品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三个子模块,突出杨宪益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外语作品汉译而言,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与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得修纪》为切入点,证明杨宪益在外译汉领域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翻译家: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通过详尽的文本比较,深入挖掘杨宪益的翻译风格与其他翻译家的翻译风格的异同.
第四章为“翻译名家之风格比较”.从总体上分析了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三位翻译大家与杨宪益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戴乃迭是杨宪益翻译事业上的好伙伴,但是由于母语的差异,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存在分歧,探讨两人合作翻译的模式.以《红楼梦》为例,对两译本展开比较,探讨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的异同.许渊冲在诗歌翻译领域堪称翘楚,故对其风格与杨宪益翻译风格进行比较.
第五章为“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首先从文化力量、原文地位与起始规范入手,然后剖析翻译委托人、预期读者对象与翻译目的,接着探讨道德规范、评价、诠释与文学观的差异.本章最后着重比较了在人物语言风格翻译上的差异.
第六章为“杨宪益与许渊冲诗歌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在诗词翻译领域成绩斐然.本章从乐府、唐诗、宋词三方面入手,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的翻译风格,并探讨造成翻译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乐府以《上邪》、《江南》为例,唐诗以《长恨歌》为例,宋词以《西江月》为例.
第七章为“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本章结合上述六章的内容,提出影响杨宪益依着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教育经历、社会背景、翻译目的、出版商或翻译组织机构、预期读者与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本章的升华部分,总结了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即比较文化视野下的翻译观、忠实与“信”的比较、文化与意义、消除历史距离、对古籍今译的观点等.
第八章为“结论”.对本项研究进行回顾之后,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研究价值、其局限性,以及研究的发展空间.
在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中,他把中外文学遗产都纳入到自己广阔的视野中.他深谙中国人民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学遗产,外国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翻译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途径.他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主,也做一些英译汉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翻译的特点是能把中国古典文学中许多难懂的词语译成非常通顺、晓畅的英语.有时读者反而觉得与其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原著,倒不如阅读它们的译本来得容易些.
从以上取自不同体裁、题材、风格、作家、时代和社会的意象翻译的分析看,杨宪益凭借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审美力、跨文化比较能力、创造力,以及长期的翻译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思想内容忠实原著,理解深刻,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善于传达隐含的意义、思想和情感,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偏重直译,语言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富有变化.
杨宪益的翻译成就足以证明,文学翻译要获得成功,翻译主体首先必须热爱翻译和文化交流事业,翻译态度严谨,具备社会责任、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感,译品要对原作、原作者、原语文化和译入语社会和读者负责.其次,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必备的研究能力,做“真正的文化人”(王佐良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再次,必须具备对语言艺术的感悟力,丰富的想象、情感、创造力和人生体验,良好的判断鉴别能力和审美能力.其四,必须具备必需的翻译理论修养、辩证的翻译观、正确的翻译目的和动机.最后,必须勤于勇于翻译实践,不断丰富翻译经验,并把翻译理论、学术研究和实践翻译结合起来,既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又不逾距.“风格即人”,译者个性、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制约翻译质量及风格.通过对杨宪益译者风格的研究,加深了对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因素的理性认识和深入思考,推动该领域研究的纵深发展.
本研究的价值
第五篇英语文学翻译论文范文格式：王佐良翻译风格研究
王佐良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多才多艺,著述等身,成就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析出和廓清王佐良践行自身翻译主张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更在于揭示王佐良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成就在我国翻译理论建设与翻译实践发展,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事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王佐良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却仅仅是一些尝试性的浅探,或是感性的零星分析,似乎有失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全面综述王佐良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基础上,以翻译的基本属性、文本类型理论和风格标记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诗歌、散文和戏剧的文体特征及其翻译特点,并以王佐良的诗歌、散文和剧本译作为依据,采用对比分析、定性定量分析等方法,对王佐良的翻译风格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系统的分析研究.
第一章是绪论.论文首先对风格和翻译风格的内涵进行了探析,认为风格可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作品的题材和体裁以及作家对它们的处理手法,二是作家文章的风采(即作家的文笔,如清新、华丽、细腻或者粗犷等)和作品的基调(即指作家表达手法的一致性,如严肃、欢乐、沉闷或者悲哀等),三是作家驾驭语言的本领,遣词造句的特色,作家对语言的习惯用法、句型结构的特点以及贯穿作品始终的作家自己的语言“个性”等.据此,论文指出,翻译风格,又称“译文风格”(有时亦指“译者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具体体现为译者选择题材的口味、所遵循的翻译标准、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的表现手法等特点.翻译风格是由译者的翻译观、创作个性、艺术偏好和语言习惯所决定,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译者,由于其翻译标准和方法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翻译风格.即使翻译标准和方法相同,译者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翻译风格应具备两个不容或缺的特性——独异性和一贯性.如果说独异性是风格的质的体现,那么作为量的积聚的一贯性,无疑是质的构成的一个不能没有的前提.因此,译者在保持一贯性的前提下,由于所选择的翻译对象的体裁和题材等丰富多样,其翻译风格似又可呈现为多样性的特点,如诗歌翻译风格、散文翻译风格、小说翻译风格、戏剧翻译风格,等等.此外,本章还对本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范围进行了概述.
在第二章里,论文首先对王佐良其人其事进行了概述,并指出王佐良是著名教育家、英国文学研究界权威、比较文学研究开创者、卓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杰出语言学家、出色作家兼诗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艺复兴式”人物.然后对王佐良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探究,通过宏观梳理,首次提出了由文体翻译观、文化翻译观、译诗观、译者观、理论与实践统一观以及新时期翻译观等六大方面构成的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此外,王佐良一生译作甚丰,其中以数量可观的经典诗歌和散文为主,也有小说(短篇)和戏剧,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他的译作语言清新隽永,译艺精湛.特别是他的英诗译作,因为这是他的最爱,所以英诗译作颇丰,所译作品几乎涵盖了密尔顿、彭斯、拜伦、雪莱、蒲柏等一大批英国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品,以及爱尔兰诗人叶芝等人的诗歌.可以说,王佐良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译介英语文学的大量优秀著作,特别是诗歌和散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章主要回顾了风格翻译论和王佐良翻译研究两部分文献.在对风格翻译论文献综述中,论文认为目前学界主要存有三种倾向性意见:即可译论、不可译论和“顺其自然”论,并分别加以充分细致阐述,据此辩证指出:一方面,原作风格是可译的,另一方面,译作会在所难免地烙上译者一定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的印记,体现了风格的独异性和一贯性.译者应善于淡化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的个性与原作的个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努力使译文最后统一到作者风格上来.
在对王佐良翻译研究现状分析时,论文认为学界主要在四个方面对王佐良的翻译成就做了一些研究:1)价值判断型研究,即从作者个人的直观经验角度对译品进行举例式赏析或多译本对比研究.2)文体特征研究,即以原作的文体特征为基础,研究其在译作中的再现.3)理论应用性研究,即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如语用学)检验或应用于译本或译文质量分析.4)翻译思想及其相关研究.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对王佐良的翻译思想或翻译观进行宏观梳理与分析研究,二是在分析总结王佐良翻译思想或翻译观的基础上,对其翻译实践进行例析,夹“例”夹“析”.从这些研究不难看出目前学界对王佐良的翻译研究尚有三点不足:一是尝试性浅探型,尚待深入,二是感性分析多于理性研究,缺乏理论高度,三是点面结合不够合理,有失系统性和全面性,尤其是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
第四章结合翻译风格研究的特点,开拓性地归纳出翻译的五个基本属性——语言异质性、信息传递性、译者主体性、文本原创性和文体适应性,并为翻译风格的形成、发展和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文本类型理论是德国翻译理论家莱斯和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根据语言功能对文本进行功能划分的理论.莱斯和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虽有所不同,却也颇具相似性.于是,论文便将两者的文本功能分类通称“文本类型理论”.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风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莱斯和纽马克提倡从译文功能角度,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分类评价,试图为翻译批评建立一套客观、系统的标准.因此,文本类型不同,翻译原则与策略各异,评判翻译风格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最终都要着眼于译文能否有效实现翻译目的和预期功能.翻译风格研究必须从区分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的关系开始,二者如若一致,则可以用文本类型的翻译标准,评价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交际功能,倘若不一致,翻译风格研究就应关注译文风格改变的动机及对目的语文本的影响,要突破对等论标准,根据具体的翻译环境来判断译文是否具有特殊功能.文本类型理论至少为我们正确评判译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即翻译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文本类型的差异性,决定了翻译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刘宓庆的“翻译风格论”认为,风格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行文气质,而是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这种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译者认识的风格标记.即是说,原作风格是一个标记体系,是可以认识的,认识风格的手段是掌握风格标记体系.要掌握风格标记体系,只凭模糊性术语对原语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是很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对语言形式的结构分析.译者只有对原文进行结构分析并与非形式标记模糊集合的审美活动相结合,文章的风格才能显现,从而使风格意义成为可知.刘宓庆认为,风格标记体系可分为着眼于音、形变异的“形式标记”和着眼于审美效果的“非形式标记”.翻译风格标记理论不仅适用于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和分析,也可用于人们认识和分析译作风格以及比较分析原作与译作风格之异同.有了风格标记,就可对译本风格进行更明确、更有理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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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是关于王佐良诗歌翻译风格的研究.诗歌是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及其形式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一般应具有五方面明显的文体特征:1)鲜明的音乐性,2)丰富的想象力, 3)含蓄多解的诗意,4)别具一格的语言美, 5)具体可感的意象美.鉴于此,论文认为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似乎可以说,诗歌翻译的特点尽在一个“难”字上,即1)形式:难以保全,2)诗意:难在尽传,3)诗风:难以再现.然而,译诗虽难,但译诗者仍然有所作为.译诗者只要在尊重翻译客体的前提下,以“尽量缩短与原诗的距离”为目标,充分发挥译者主体的创造力,定能有所作为.古今中外经久不衰且日趋繁荣的诗歌翻译事业以及大量的优秀诗歌译作问世(包括王佐良的大量诗歌译作问世),就是有力的明证.
王佐良一生爱诗.他写诗、研究诗、编诗选、写诗论,还译诗.译诗是他翻译工作中的“最爱”,也做得最多,做得最出色.他在翻译实践中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诗歌翻译主张——“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在诗歌翻译方面,王佐良最为喜爱、最为倾心的当数英国诗歌,译作甚丰,如《彭斯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苏格兰诗选》.
在对《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和《西风颂》原诗文体进行分析后,论文通过多译本比较,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方法,对王佐良和他人译诗做出了细致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王佐良译诗与原诗节奏韵律相仿,内容忠实,风格相近,语言清新,处理巧妙.这正如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他的诗歌翻译实践很好地实现了由他本人提出的“以诗译诗,诗人译诗”的诗歌翻译主张.
在第六章,论文首先阐述了散文的五大文体特征:1)表述视角主体化,2)话语品格个性化,3)话语结构情境化,4)表述策略虚幻化,5)语言表达审美化.据此认为,散文翻译似应把握三个特点:1)把握整体风格,再现风格美,2)置身原作情境,重构内容美,3)讲究用辞措句,再现形式美.然后对《谈读书》和《射手》原文文体进行分析,并通过多译本比较,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方法,对王佐良和其他译文做出了细致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王佐良无论在理解原文的深度上,在辞章的运筹上,还是在传情达意的准确度上,都无不显示出过人的功夫.他的译文措词得体,简练精确,行文流畅,脉络清晰.他文体意识强,语言驾驭自如,译文忠实巧妙,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他的散文译作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思想内容,还“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特征和美学价值.
第七章是关于王佐良戏剧翻译风格的研究.戏剧的文体特征是由戏剧的两个显著特点决定的.特点之一是戏剧在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等方面主要依靠对白(即台词),特点之二是对白写出来首先或主要是让人们朗读的(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通常是被人默读的).冯庆华将戏剧的语言风格,较为全面地概括为“注重诗意”、“讲究修辞”、“还原真实”和“突出个性”等四大特点.
戏剧艺术的舞台性决定了戏剧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译者应尽量再现戏剧原作的舞台口语化风格,即台词的诗意化、艺术化、生活化和性格化特征.要再现这些特征,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者,更应考虑到功能对等,即让受众从译语获得如同原语同样的反应.为此,论文认为戏剧翻译似乎应特别注意四点:1)尽量为受众着想,2)应突出视听效果,3)语言须通俗易懂,4)译本宜实现无注.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剧本之一.由于《雷雨》的突出艺术成就以及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显著地位,王佐良于1958年翻译并出版了《雷雨》英译本(合作者为巴恩斯).本章以风格标记理论为框架,对照原作,结合戏剧的文体特征,从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大方面对《雷雨》的翻译风格加以探析.通过分析发现,英译本的整体风格可概括为:紧扣原作情节,不失原作之曲折生动、紧张激荡,语言朴实晓畅、灵活自然、简洁含蓄,成功地再现了戏剧语言口语化、性格化和诗剧化之特点,准确把握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十分有效地“还原”了原作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审美效果.即是说,王佐良忠实而巧妙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标记系统.
第八章对王佐良的翻译风格作了概述,并论及本研究的价值、局限性、发展空间等问题.论文指出,王佐良总体翻译风格是“忠实达意,巧妙灵活”.“忠实”是其“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等翻译主张在翻译实践中的最直接体现,“达意”是他践行“译语要活跃、清新”、“译文要讲究文体适合性”、“译语要体现社会场合适合性”等一系列翻译主张的结果,“巧妙灵活”则有效地反映了他所倡导和强调的译者翻译方法——因作者而异,因作品而异,因接受者而异.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不乏启示.其一,翻译理论和实践是翻译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内涵.学科发展需要辩证的科学态度,只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才能有效推动翻译学科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之路.其二,王佐良的许多佳译,一般都有其之所以产生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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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文学翻译引用文献:
[1] 英语文学翻译论文选题范文 英语文学翻译论文题目选什么比较好
[2] 关于英语文学翻译的论文参考文献 英语文学翻译核心期刊参考文献有哪些
[3] 英语文学翻译论文大纲范文模板 英语文学翻译论文框架怎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