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 当代文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中韩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2. 第二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样文：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
3. 第三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模板：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研究（1978-1992）
4. 第四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例：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影响之研究
5. 第五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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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参考：中韩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交往与相似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与韩国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命运,形成了类似的文学现象.作为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的韩国公民,我认为深入探讨20世纪这段历史极具意义.笔者在韩国时就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本科和硕士期间曾选择这一话题进行研究.2008年,当我有幸从韩国考入浙江大学就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博士,基于上述状况,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韩两国现代女作家女性意识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以为这样的选题,对我而言,或许更切实,也更有意义.

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萧红与姜敬爱是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在中韩文学史特别是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以萧红与姜敬爱创作的反映民族、国家、阶级、女性的作品为对象,从女性意识以及女性命运的角度契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全面深入概括和分析中韩两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历史命运、时代贡献及其彼此的异同之处,藉以为当下创作和研究特别是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启迪.

全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主要对研究对象、女性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等作了界定,同时还对女性文学研究现状、论文的写作意图和具体内容框架,进行了介绍.

第一章：主要从宏观层面对20世纪中韩女性文学做了梳理.它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整体性角度爬梳了中韩女性文学观念的变迁和女性意识彰显,一是从纵向上分析了中韩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

第二章：主要分析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题材对象与人生情怀.从历史和社会变革、爱情和婚姻、人生关怀角度契入,并由此及彼,揭示各自民族文化的异同悲剧及其相关特点.

第三章：主要考察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性别观念和苦难意识.具体围绕女性悲剧的生态环境、民众苦难的真实书写、民族灵魂的深入探索三方面展开,它揭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的苦难生活及其悲剧命运.

第四章：主要探讨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形象塑造.分男性和女性两大谱系：前者是乡土农村中的愚夫、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知识分子；后者是艰苦环境中悲惨命运的女性、对旧道德旧礼教反抗而斗争的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等,它集中地体现了她们现代的女性意识

第五章：主要分析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叙述方式.具体又分审美追求、文体选择和语言风格三个层面,从这样角度展开对彼此异同的比较分析,从中触摸探讨她们独特艺术风格并探寻其艺术成因.

结语：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进而对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文学成就、历史局限和历史及现实意义进行简要的归纳和总结.

第二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样文：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

本课题的研究注重“史论结合”,在“史”的层面,着重梳理美国高校文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线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在“论”的层面,则探索了本土化创意写作学的定位,探讨它与中文系既有专业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

除绪论和结语以外,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上、下两篇.

上篇讨论的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指出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体系的建设思路.

下篇则探讨创意写作学科的“软件”.“软件”指能够驱动创意写作学科“硬件”的东西,它应当包括：教师、教学,以及对创意人才的管理机制.

结语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括,总结本研究的具体思路与结论,以及现阶段的不足之处,指出未来创意学作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建设本土化“创意潜能激发”的理论与实践,真正实现从“修辞学”到“创意学”研究路径的理论转换.

第三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模板：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研究（1978-1992）

“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热点话题之一,关于现代性内涵、边界与理论渊源地考察和讨论,以及这些讨论所产生的分歧表明,要弄清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返回它被译介、引进到汉语学术体系的历史语境中,在动态的历史现场中考量“现代性”概念的本义及其在译介、使用过程中的意义转换.

考察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寻找现代性思想和理论离开其原产地传播到中国文化情境后的种种“遭遇、变形、调适、重组与再造的过程及其规律”；探讨此一概念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起承转合”的理论命运问题；并进而对新时期中国美学得以形成的系列理论命题进行较为详尽的言说与阐释,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论文主体分为五章：

第一章主要回顾了新时期以前中国美学领域对“现代性”的译介情况.“现代性”之进入中国学界,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二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发现了“现代性”,作为判断艺术优劣的标准,它是真理,并永不过时；三十年代卢勋借日本学者三木清之手将尼采所“厌恶的现代性”介绍进入中国,“现代性”的危机初次显现；四十年代,袁可嘉将西方“现代性”言说中关于“都市现代化”、“现代都市体验”及现代文明反思等问题译介进来,明确概括了“审美现代性”之特征；解放后,“十七年”间受苏联文艺理论系统的影响,人民性、革命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内涵为“现代性”赋予了新的“光环”,它又成为了衡量一切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

第二章对新时期翻译及讨论“现代性”的现场进行还原.重点考察新时期三大译丛——“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不约而同地将有关“现代性”讨论和争鸣的资料视为学术关注点的原因.另外,以《世界美术》杂志为个案,梳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接受与实践过程,希图提供对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和西方现代派艺术的“现代性”思考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从中国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学译文中发现“现代性”概念内涵发生变化的征兆.人们对“现代性”的绝对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此概念中的“新”、“先锋”、“革命”等内涵,伴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对直线演进的历史时间观的批判而瓦解.当现代性的历史被证明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现代性成为了一种与过去有着本质区别的艺术观——传统成了先锋——这打破了现代性关于新和独创性的概念范畴.

第四章现代性概念中有关“都市现代生活的体验”随着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作品的译介再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本雅明笔下的“现代生活”被看作是都市化的、基于工业生产的并具有社交流动性,性质由资本或一切皆可进行财富交换的观念所界定.这为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性”研究扩展了方法论和批评视野,对“现代生活”的体验已不仅仅是诗人们的抒情内容,它已变成每个“现代人”对正在改变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回应.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经典定义,以及他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后来成为本雅明哲学的理论构架.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强调“光晕的丧失”是新艺术产生的历史机遇,现代性失去了权威性,这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权威”和“学院派”的批判和争议提供了理论背景.

第五章考察“现代性”在后新时期、新世纪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这基于新时期中国学界对贝尔、詹姆逊、韦伯、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等人的后现*论文本的大规模翻译与介绍.在中国,“现代性”成为热点是后现*论回溯的需要.两次“后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的举行证明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现代性”话语实践和理论反思,在新时期结束之际已然展开.

结语对“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最先为文学、艺术领域所关注,最集中地反映到美学译文中进行了反思.

第四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例：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影响之研究

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非常密切,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历史的记载,泰中两国外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可追溯到泰国素克泰王朝也就是中国宋代时期,中国文学伴随着泰中贸易以及华人移居进入泰国.对此许多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两国文学的关系,尤其是泰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和港台武侠小说的接纳与认同有许多研究文章.虽然泰国学界对这两类文学作品对泰国各界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总体来看,还是缺乏更为深入研究,尤其是深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

中国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在泰传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泰译本的出现,大大扩展了这些经典作品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对泰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大.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泰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鲁迅的《阿Q正传》被译成泰文,所出版的泰译本书籍刚面世,就被泰国读者抢购一空,在泰国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震动.从此,接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温床在泰国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学在泰传播与存在的关键,在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读者的主观意识在阅读时吸取并接受作品中的精神食粮、美学和艺术修养起着主导作用.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论证：

第一、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在泰的传播途径,解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泰译本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从传播方面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渠道与形式在泰国传播,而在诸多传播渠道与形式中,起最大引导作用的当属作品的泰译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泰国传播,曾在两个时期遭受泰国政治风暴的打击,即1939-1944年和1958-1961年.这两个时期,泰国政府实施反共政策,境内的中文报纸几乎都被查封,凡是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都被泰国政府视为禁书.1975年泰中建交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泰国文坛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文化和艺术上拥有深厚素养,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得以又一次繁荣发展.作为泰国皇室成员的诗琳通公主,在泰中建交不久就率先参与中国文学翻译活动,连年翻译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并写下多篇中国游记,不仅为泰国人民做出了榜样,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泰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文学翻译比较多样化,但没有注重翻译某些特殊作家的作品,文学创作与市场销售业绩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泰国“为人生”文学思潮以及泰国激进知识分子、作家的关系,探析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为人生”文学思潮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从总体情况来讲,在泰国“为人生”文学诞生的阶段,尤其是该文学流派的学者、作者在寻找理论依据及发展方向时,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不少.泰国作家乌栋·,斯素瓦(Udom Srisuwan)借鉴西方与中国文艺思潮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在他《从文学看社会、从社会看文学》的文章中,对泰国文坛提出“文艺为人生”的口号,从而引起当时泰国文坛的争论,许多泰国激进作家对这种观念均表示认同与接受,开始迈向文艺为人生的创作道路.泰国“为人生”文学进步作家是在学习并领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之后,从而开始创作他们的作品.他们还发现,鲁迅的代表作品《阿Q正传》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病态与当时泰国的社会很相似,并呼吁泰国人对社会进行改革.1973年10月、1976年10月泰国爆发了反抗军人政府的革命运动,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即是学者、大学生们受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

第三、研究泰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从泰华文学的演变进程和继承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华文学诞生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五四”新文学与泰华文学的兴起息息相关,“五四”新文学是促发泰华作家在泰顽强创作的精神力量与思路灵感的源泉.诸多移居泰国的华人作者早期曾接受中国大陆的培养教育,受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启迪,感受较为强烈,创作常常是有感而发.新文化运动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始终是泰华文学坚守的创作方向.抗日救亡运动的精神,曾成为泰华文坛的主流思想,追悼鲁迅的活动是这种文学思潮的高峰.

第四、鲁迅作品的接受与研究.剖析鲁迅作品在泰很受欢迎的原因,并详细探析泰国对鲁迅作品研究的状况.鲁迅作品在泰问世初期,之所以能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作品,迎合了当时泰国社会的需要.这种影响力已超越文艺审美的价值,进而体现出社会功能的价值.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吸引着为政改寻求出路的进步知识分子.当时泰国知识分子视鲁迅为革命图解的象征或某种政治理念的符号.这些激进的泰国文人在军人*政府的压迫下,对政局感到绝望,希望从异国文学作品中如鲁迅作品等借鉴社会改革的经验,来改变军人专制的恶劣局面.除了寻找政改观念之外,一些泰国学者还通过学术理论体系研究鲁迅及其著作.上世纪80年代泰国对政治与文艺管控有所松动,泰国学者主要通过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并对鲁迅作品的文学体裁、艺术特色、语言描写和人物塑造等进行探讨.

总之,本论文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国影响的初步研究与探索,笔者尝试通过上述的视角对泰中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希望能以微薄之力做出有一定价值的贡献,为泰中两国文学交流尽一份力量.由于自己学识有限,在论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了诸多缺点和不足,希望能得到师长、专家的批评指正.

第五篇当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格式：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

近代以后,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面对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国家在针对发展经济而提的“走出去”战略下,急于寻求“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其实,早在新中国建国初,国家就开始尝试通过《中国文学》杂志有计划地、系统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化了.然而,作为惟一一本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官方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却于2001年停刊.本文拟借助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分四个时间段全面考察《中国文学》50年来的生产过程及其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总结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侧重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对影响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以及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感兴趣,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中国文学》的生产及其传播和接受分别发生在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其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主要受源语环境的制约,其译介渠道、译介效果和译介功能主要受译语国家环境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改写理论、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几种理论工具来解释这些译介要素.

《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由赞助人和中英文编辑构成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赞助人包括一级赞助人和二级赞助人,前者由国家最高外宣部门和文化部门构成,后者由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外宣的出版单位单位构成.这种复杂并更换频繁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中文编辑负责挑选作品,英文编辑即译者负责翻译,虽然他们是合作关系,但是中文编辑的改稿权始终大于译者.赞助人通过制定翻译政策来制约刊物对译介作品的挑选（译什么）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怎么译）,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时近时远,翻译策略从信达雅过渡到解释性翻译.集中型赞助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地位来控制译者,促使他们遵守其制定的翻译政策,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能够通过刊物体现出来.

译介主体在翻译政策的制约下为国外读者确立了一批代表中国文艺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由于国内形势、编辑方针、国际形势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变化,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在题材、体裁以及作家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受源语国家审美制约的刊物装帧设计和受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的发行周期也表现出不同特征.于是,带有不同阶段特色的作品、装帧、美术插页和发行周期都直接影响着刊物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

虽然刊物对译介对象有自己的定位,但是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期待规范的制约,实际读者跟目标读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偏差.通过读者来信、报刊评论、专家学者的研究引用和高校的教学使用状况可以看出读者对刊物的接受情况；通过刊物的发行量、书刊的转载量以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量可以看出刊物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文论、美术插页等内容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创刊初期和新时期译介的内容在国外得到一定的反响.但是,除了创刊初期杨氏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得到肯定之外,刊物的译语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规范.刊物的译介渠道也一直处于有所发展但始终发行不畅的状态.因此,刊物在国外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

源语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行为受源语国家环境的影响多于译语国家,并且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然而,作为专业人士的编译人员属于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受国家赞助人的制约,可其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不尽然一致,因此,他们在译介作品时,往往更多考虑译语国家的接受规范.刊物的译介便在国家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的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机构译介的刊物在国外的接受更多受到国家外交关系、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国外发行渠道的制约,源语国家无法通过操控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来完全控制其在译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便在所难免.国家通过掌握文学期刊这一象征资本,五十年来赞助其连续不断的出版发行,使国家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得到一定的累积增殖,但是文学译介为国家带来的利益远远低于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刊物的投入,于是《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遭到停刊的厄运.

可见,“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只涉及语言翻译问题,它受源语国家和译语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赞助人、专业人士、翻译政策、读者期待、发行渠道的制约.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国家只有在“谁来译介”、“译介什么”、“如何译介”几个方面尽快转变译介理念,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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