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论文范文参考 版本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版本学论文范文参考：清代版本學史稿
2. 第二篇版本学论文样文：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研究
3. 第三篇版本学论文范文模板：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经解》版本学研究
4. 第四篇版本学论文范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
5. 第五篇版本学论文范文格式：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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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版本学论文范文参考：清代版本學史稿

清代考據学、藏害、刻书的典盛,為版本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基础,使之成为與目缘学、校勘学並立的一门独立的学問.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版本学家,根据版本学研究的学术倾向,大致可以把他们分為校雠和赏鉴雨派.清人通遇编寫版本目録和善本害志,撰寫题跋、劄记,摹刻害影等形式记缘版本学研究成果.清人以校勘是否精审作為判断版本优劣的第一標准,同時看重版本的文物价值,正是这種善本觀,使得他们推崇但能辨正地封待宋元蕾刻.但随着時代的推移,文物价值逐渐超过校勘价值,在善本標準中的比重明顯增大.清人已经掌握了较為完借的版本学方法,其中校勘為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他们善於运用版本外在特徵、内在證據以及寻求旁證等造行版本鉴定,辨别害贾的版本作伪.

清代版本学大致分為三个時期.清初到乾隆前期為版本学发展的第一个時期,出现了以钱谦益、毛扆、钱曾為代表的常熟版本学家团体,以及以徐乾学為中心的版本学家团体.钱谦益開清代讲求版本之風,对當时及後世版本学影响较大.冯舒、冯班、陆貽典、何焯等皆以版本事校勘,属於校雠派；钱曾、孫從添等注重版本的品评,属於赏鉴派.此時出现了一些版本目缘,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其中的僳出代表.封後世影响较大的版本学家还有钱曾和孫徒添.钱曾的《读害敏求记》是第一部注重版本鉴赏的解题目綠,孙從添的《藏害记要》是第一部系统介绍版本学問题的著作.

從乾隆中期到道光峙期是清代版本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考據学发达的背景下,此時的版本学大興,不论是校雠派还是赏鉴派都连到了一个新高度.出现了大量的版本学家,创造了很多版本学著作形式,其中不少是版本学史上的首创.《天禄琳琅害目》注重封版本的著録和鉴赏,版本鉴定方法空前完備,其封後世版本目缘的编纂乃至整个版本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四库全书繌目》亦注重封版本的考订.此時期出现了黄丕烈和顧广圻雨位在版本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版本学家.黄丕烈封版本“佞宋”而“求真”,版本鉴定功力精湛,是乾嘉学者中把版本研究推上专学的一位顶尖人物,是赏鉴派版本学家中的巨擘.顧廣圻重视宋元蕾本,直接尊致了其“以不校校之”的校勘学思想,為校雠派版本学家中的傈出代表.此時,出现了《拜经楼藏害题跋记》和《爱日精盧藏害志》雨種注重版本著綠舆考订的解题目録,封後世善本害志的编寫具有典范意羲.其他如阮元、孙星衍、钱大昕、瞿中溶、廬文弨、鲍廷博、陈鳣、钱泰吉等都在版本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成绩.

咸、同、光、宣四朝,是清代版本学发展的第三个時期.此時版本学著作形式进一步豐富.出现了以杨守敬《留真谱》為代表的害影,以江標《宋元本行格表》为代表的行款研究著作,以《书林清话》為代表的系统的版本学尊著.瞿镛、杨绍和、丁丙、陆心源四大藏害家皆注重版本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出现了邵懿辰《四库简明目缘標注》、莫友芝《郘亭知见傅本害目》為代表的標注《四库简明目缘》的版本学家.而此時成就最大、影响最深速的无疑是葉德辉及其《害林清话》.《害林清语》是中国版本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集中探讨版本学問题的专著,封版本学各方面进行了探封舆繌结,为清代版本学的集大成之作.杨守敬访害日本,撰《日本访书志》,封稀见舊本尤其是古钞本的价值造行了探封,编纂了版本学史上第一部害影《留真藉》,并與海外版本学研究有一定的聊繫.其他如缪荃孫、傅以禮、葉昌熾、李希望、曹元忠、江標等也取得了较大成就.

第二篇版本学论文样文：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研究

“絲绸之路”不僅是一條連接古代中国與西域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條承载着柬西方文明互勤、交融的文化之路.20世纪以来在其沿线不断發现的出土汉文刻本便是後者最好的見證,同時也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向西傳播的有力佐證.这些汉文刻本主要出土自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印刷时間横跨唐、五代、宋(遼、金、西夏)、元等各个歷史時期,数量聚多,文献構成複雜.既有估主體的佛教颊刻本,也不乏经、史、子、集“四部”類书籍,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僵值.然而與出土寫本相比,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相封比较薄弱,值得研究者对其造行深入而广泛的探索.本論文即以絲绸之路沿綫(主要是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出土的汉文刻本作為研究对象,從文献學(特别是版本學)的角度進行相關考索.论文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封“絲绸之路”與“書籍之路”之間的关系進行了分析,並对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總體情况作了筒要介绍.敦煌出土的刻本主要以晚唐、五代和宋初的印刷品为主；吐魯番出土的刻本主要涉及宋、遼、金、元時期；黑水城出土的刻本則跨越来、遼、金、西夏、元等多個時期.以上三地出土刻本在時代上可互相銜接、互為補充,堪稱見證雕版印刷術從初兴到发展壯壯大的實物寶库.此外,第一章回顾了從1909年至今的關於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概沉,指出前賢時彦在取得豐碩研究成果的同時,遐存在一定不足,仍有待今後加强追方面的工作.第二章封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價值進行了分析和介绍.就文献學角度而言,练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的發現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版本學的整體面貌,不僅為版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更促使版本學提出一系列嶄新的課題.就歷史學角度而言,絲绸之路出土漢文刻本不僅有助於深入研究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史,而且是構建完备的印刷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材料.就宗教學角度而言,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不僅有助於封西域佛教傅播的研究,而且有助於加深封各階層宗教信仰情況的了解.就語言學角度而言,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給漢語文字、詞彙和音韻研究都提供了寶貴的材料.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以往封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往往过多地沿襲自封出土寫本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规,而未能兼顧版本學的某些特點.同畴,出土刻本也不同於傅世刻本,有其自身的文物特殊性,加之出土刻本以残葉居多,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封傅世刻本的研究方法.相關研究中存在的種種不足,大多舆研究方法不够全面有關.针封這-情况,論文徙区分刻本材料直至最後考定版本性質,提出了五項大的研究步骤.每一项步骤之下,又针对具體問题盡可能祥细地提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比如“缀合殘葉”一項,输文认為在缀合前需要封研究封象進行嚴格審查,應遵循五个“同一”(即出土地點同一、物質载髓同一、所記内容同一、行款格式同一、刻印字形同一)的原则.第四章以絲綢之路出土漢文刻本為中心探討了唐五代印刷史的概況.有關這一時期印刷史内容的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論文立足“二重證據法”和史源學的考辨方法,仍然試圖寫出新意.比如針對不少印刷史名著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如文獻記載的史源缺乏考證,出土刻本的描述存在偏差等),提出駁正意見.此章對唐代印刷術初興的分期問題進行了梳理,指出當前學術界盛行的“高宗一一武周時說”缺乏堅實的依據,並不可信,當以“文宗时說”最為可靠.输文将考察唐代印刷的地理分布間题與分析唐代印刷品的结構结合起來,指出唐代印刷業正是围统印製曆日而展開,構成了完整的生產、销售链條,從而维繁了印刷作坊持續性的生崖.關於五代印刷史概况,主要侧重分析國子監雕印“九经”這一重要歷史事件.論文指出朝廷明令将國子監本《九经》地位視同前代石经,意味着刻本首次具有了高於窟本的权威性,意羲深远.而且五代國子监本经書探用的是蝴蝶装册本,使得正統讀書人不僅閱讀的載體發生了改變(從寫本逐漸變為刻本),甚至連書籍的裝幀形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卷軸到册本).因此,後周廣順三年(953)六月,國子監本經書印成之日,可謂標誌着中國书籍史正式完全步入了“刻本时代”.第五章将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與傅世文献的记载结合起來,封北宋、遼、金、西夏的印刷史情况造行简要介绍.比如指出北宋时期书籍“刻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给中國文化的整體面貌带來了深速的影响.第六章着重考察了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害籍制度,包括装帧、版式、附屬品等内容.输文指出一些刻本的版式可以溯源,比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罩葉佛像,其版式設計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與刺繡佛像.再比如宋、金刻本中正題名佔據雙行的樣式,實際上早在唐代刻本中即已出現.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封练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的經、史、子、集“四部”類刻本進行了版本考索.這四章连同第十一章也是本输文的重點.《絲路出土经部刻本文献叢考》章中指出德藏吐鲁番文獻中的TID1015號刻本韻书以及九行本《切韻》刻本,並非前辈學者所推测的五代刻本或北宋刻本,此二本寶為遼刻《唐韻》增字本韻書.遼刻《唐韻》增字本與《大宋重修廣韻》的编订、刊刻各不相侔,前者並非後者的母本.它们属於《唐韻》系统的雨个不同分支.《练路出土史部刻本文獻叢考》章中重點考察了黑水城出土的正史颊、编年類刻本.输文封於出土刻本舆傅世善本之間如何造行版本比地,提出了具体的意見,指出面封刊刻於同一地域、刊刻風格又極為近似的刻本應重點把握住字形造一標尺,凡找出字形間的微殊之處,而不能僅僅通過對版本的“觀風望氣”,便將兩種刻本牽合為一.《絲路出土子部刻本文献叢考》章在缀合的基础上指出黑水城出土《初學記》屬於南宋建本系统,版式可與日本宫内廳書陵部所藏紹興十七年余氏本進行比較,但黑水城本的刊刻時間很可能更早,也更接近於绍兴四年建阳刻本的原貌.此外,论文结合讳字與内容,指出黑水城出土《文酒清話》當為宋刻本,成書時間大約在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很可能出自熟悉汴梁生活的“書會才人”之手,具有文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絲路出土集部刻本文獻叢考》章在對黑水城出土《三國志文類》、《薛仁貴征遼事略》定名的基礎上,分别考察了這兩個刻本的版本特徵,指出此二書同為元代建安坊刻本,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價值.第十一章是《絲路出土佛教刻本文献叢考》.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佛教文献不僅估據了总量的絕大部分,而且内涵豐富.此章選取吐鲁番、黑水城出土的中土撰述類佛教刻本進行考索.比如指出吐鲁番本《御製綠識》雖然帶有千字文编號,但很可能只是一單刻本.該本覆刻自《金藏》本,大概是出於方便持誦的考慮,吐魯番本將《金藏》本原來的卷軸裝樣式變换為蝴蝶裝册本,在版本學上具有寶貴的標本價值.第十二章是《絲路出土汉文刻本鑑定雜考》,絲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鑑定既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點,也是一个鞋點.比如黑水城文献中包括宋、遼、金、西夏、元等朝代的刻本,來源複雜,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誤判.論文選出十六種可靠的西夏漢文刻本對其版本特徵進行考察,在版式、字體、諱字等方面初步提出一些鑑定意見.並對黑水城文獻中三件誤定朝代的漢文刻本進行了重新審定.

第三篇版本学论文范文模板：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经解》版本学研究

《通志堂經解》一百四十種一千八百六十卷,輯刻於清康熙朝前期,是一部重要的經部叢書.所收經解以宋、元人著作爲主,計一百三十種,故又有《宋元經解》之名.

《通志堂經解》雖以“通志堂”名編,並署納蘭成德挍訂,實爲徐乾學所輯刻,乃其出於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讓名於納蘭成德者.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江南崑山人.康熙九年一甲第三名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其著述有《讀禮通考》、《資治通鑒後編》、《憺園文集》等三十餘種,並曾總裁《明史》、《大清一統志》等局.又富藏書,家有傳是樓,藏書爲當時海内第一.所刻書除《通志堂經解》外,又有多種.是清初有重要影響的學者、文獻家.

《通志堂經解》編刻於清初學術轉型之際,有其特定的學術背景.《經解》自康熙十二年開始刊刻,至康熙十九年主體部分完成.此後剩下的少量經解在付刻的同時,主要進行校訂工作.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之間,全部的校訂、刊刻工作得以完成.在《經解》刊刻與校勘的過程中,校訂好的經解隨時付印.

《通志堂經解》規模宏大,參與其事者人數衆多.其底本來源除徐乾學傳是樓外,又有毛氏汲古閣、范氏天一閣、錢曾述古堂等多家.校勘人員除太倉顧湄外,又有嘉定張雲章、崑山徐秉義、長洲何焯等多人.參與刊刻的刻工則近五百人.

《通志堂經解》收羅宏富,並多爲重要、稀見典籍,爲當時及後世經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新資料,擴大了經學研究的範圍,廣爲後世學者所用,對清代經學的興盛有著重要的貢獻.作爲經部叢編,《通志堂經解》蕾萃宋、元經學要籍,上承《十三經注疏》,並對其後《詣經堂續經解》、《經苑》、《皇清經解》的編刻有著直接的啟發意義.同時《通志堂經解》重視底本,多據宋、元善本付刻,又寫刻工致,爲清代軟體字寫刻本的重要代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蒼要》及後世鈔、刻、影印古籍多取之爲底本.故《通志堂經解》在經學史與版本學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通志堂經解》於康熙年間初刻以後,乾隆五十年《四庫全書》館臣曾奉旨修版重印,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又有翻刻本,1969年臺北大通書局又據初刻本影印.

本論文即從版本學角度,對《通志堂經解》的刊刻者、刊刻背景、刊刻動機、刊刻條件以及具體刊刻過程分別進行探討,並總結《經解》的總體特點及歷史地位.作爲論文的主體,本論文對《經解》所收的一百四十種經說從梳理版本源流的角度逐一進行清理,查檢各書的著錄情況、前人相關記錄,並輔以校勘比對等手段,考察各書《經解》本的底本情況及《經解》本對後世版本的影響,又兼及介紹其他主要版本情況,以明確各書《通志堂經解》本在該書刊刻流通歷史中的地位.此亦爲總括《經解》概況、總結《經解》總體特點及評價《經解》價值、地位的依據,爲論文的重點所在.

第四篇版本学论文范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

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

“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著的一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恩格斯著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

“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著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

“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第五篇版本学论文范文格式：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

《唐六十家集》是宋代四川地区刊刻的一套唐人诗文集丛书,目前存世有二十四种,是存世宋本唐人集中数量最多、刊刻最成系统的一种.这套唐人集,在版本学界,乃至中国文化史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首先,他们是目前存世唐人集最早的雕版印刷本,在文献校勘、篇目辑佚、正讹勘误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他们是存世的原始文物材料,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事业发展,以及书籍文化传播的最可靠实物资料同时,作为一手文献它们对研究唐代文学史、社会历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但是,由於历史文献记载的匮乏,致使这套丛书在宋代的刊刻情况、刊刻者是谁,以及丛书名称的所指,都很不清楚.同时,这套丛书,从宋代产生,流传至今,其问不仅经历了丛书内部包括的版本形式的演变,也经历著在外部浩瀚历史中的*传承与流落散佚,这些复杂的情况,不仅造成对《唐六十家集》名称认识上的疏误和混乱,更使版本问的源流关系模糊不清.另外,这套丛书,是唐人集目前可知的最早雕版印刷本,因而在版本源流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版本的文献校勘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学界还缺乏对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地位与文献价值的判断与论述.而且,学界目前己有的研究,也多是以各本唐人集为研究对象,将宋蜀刻《唐六十家集》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还未曾见.

鉴於宋蜀刻《唐六十家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目前学界的研究仍是空白,本文以“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为题,从版本身份鉴定、版本价值认定、文献校勘价值判断、版本*流传等方面,对这一选题进行深入研究,目的是更清楚地探讨《唐六十家集》的刊刻面貌,以及更为清晰的了解这套丛书的版本性质,进而揭示宋代四川地区雕版事业的发展状况,阐释书籍*流传过程所蕴含的文化现象及意义.同时,也为唐人集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为准确的版本,进而更好地整理校勘唐人诗文集,研究唐代文学和社会历史.

本文在校勘学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版本学、目录学知识,借鉴传播学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通过对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群体的宏观研究,结合以各本唐人集的微观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完成选题的探讨：

一、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鉴定

本章首次对历来概念含混不清的《唐六十家集》名称所指进行研究,并考证其包括的版本形式；其次,通过避讳字研究等方法,考证这批丛书的刊刻年代,并以探究这项浩大刻书工程之刊刻真相；再者,对历来研究较为薄弱的宋代四川地区私家、坊刻主信息梳理,以探讨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刊刻者；最後,通过现存宋蜀刻唐人集之间,及与其他蜀刻本版刻特徵的对比,更清晰的认识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版本特徵.

二、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性质认定

本章首先探讨宋蜀刻《唐六十家集》刊刻者对唐人集在题名及卷目上的改动痕迹,以揭示这项刻书事业在唐人集传播上的功与过；其次,考证目前版本源流关系较为混乱的几种唐人集,以备客观评价蜀刻本在版本源流中的地位；次之,梳理各唐人集从宋代到清代的主要版本,考证宋蜀刻本在版本源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後,对宋蜀刻《唐六十家集》刻书工程的意义,及这套丛书的版本价值进行评价.

三、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的文献校勘价值判断

本章首先通过传世版本和文本的完整度,总体上判断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的文献校勘价值.其次通过校勘宋蜀刻本《刘梦得文集》、《权载之文集》、《孙可之文集》,与通行本之间的文字差异,细致考证辨析这套丛书的文献校勘价值.

四、宋蜀刻《唐六十家集》藏弆考

本章分宋元明、清代、民国、*现状四部分,梳理宋蜀刻《唐六十家集》从宋代至今的*流传情况,以发覆流传过程中隐藏的版本源流线索,并以阐释流传中折射的文化现象.

最後,以附录形式,整理历代书目题跋关於宋蜀刻唐人集的记载,以便学界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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