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论文范文参考 英美文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英美文学论文范文参考：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2. 第二篇英美文学论文样文：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重塑
3. 第三篇英美文学论文范文模板：The Interpretations of Kant',s Notion of ",Mere Form", in Anglo-American Literary Formal Theories
4. 第四篇英美文学论文范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5. 第五篇英美文学论文范文格式：系统中的戏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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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英美文学论文范文参考：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

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

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第二篇英美文学论文样文：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重塑

一直以来,翻译被视为沟通人类心灵的重要媒介,而文学翻译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文化“两情相悦”的见证.翻译沟通与文化对话互为因果的逻辑使得中西传统翻译理论执迷于在语言的“围城”中追问忠实的可能性.然而,翻译史上大量“出轨”的事实揭示翻译沟通与文化对话的思维定势只是徒劳地遮蔽了对峙的文化关系中翻译扮演的另一种角色：文化间离.

本文以“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十七年”中国文化主体强调与西方文化断裂的历史语境中,为什么英美文学翻译得以进行是谁在翻译是如何翻译的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翻译文学是如何被接受的在中西文化重启对话的当下,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反思这段历史中的文学交流、文化关系,思考当下的中外文学交流以及对外文化关系,思考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思考翻译文学史的书写,等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研究史的考察来看,这一段翻译史的研究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的视角也主要拘囿于传统翻译忠实论.

本文以中外文化关系作为基本论述的框架,在理论上借鉴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以及译介学的研究成果,考察在中西文化对峙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英美文学在“十七年”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影响、传播.通过历史描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总体描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十七年”苏联文学翻译与英美文学翻译的比照,英美原语文学世界与“十七年”翻译架构的英美文学世界的比照,翻译权力主体视角与历史潜流中的个体视角的比照,本文试图揭示在中西文化对峙的历史语境中,英美文学翻译活动在“十七年”中国语境中所扮演的特殊文化角色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中国文化权力主体与个体对英美文学的复杂反应.

本文认为,“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受制于苏联的英美文学视阈,服从的是“十七年”中国的文化政治逻辑,这一逻辑根植于这一时期我国对民族文化与英美文化对峙关系的设计.这种定位决定“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主观上并非为了文化沟通,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翻译行为是一种非文学性的文化政治行为,是在文化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抵制“他者”的一种话语策略.这是一种必然又无奈的历史选择.经过文化上的筛选,“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试图建构一个基于自我视野的“他者”世界.然而,文学真正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在政治风云的喧嚣与骚动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能力,在历史的潜流中我们隐约可见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搭建起的另一个心灵世界.而这正是这段翻译史之于文学的真正意义！

第三篇英美文学论文范文模板：The Interpretations of Kant',s Notion of ",Mere Form", in Anglo-American Literary Formal Theories

“形式”是西方美学(包括英美文学理论)当中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文学形式的研究受到英美文学理论界和学术界空前的重视,甚至在诸如唯美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和批评中占据核心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转变受到康德美学中的“纯形式”概念的极大影响.虽然学术界关于康德美学以及英美文学形式理论的研究蔚为可观,但是,关于英美文学形式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康德美学中“纯形式”概念所作的主要解读,以及这些解读的成因、合理性以及它们对英美文学形式理论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相关的研究却很不充分,而且已有的一些研究观点也有待检验,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首先,本文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纯形式”的概念作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这本著作中,康德并没有给所谓的“纯形式”下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对这一术语进行外延上的限定,因此,本文首先探讨了“纯形式”一词的历史起源、它在康德分析哲学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康德其它重要美学概念的关系,从而明确康德对“纯形式”一词所做的界定.

其次,本文从两个方面就英美文学理论、批评和学术界对康德“纯形”概念的具体解读及其影响进行了历史的分析研究.一方面,本文详细考察了英美文艺形式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康德“纯形式”概念的外延的解读,以及这些解读伴随英美主要文学形式理论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本文还考察了英美文学理论、批评和学术界对“纯形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所作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即将之理解为先验的纯形式、特定经验特征、某种认识模式以及“感觉的游戏”(康德语).这四类解读彼此差异很大,甚至有时相互对立,但是它们都得到康德文本的若干支持.

第三,根据康德对“纯形式”概念所做的限定,本文将上述解读放到康德文本框架中进行验证,并加以分析批判.本文指出：英美文学形式理论界和学术界在对“纯形式”一词的外延解读方面基本一致,并且基本符合康德关于“纯形式”审美的非功利性和自足性的观点.但是,英美文学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纯形式”一词内涵所作的各种解读大多并不符合康德这一概念的本义.因此,本文认为,从对这个概念的外延的理解来看,说康德的“纯形式”影响了英美文学诸多形式理论是贴切的,但是从对这个概念的内涵的理解来看,很难说英美诸多文学形式理论主要是来自康德的这个概念的,或者说受到这一概念内涵的决定性影响的.许多关于“纯形式”概念对英美文学形式理论的影响的观点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外延影响和内涵影响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区分,因而值得商榷.

最后,关于英美文学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纯形式”概念解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本文从英美文学理论自身发展需要、康德对“纯形式”一词缺少明确界定、康德语言运用的多变性以及康德试图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方法等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它们形成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英美文学形式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纯形式”一词重要性和自足性的解读为多数流派的形式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它的内涵解读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虽然暴露了英美世界对“纯形式”一词内涵的多重误读,但是它们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英美文学形式理论在康德“纯形式”概念影响下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康德的这一概念加以确切的理解.

第四篇英美文学论文范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电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收获加拿大本土和国际众多文学奖项,有“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之称.纵观阿特伍德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论者把这一创作特色定义为“经典重构”.本论文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结合经典论争的讨论,考察阿特伍德作品主题与“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阿特伍德以“经典重构”的叙事策略成功地表达了“生存”的主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潮流.20世纪后期这些文艺理论的共同核心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权威的颠覆.在此背景下,作为承载了权威、典范、永恒等品质的文学经典,成为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考察“经典化”的过程出发,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完全是根据其美学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通过考察传统西方文学经典,人们发现入选的都是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即作者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决定了经典之列的被包含或被排除.因此所谓经典其实是权力等外因操控与建构的结果,带有种族歧视、男权中心、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裔、女性、劳动阶层的边缘化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典成为社会权力合法化的合谋.可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场.

阿特伍德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她的“政治性”是一种权力意识,本质上是对边缘与中心位置重新排列的兴趣.阿特伍德“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是作品传达的“生存”主题.“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里具有多重内涵,具体来说,即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生存、加拿大民族在英国和美国双重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尴尬生存、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里前景堪忧的生存.概括来讲,就是女性生存、民族生存、人类生存.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传统的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二元对立模式中,显然处于边缘、下层的位置.重构“中心”、“权威”代表的文学经典,为实现阿特伍德寻求的边缘事物到中心从而实现“生存”的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合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阿特伍德修正了男权中心下的女性神话,把女性从“神”的位置上解救下来还原其作为独立的人的真实面目；改变了英美帝国中心下的“附庸”加拿大民族形象,以文学想象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批判了人类中心思想下人类对自然的践踏,对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类发出预警.

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首先从阿特伍德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经典“前文本”入手,梳理了“经典重构”、阿特伍德的“政治性”与“生存”主题的关系,进而指出“经典重构”是阿特伍德传达“生存”主题的叙事策略,即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女性、加拿大民族、自然借文学形式得以发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对文学资源选择性地再利用.第二节是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国内外阿特伍德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目标：从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叙事表层入手,深挖“生存”主题的表达.

第一章分三节阐述了关于“经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典”辨析.通过辨析中外“经典”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指出经典背后隐藏的权力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经典论争”.围绕“经典化”问题形成了“捍卫经典派”和“拓宽经典派”两大阵营.“捍卫经典派”以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坚持认为经典本身具有的审美品质是构成经典的本质要素.“拓宽经典派”认为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主张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精英标准,拓宽经典,纳入更多女性、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第三个问题是“经典重构”.通过对重写、改写、重述、反写、重构几个相近概念的辨析,指出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后现代语境意义.

第二章题为“女性神话的重述”,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女性生存主题的表达.该章首先指出女性在传统文学经典中是以要么“天使”要么“女妖”的两极化形象而存在的,表明女性只是男性以自我存在为参照建构出来的“神话”,本质上反映了女性无言的生存处境.阿特伍德通过赋予文学经典中的女性以话语权,颠覆了男性建构的“女性神话”,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章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母亲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了阿特伍德笔下所呈现的女性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性.第一节“女性与男性”论述了异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分两小节分别从“语言”和“身体”的角度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的反抗.第二节“女性与自我”与第三节“女性与母亲”探讨了同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论述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对女性身份的抗拒与认同.

第三章题为“民族史诗的重唱”,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民族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史诗”这一古老文学体裁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造成的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建构民族身份的努力就是为加拿大谱写“民族史诗”.本章分两节从两个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为寻求加拿大民族生存采取的策略.策略一：召唤“幽灵”,阿特伍德通过梳理本国文学经典、寻找本国文化祖先,树立加拿大的文化自信,从而建构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策略一对抗的是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身份建构的影响,阿特伍德通过写作代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评论专著、塑造苏珊娜·,穆迪为加拿大人原型、追认加拿大土著居民为祖先,表明加拿大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力图解决加拿大民族的“异乡人”之感.策略二：心灵“去魅”,阿特伍德通过构建施害(美国)／受害(加拿大)模式,塑造“施害者”的美国形象,对这一帝国中心进行“反写”.“美国人”在阿特伍德笔下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它与国别的关系不大,而是具有破坏力、征服欲和善于使用现代工具的一类人(尤其是男性)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塑造反面的美国人形象,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而是体现了她对加拿大社会现实乃至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反思.

第四章题为“创世纪的再创”,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人类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权力,而忽视了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前景.阿特伍德通过戏拟的一系列“恶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创世纪”故事,把人类毁灭的图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期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起到预警作用,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章分三节重点分析了《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债与偿》四个文本,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不同角度的思考.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提升.为弱势事物“寻找位置”是贯穿阿特伍德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女性、加拿大与自然在传统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均处在弱势的位置上.如何让这些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事物获得应有的位置,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把非主流事物带到中心,目的并非取代而是获得和谐平等的地位.阿特伍德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非中心的女性、加拿大和自然得以“幸存”,也获得了“生存”应有的尊严.

第五篇英美文学论文范文格式：系统中的戏剧翻译

翻译研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整体的翻译研究已经跨越了以往规约性的研究后,国内的戏剧翻译研究仍主要局限于规约性的研究视角.因此,本研究拟将1977-2010年的英美戏剧汉译视作翻译文学的一个子系统,以多元系统论和文学操控论为主要理论框架,引入系统中的戏剧翻译这一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的英美戏剧汉译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又受到哪些操控和改写以确保其译介的合法性,它对译入语文化又产生何种建构作用,并考察该阶段英美戏剧汉译剧库的变化、剧库地位的异同、并尝试解释其异同.

全文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交待论文的选题定位、选题理据、理论基础、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回顾了已有的戏剧翻译研究成果和局限：研究者以语言学、语用学、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解构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围绕“可表演性”（“performability”）、“上口性”（“speakability”）、“动作文本或潜台词”（“subtext”）和“戏剧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这反映出国内目前戏剧翻译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已有的研究以规约性戏剧翻译研究为主,二是1977-2010年英美戏剧汉译史研究的缺失.

第二章介绍了1949-2010年的英美戏剧汉译概况,以初步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美戏剧汉译全貌.

第三章着眼于1977-1989年的英美戏剧汉译,分析它们如何被操控和改写以适应译入语社会、剧作家剧库地位的不同及原因、以及它们对本土戏剧的建构作用.

第四章对1990-1997年的英美戏剧汉译数量陡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其赞助体系的变化、其原因、其表现及其对英美戏剧汉译子系统的影响.

第五章对1998-2010年的英美戏剧汉译子系统所受的操控及翻译选材的经典化和多元化进行分析.

结语总结了本研究的发现及已有戏剧翻译研究的不足,指出系统视角对戏剧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戏剧翻译史也是一部操控史和改写史,英美戏剧汉译所受的操控和改写,比规约性的研究更能影响英美戏剧汉译子系统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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