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地质论文范文参考 外国地质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外国地质论文范文参考：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中的贡献和评价
2. 第二篇外国地质论文样文：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3. 第三篇外国地质论文范文模板：基于CAGE距离模型之资源型央企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4. 第四篇外国地质论文范例：美国中小学公民学课程标准研究
5. 第五篇外国地质论文范文格式：近代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及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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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外国地质论文范文参考：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中的贡献和评价

丁文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地质学初创阶段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在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三人的带领下,中国的地质学在当时才率先跻身国际一流.他们三人在地质学基本理论的引进、地质学实际勘察和地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先驱者.尤其是丁文江,他先后担任中国首个地质研究所和首个地质调查所的所长,他倡导、建立了地质研究班并培养出了中国地质学界最初的骨干力量——“十八罗汉”；他组织并参与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地质大勘察；他曾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研究院”总干事等等.丁文江是个涉猎极广并且能在多个领域做出骄人成绩的学者,但其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在地质学领域.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以及丁文江曾担任“淞沪总办”一职等原因,丁文江在目前国人心中,不仅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是知之者甚少.不仅普通人对其了解不多,现在很多地学界的人都不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即使知道,也不是作为地质学的泰斗级人物被大家认识,反而是作为“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及军阀的“淞沪总办”这样的反面人物被介绍给大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一些学者曾掀起了一阵研究丁文江的热潮,但终究是昙花一现,时代,似乎遗忘了这位地质学大师.

笔者通过对关于丁文江的研究著作系统调研、整理,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研究的局限性.现有的论文或专著以侧重介绍丁文江生平和科学成就的居多,多是从地球科学的某个分支或某几个分支单纯的列举丁先生的贡献,并对该分支或某几个分支进行简单的评价,有些论文集中讨论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的表现和作用,有些论文则对丁文江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进行论述等等,目前,很少有作者对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贡献进行评述；2)缺少客观评价.对于丁文江这个有争议的民国时期人物,有人评价他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务实的科技工作者和爱国者,而有些人则说他是“好人政府”的维护者、“封建军阀”的走狗和共产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对于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现有研究资料较少的做出实事求是、准确的总结和评价：3)很少深入涉及丁文江精神的内涵.丁文江精神的内涵包含很多方面,比如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孜孜不倦的求学和工作精神；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科学的思想,与国际学术界紧密合作的协作精神；为青年地质学子搭桥铺路的甘为人梯等精神.目前,很少有专门针对丁文江在地质学及相关领域贡献进行评价的研究,作者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初期的杰出贡献,并对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贡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求还原历史的真实.

论文以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贡献为研究对象,作者通过以下调研,获取大量原始资料：1)丁文江故乡(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调研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及学者,走访了丁文江的直系亲属,2)赴南京地质博物馆搜集民国时期与丁文江有关的原始资料；3)到北京国家地质图书馆补充搜集关于其创建中国首个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的相关资料.通过上述实地调研走访,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对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贡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含：1)从丁文江自幼接受的良好中国传统教育以及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受到的正规、坚实的地质学教育入手,用概括性的语言总结了丁文江在地层学,区域地质、地质图及其测量方法,矿床学、矿业及矿物,造山运动,工程地质方面的贡献；2)丁文江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在地质学的相关领域,如再版《徐霞客游记》,编制《申报》地图,编写《梁启超年谱长编》、《爨文丛刻》、再版《天工开物》等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3)总结丁文江在担任“*研究院”总干事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贡献；4)对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的贡献、担任“*研究院”总干事期间的贡献和他担任“淞沪总办”的历史事实进行评价.

围绕上述研究内容,在丰富的原始资料、大量公开发表的文献及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和分析,笔者认为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精神上,将其概括为“丁文江精神”：

1.开创精神

丁文江的开创精神体现在：1)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1913.6-1916.7),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培养了中国首批地质专业人才.地质研究所机构设置、课程设置及外聘国内外导师等办学理念成为以后中国地质教育的蓝本；2)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地质调查所.对中国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矿和铁矿)的调查,新发现铁矿储量达1亿吨,指出全国的煤矿储量约有二百五十亿吨.

2.敬业爱国精神

丁文江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注重野外地质考察,常亲自带队进行野外考察,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丁文江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毅然从英国返回中国,投身到中国地质勘察和教育事业中,丁文江在地质界创造了七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任地质教研机构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第一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中国第一位只身远征边疆考察地质的地质学家,中国第一位进行煤田地质详测并拟定钻探计划的地质学家.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心,他认为拯救国家是地质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他勉励学生“不可以肉体*作为人生惟一之目的”,要以恢复民族的名誉为人生的乐趣.担任“淞沪总办”期间,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中国的司法主权也是他爱国精神的体现.

3.积极培育人才,甘为人梯的精神

1)积极聘请“海归”和“洋教授”来地质研究所授课,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就是海归的典型代表,先后聘请了几名洋教授来授课(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912年任中华民国矿政司顾问)、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原来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和丁格兰(安特生的助手))；2)注重人才培养,丁文江和翁文灏率先树立艰苦朴素、踏实能干、敢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把自己的知识毫不吝啬的传授给青年人；3)地质研究所的办学经验,给中国地质教育指明了方向.

4.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学术协作精神

学术协作精神体现在：1)积极聘请国际上知名的外国专家、教授来华教学与研究；2)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欧美学者直接对话；3)积极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最新地质学进展；4)积极向国外推荐中国留学生,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后备人才；5)敢于质疑西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

此外,笔者特别对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的这段历史进行了再评价,以期澄清相关事实真相.笔者从丁文江出任“淞沪总办”的背景入手,分析了他在任时所做的实事即规划大上海和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虽然丁文江曾在孙传芳的手下做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但不能据此认为他是与军阀“同流合污”,也不能忽略他在任时所做的实事.我们不能简单、武断的评价丁文江是“坏人”或“封建军阀的走狗”,而应看到他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是当时军阀政府里面的好人和能人,属于鲁迅先生所赞扬的有“脊梁”的那类中国人.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这是丁文江最推崇的一首诗句,也是他不平凡一生的写照.他以身殉职在粤汉铁路沿线煤炭资源调查的途中,殉职在他毕生钟爱的地质考察的事业中.他的这种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忘我奋斗的精神迄今还是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由于丁文江受自身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错误观点是难免的,但是瑕不掩瑜,尊称他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大师是恰当的.

第二篇外国地质论文样文：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了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就必须实施矿产资源全球战略,将矿业“走出去”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这意味着,以地质勘查和矿产勘查为主要业务的地勘单位,以及从事矿产勘查业务的其他矿业企业,必须承担起“走出去”这一国家性的战略任务.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也就是推进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进程和水平.目前,我国对外矿产勘查业务已开始形成独立市场,但行业内企业普遍存在整体规模偏小、单打独斗、急功近利等制约因素.而且,由于历史的和体制的等方面原因,与其他企业相比,我国矿产勘查企业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比其他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的成功应对,既依赖于政府的战略规划和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以及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依赖于企业自身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和行业互助合作机制的完善.当前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理论研究总体上落后于实践,因此,系统而深入地对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进行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背景和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目标,主要围绕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机遇、“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及目标国选择、“走出去”现状及问题、“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规划、政策支持、服务保障和行业协作、企业发展等内容展开研究,以形成关于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比较系统化的认识.

包括绪论和研究总结,全文结构分为七个部分.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1)从理论上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资源跨国配置与企业战略调整之间的关联机制和耦合原理.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如何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找准位置,发挥比较优势,走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化和国际化之路,是国内企业包括资源勘查企业必须适应和努力攻克的重要课题.矿产勘查企业在“走出去”和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战略导向和企业定位,进行科学的战略分析,选择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

(2)考察和分析了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战略机遇.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关键要素,矿产资源跨国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世界工业中心也在不断转移,新兴大国不断崛起,未来矿产资源配置预计将向亚洲倾斜,亚洲将成为继欧洲、美洲之后的另一个全球矿产资源配置与消费中心.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全球矿业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这对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形势将对中国等发展中矿业大国有利.由于国内巨大的资源需求市场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强势推动,预计未来十多年是我国矿产勘查等矿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3)对目标国矿业投资环境评价及分类展开了研究.对外矿产勘查投资需要在全面深入掌握国外矿业投资环境的基础上,对目标国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比较和分类,科学确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和投资目标国,并需要做出极其复杂和多层次、精细的量化决策.就全球而言,矿业投资环境水平处于第一层次的国家依次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处于第二层次的主要是欧洲国家；处于第三层次的则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矿产勘查开发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区域选择,应该重视我国周边国家以及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较大的矿业投资潜力.

(4)考察了矿产勘查、矿产勘查企业的特点,以及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现状及面临的困境.矿产勘查具有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而矿产勘查又是矿业开发的先行和必要阶段.自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以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中国铝业和内蒙古地矿局等为代表的我国矿产勘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矿业投资业务,取得了突出成效,矿业“走出去”格局初步形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我国矿产勘查企业在“走出去”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尤其是企业急功近利、服务保障体系欠缺、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影响或者制约着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不利于国家矿产资源全球化战略的实施,也不利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体系的保障建设.

(5)研究了推进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基本对策.我国矿产勘查等矿业企业“走出去”战略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当前,为了突破国内企业境外矿业投资和国际化战略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推进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需要在借鉴国外企业“走出去”经验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措施：一是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完善“走出去”政策、资金和服务保障体系；二是要从行业协作的角度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组建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联盟,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三是要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加强内功修炼,明确战略导向,增强战略管理能力.

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角的新意.虽然企业“走出去”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却是一个新的研究主题.矿产勘查企业有其特殊的体制背景和现实困境,在其国际化战略实践中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因此,选题与立意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和创新之处.

(2)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的新意.论文结合矿产勘查企业特殊的体制背景和现实困境,从外部环境、目标区域选择和企业战略管理层面,综合论述我国矿产勘查企业“走出去”战略.整体而言,该研究框架与思路具有一定的新颖之处.

(3)在成果的应用性方面,该研究成果既可以为政府制定有效的资源型企业“走出去”战略及政策提供积极的启示,也可以为矿产勘查企业的“走出去”路径提供参考和借鉴,因而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矿产勘查等矿业企业“走出去”的动因进行实证调查、理论重构和验证,将是作者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第三篇外国地质论文范文模板：基于CAGE距离模型之资源型央企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矿产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更关乎一国的外交战略部署与国家安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对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矿产资源的需求总量还将持续攀升.在资源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进入海外市场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央企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资源型央企则是中国参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再配置的重要主导者.

目标市场选择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企业国际化的基石,并直接影响企业在一国市场未来所有的战略决策与经营.在全球化越演越烈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距离”势必影响企业国际目标市场和进入模式的选择.本文从资源型央企国际市场进入的特征出发,在资源产业背景下,通过实证分析研究资源型央企进入国际市场的案例样本,验证目标市场因素对于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进而为资源型央企进入国际市场模式选择提供决策模型.

本研究基于Pankaj Ghemawatt提出的CAGE距离理论,首先对选取的资源型央企国际市场进入实例样本中涉及的37个东道国,运用CAGE距离模型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矿产资源行业的文化距离、行政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的定量数据,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法计算出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距离,进而根据CAGE四个维度的距离远近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四类目标国际市场：浅水湾市场、绿洲市场、沼泽市场、深海市场,并通过交叉分析,并得到四类市场所对应的典型国家.随后,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样本实例中目标市场国家CAGE距离对资源型央企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大小及影响方向,进而通过交叉分析得出四类目标国际市场适用的进入模式.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构建了资源型央企国际目标市场与进入模式LEMS决策模型,用于国际目标市场分类、备选进入模式与评估、进入模式确定,构建了辅助资源型央企国际目标市场判别与进入模式选择的一种全新决策方法.

第四篇外国地质论文范例：美国中小学公民学课程标准研究

学校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和主要途径,承载着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培养合格公民的任务.公民教育课程是学校公民教育的核心载体,为青少年学生提供连贯、系统的专业指导和帮助,是传播公民知识和培养公民技能的直接、有效渠道.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主要通过社会科课程实现,它依托公民学、历史、地理和经济四大核心学科,整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是一套跨学科的综合学习体系.其中,公民学课程在帮助公民认同美国宪政*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知性和负责任地参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科中居于重要地位.

美国公民学课程标准是界定公民学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教学的指导性规定,描述了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公民学领域应该获得成绩、行为和个人发展的规定,体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理想公民的期求与希翼,是研究美国学校公民教育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依据.以公民学课程标准这一相对稳定、规范的文本为观测视角,既能有效规避由于教育分权制度和多样化的课程教学实践等因素给研究带来的不确定性,加深对公民学这一美国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核心课程的认识,还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课程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揭示公民教育目标的合法性根源,深化对公民教育实践活动规律的认识.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历史分析法、语篇分析法、理论思辨法、诠释学方法、观察体验法和比较分析法,以公民学课程在美国公民教育课程历史中的嬗变为基础,以史为脉络,阐述公民学课程标准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重要性,追溯公民学课程标准的法律依据和理论渊源；其次,对国家和联邦州两个层面公民学课程标准的内容体系进行解构对比,分析其统一性与差异性,试图归纳美国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所倡导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即主流社会对“理想公民”的期望；再次,通过对课程标准运用过程中各因素的分析,论证公民学课程标准对课程教学和教学质量评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批判地思考该研究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践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基于这一思路,文章共分为七章,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美国公民学课程标准研究这一选题的缘由、选题目标和研究意义；其次,根据研究需要,对美国公民教育课程发展史、公民教育基础理论、公民教育课程结构、公民教育课程实践和公民教育课程标准五个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现有研究进展、特点与不足；再次,对社会科、公民学、课程标准、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五个重要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二章梳理了美国中小学公民学课程的历史沿革,经由公民学课程发展的历史与公民学课程地位的变化两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以时间为顺序,选取对公民学课程发展最具影响的四个时间节点,叙述了公民学课程从兴起、遭遇困境到蜕变发展的嬗变过程.在20世纪初中等教育改革以前,公民学很少以课程形态存在,大多以“公民科”、“公民政府”等学习模块呈现.1916年《中等教育中的社会科》报告打破这一局面,正式将公民学确定为中小学的正式课程.而后两次世界大战使公民学课程的发展屡遭波折,20世纪中叶新社会科运动的失败更使该课程及其价值备受质疑.20世纪80年代,《国家处于危险之中》这一报告对国家教育进行了全面反思,引发了教育基础化运动,美国政府强势干预学校教育,公民学课程开始了全新蜕变,公民学课程标准出现.21世纪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为学校课程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奠定了现有公民学课程的立法基础.第二条线索立足于公民学课程的历史发展,分析了公民学课程从仅仅作为附属于历史课程的公民教育模块,发展为社会科体系中一门独立课程,再从社会科体系中一门非核心课程,发展为核心课程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原因.不同历史背景下公民学课程核心内容和历史地位的变化,既凸显了公民学课程是政治文化传承的方式,又体现了该课程以主流政治意识需要为出发点培养公民的性质.

第三章梳理了美国《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的产生及法律与理论基础.在实施教育分权的美国,州政府拥有中小学教育管辖权,国家层面公民学课程标准的出现源于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它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基础教育领域课程改革的必然结果,得到了国家政策和社会性教育机构的大力支持.由于不同时期对美国宪法的不同理解,美国中小学课程的管理权经历了州政府全权管理到国家干预的过渡.法律依据部分从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教育法令法规和判例法二个方面解析了现有公民学课程国家标准形成的法律依据.美国拥有丰富的公民教育思想理论,为了理解课程标准的教育目标和核心内容,理论基础部分分析了对现有公民学课程内容产生较大影响的欧洲占典哲学思想、公民资格理论和政治社会化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根植于特定的政治土壤中.在建国初期,美国公民教育基本上延续欧洲传统,之后逐步与美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教育理论借鉴与本土化发展并重.对课程标准颁布背景、法律和理论基础的梳理,有利于了解公民学课程标准和公民学教育目标的合法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根源.

第四章解析了美国公民学课程国家标准的核心内容.在介绍课程标准的主体架构和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性三大基本构成内容的基础上,本章以antconc语料库软件为工具,采用类别检索、上下文关 键 词 分类和批判性话语分析三种方法,对课程标准文本进行解析.解析范围涉及表达公民知识要求的名词、与公民技能相关的动词和与标准制定者意图相关的情态动词.通过数据处理和话语分析,公民学课程国家标准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部分：与政府和国家相关的知识,与宪法和宪政相关的知识,与公民相关的知识,与价值观、原则、信仰和品性相关的知识.最后,文章从体系设计、结构布局、内容框架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总结了课程标准的特色.通过对课程标准核心内容的梳理,能更清晰地认识美国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对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要求,有助于辨析核心内容的内在要求和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倾向.

第五章分析了美国各州公民学课程标准.公民学课程国家标准不仅对课程学习内容提出了指导性框架,也为联邦各州课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本章在宏观上介绍了联邦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呈现形式和特征等基本状况；微观上选取了纽约州“社会科学习标准”之公民学、公民资格与公民政府,加利福尼亚州“历史——社会科学框架”之公民学两份课程标准为案例,具体剖析了州课程标准的核心内容,概括了公民学课程标准在内容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通过国家和联邦州之间课程标准的对比,不同州之间课程标准的对比,发现公民学课程标准是以《国家标准》的内容框架为指导,以州课程标准的具体规定为依据,兼顾地方特色而形成的.虽然课程标准的形式多样、数量庞大,但其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统一于美国主流社会所倡导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

第六章分析了公民学课程标准的应用,涉及《国家标准》、联邦州标准、教科书、学科测评框架、学校教师和公民教育机构.公民学课程标准是教育部门研发、制定、采纳或认可,用于指导一定范围内公民学课程教学的公开发行文件,它明确了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框架,为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和课程评估提供依据.课程标准功能的发挥需要依靠教科书、学业测评框架等载体的辅助作用,通过学校教师、公民教育机构等主体的努力来实现.教科书是具体化和鲜活的课程标准,将课程框架解构为易懂的学习单元；课程评价体系可以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是课程教学的反馈指标；教师是课程标准的“代言人”,是课程标准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公民教育机构作为社会性资源,在课程标准的研发与修改、教师培训、学生互动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七章美国公民学课程标准对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本章基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标准的基本情况,思考美国公民学课程标准研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认为只有立足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实际,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和国家需求,构建小学-初中-高中连贯的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性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加强社会性公民教育资源培育,完善思想政治课程的评价体系,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参与,才能实现公民教育课程功能的最优化,这也是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改革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五篇外国地质论文范文格式：近代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及其著述

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日趋衰微,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英国于18世纪末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19世纪又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逐渐吞并了缅甸全境；法国在印度、缅甸营建的殖民据点被英国人侵占以后,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越南,武装占领越南.这样,英、法两国的势力从东南亚延伸到了云南.第二次*战争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人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合法化.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英、法两国图谋打开中国后门进行殖民渗透,开通商路,抢占市场,探查资源,竞相到云南探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各个领域的科学探险、考察活动方兴未艾,云南在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民族学等学科上的丰富内容和资源,对西方探险家和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样,大批的西方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传教士、探险家、学者等到云南进行探查,时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和整理了西方人探查活动的原始资料,联系时代背景,全面梳理西方人在云南探查活动的基本史实,从商业贸易、交通、地理学和地质矿产、生物学、民族学探查五个方面系统地阐述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探析探查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叙述探查活动经过,考察探查结果的作用和影响,全面展现西方人在云南研活动的全貌.

第一章“历史背景和探查活动概况”,主要讨论探查活动发生的历史背景、起讫时间、基本概况和特点等.历史事件都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也一样,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云南被推到了西方扩张势力的前沿,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成为历史必然.笔者认为,近代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殖民渗透、争夺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进行科学考察是促成探查活动的主要动因.探查活动具有持续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涉及领域广泛的特点.

第二章“商业贸易探查活动”,梳理了西方人在云南商贸探查活动的基本史实,分析了探查活动对云南商业贸易的判断.殖民渗透、获取商业利益是将英法两国引入云南的最基本动力,商业贸易考察也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探查的最主要内容.英国商界通过探查认为云南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贸易发展潜力,孕育有无限的商机.这样的论断受到了来自英国领事官们的质疑,他们认为在云南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非汉民族不会消费外国商品,人民也比较贫穷,矿业发展缺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加之自然地理条件复杂,交通不便,云南无法成为外国商品的广阔市场.法国则认为云南通过东南方向与越南的贸易规模比较大,特别是与北圻的贸易还有增长的趋势.

第三章“交通探查活动”,探讨了英国议修滇缅铁路、法国议修滇越铁路的方案.英国在交通方面的探查,使他们暂时放弃了贯通滇缅的计划,转而利用法国人修建的铁路为自己的商业谋取渔翁之利.而法国人则认识到红河水路是云南到达出海口的最短路线,划云南为其势力范围进一步与西方列强争夺在华利益.

第四章“地理学、地质学和矿产资源探查活动”,阐述了西方人在地理和地质矿产方面的探查经过,考察了探查活动在测量地理数据、绘制地图、勘探河流、撰写游记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并对地质矿产探查的重要人物和探查成果进行了个案分析.

第五章“生物资源探查活动”查考了西方人在云南进行生物资源采集、研究的历程,重点阐述了安德鲁斯率领的亚洲动物探查队、福里斯特、洛克、沃德等机构和个人的动植物标本采集、制作和研究工作及其贡献,指出西方人在华的生物学考察和研究,无论在农林经济、园林艺术、自然保护等方面,还是在近代生物学发展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西方人在云南的生物学探查无疑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六章“民族探查活动”简述了西方人在云南的民族探查活动历程,论述了西方人进行云南民族研究的概况以及对彝族、白族、纳西族和其它单一民族研究上取得的成果,重点讨论了戴维斯、洛克、费茨杰拉尔德等人的研究,分析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

第七章“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资料述评”,介绍了探查资料的整体情况,分析了探查资料的史料价值.笔者认为西方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探查资料是一个尚待发掘的“富矿”,在对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商业贸易史、生态环境史、社会发展史、交通发展史、民族史、宗教史、地方史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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