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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经济师论文范文参考：美国证券立法中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应用及借鉴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我国“应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纲要》同时指出,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随后,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对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做了补充规定.但遗憾的是,目前在证券立法领域,乃至金融、经济立法领域,关于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无论在制度规定层面抑或实践应用方面均显欠缺.
同时,旁观世界上主要的发达金融市场,例如在被美国知名学者Sunstein称作“成本效益分析的国家”的美国,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包括证券监管机构在内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认可,并在其立法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20世纪80年*始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则制定中的必要步骤,并在其立法实践中不断提升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开展了对美国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研究,在参考美国的应用经验后提出了对中国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相关建议,以期对推进该方法在我国证券或金融立法领域的研究及应用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本文的结构除导论外,分六章展开.
第一章为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架构,主要围绕其概念界定、理论前提、制度功效以及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现实可能性展开.对成本效益分析概念的界定,采用从一般立法到证券立法的思路.首先,本文所指的立法是广义的立法,涵盖了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立法不仅是一种制定、认可和变动法的活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立法的成本是在立法、司法、执法与守法的各个法治环节中,国家为实现法律治理、公民与组织实现权利与履行义务而制定与实施法律所耗费的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总和,而立法的效益则是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在实施中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其次,具体到证券领域,立法的成本应该从合规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进行考量,而其效益则可以包括保护投资者、提升市场信心、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竞争及资本形成,扼制证券犯罪等等.
在法经济学视野下,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良法”,被视作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由权利稀缺性引发的成本节约问题则促使立法者对各种立法方案进行慎重的选择.立法者在立法时需要考虑如何将法律这种稀缺资源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之间,以及各个部门法之间进行有效的最佳配置.同时,政府作为立法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一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因素的制约,在其监管活动中会出现“政府失灵”现象,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在监管机构做出决策的过程中显得愈发重要.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能使机构的决策透明化,防止“机构俘获”现象发生,纠正错误并避免机会主义倾向；帮助政策制定者在各种达成监管目标的政策方案选项中,做出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选择.
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立法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其现实可能性.公正是法律效率追求的目标和归宿,在立法前先考虑所立之法或规章是否能实现预期效益超过成本,是否会对社会的总体福利有所增加,这种效率考量也保障了法律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同时,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已在国外的金融立法或一般立法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美国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等国家或地区都在证券立法中开展成本效益分析.
第二章从整体上介绍了美国一般立法和证券立法中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相关依据及情况.美国是世界上实行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最早的国家之一,多任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是非独立性行政机关在立法中开展成本效益分析的主要依据.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时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以确*定规章的必要性,相关分析以报告形式呈递总统、国会或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阅.作为独立监管机构的SEC（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本并不受到总统行政命令的约束,没有法定的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义务,但随着《多德弗兰克法案》授予SEC等金融监管者繁重的立法任务,其立法质量愈发成为备受各界关注的对象.2005年以来,SEC接连经历三次败诉,败诉事由皆为法院认定SEC对规则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合格”,从而导致SEC辛苦制定的两部规则付之一炬.为了应对来自监管对象的质疑以及司法审判的挑战,SEC的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实践快速地发展与完善起来,其最为直接而明显的产物就是《SEC规则制定中经济分析通用指南》.
第三章呈现了美国《SEC规则制定中经济分析通用指南》中列举的成本效益分析测度的四个实体性要件.《指南》中所指的经济分析的核心内容即为成本效益分析,同时还包含了立法对效率、竞争及资本形成以及立法对小企业的影响等.从广义上来说,立法对效率、竞争、资本形成及小企业的正面影响可以算作立法的效益,而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可以归为立法的成本.《指南》规定,SEC制定规则时的每一项经济分析都应当包含四大基本要素：（1）对制定规则的必要性陈述；（2）划定用于衡量提议规则可能产生经济影响（即可能的成本与效益,包括对效率、竞争及资本形成的影响）的基准线；（3）明确替代性监管方案；（4）分析提议规则及其替代性方案的效益与成本,并从定量与定性角度进行评估.另外,除了以上要素之外,还需要考虑立法对效率、竞争及资本形成的影响、立法对小机构的影响等.
在以上四大基本要素当中,分析提议规则及其替代性方案的效益和成本,并从定量与定性角度进行评估是《指南》中经济分析方法的核心与关键.在操作层面,具体可以细化为确定提议规则及主要的监管替代方案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成本、尽可能量化预期效益与成本、认识和讨论成本效益预估的不确定性并解释不确定因素对分析的影响、解释成本和效益为何无法量化、为预测性判断提供支持并对反面数据或预测做出明确回应,以及以中立、统一的标准评估成本和效益等.
为了说明《指南》的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规则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去,本文选取了SEC发布的《市政顾问注册》规则中的经济分析作为实例.《注册规则》发布稿全文共计778页,其中直接与成本效益相关的内容占全文的分量超过20%.在“经济分析”部分,SEC首先明确了制定实施该规则的目的,其次确立了用于衡量最终规则和表格的成本、效益及规则与表格对效率、竞争和资本形成的影响的基准线.再次,SEC分别从宏观及微观两方面对规则及其替代方案的成本及效益进行了讨论.该规则的成本效益分析较好地满足了《指南》中对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各实体性要件的要求.
第四章围绕美国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中的程序性要件展开.SEC的规则制定可以分为提议前、提议中及规则采纳阶段.SEC的规则制定及成本效益分析的制备通常要经过征集参与方及公众意见、规则及成本效益分析的审查与通过、规则及成本效益分析的发布等流程.经济师通常应该较早地参与到成本效益的计算中去,以保证成本效益分析真正成为衡量各种方案得失优劣的有益工具.
第五章首先探讨了美国证券立法中成本效益分析做法的经验得失.美国证券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之所以能有长足的发展,与SEC采取的诸多举措不无关系.例如,SEC出台了《SEC规则制定中经济分析通用指南》,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步骤得以通过书面形式固化,降低了实践中成本效益分析的随意性；SEC在规则制定部门及经济分析部门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为开展良好的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了组织机构保证；进行人事结构优化,聘请有合适经济及其他背景的专业人士从事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并从工作机制上提升经济师的决事权；另外, SEC公共权力的生成与运作已深深嵌入国会、巡回法院及公众共同构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中,SEC在外部始终处于受制约、受监督的状态,很好地体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通过其内部来自不同政党的五位委员的集体决策制能更好地实现选择良好的公共金融政策的目标.当然,美国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也存在着通常缺乏对数据的量化、分析内容有时冗长重复、对数据的提供者保护不够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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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向层面上,文章将美国的做法与英国、加拿大的证券、金融立法中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了比较.许多法域都对金融立法时的成本效益分析做了相应规定,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特别规定,在证券立法中必须开展成本效益分析.
第六章论述了美国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本章以中国一般立法中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应用现状及问题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首先归纳了我国与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有关的规定,并对海南省出台的立法成本效益分析配套文件进行了个案分析.另外,从我国立法程序和立法评估的情况来看,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的使用并不普遍,我国的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在实践中存在着受重视不够、重理论轻实务、经济行政立法行为缺乏可诉性、选取分析对象的标准不统一、侧重于定性分析和事后评估等问题.
在对一般立法中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应用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将分析范围定格在证券立法领域,主要围绕制度、实例和评估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具体而言,制度上从实体和程序的角度说明我国法律并未就立法的成本效益做出明确要求,此后通过成本效益的视角考察法律文本和证券立法的整体结构的不足,同时借助证券法评估表现出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上的缺陷.
在上文的基础上,本章对我国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提出若干建议,包括提高对该分析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固化证券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制定证券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指南、确定分析评估主体与对象的范围,同时完善政府立法的监督机制.与此同时,本章亦就开展成本效益分析的时机、重视立法中的通知评论程序,以及把握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合理边界等若干问题提出了注意点.
在本章的最后,笔者以美国《SEC规则制定中经济分析通用指南》中的分析逻辑与步骤作为参考,以我国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定义的修订为例,从必要性、基准线、替代性方案以及规则的经济影响等四个方面尝试说明如何开展对具体规则的成本效益分析,以期借此对未来在证券立法领域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实践提供一些方法上的有益借鉴.
总体说来,成本效益分析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在各种达成监管目标的政策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及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过程.它是一种宝贵的立法工具,供政策制定者改进他们所立之法.但同时我们应看到,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存在着诸如有时难以进行定量评估、可能为利益集团所左右等局限,我们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应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探索,并特别注意把握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边界问题.
第二篇经济师论文样文：集成管理理论研究
从企业内部的技术、产品、功能、过程、信息、管理等微观层面的集成,到企业积聚、产业集群等中观层面的集成,以及地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宏观层面的集成,集成已成为当今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
如果说,20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以分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则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将是以集成经济为主要标志. 集成的内在动机和基本思想是整合增效,即以要素的整合为手段,达到系统增效的目的. 论文以要素的整合过程和集成系统的形成、维持和发展为对象,应用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系统论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采取哲学思辨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探索集成管理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以期丰富和发展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集成管理理论,为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实施集成与集成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帮助. 论文首先通过对集成与集成管理实践、思想及理论发展的历史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并通过对现代集成与集成管理产生的历史动因分析,明确选题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是论文第1章探讨的主要内容. 第2章的集成基本理论研究,是本文的出发点.论文研究了集成的概念、集成的分类方法、集成的一般特性、集成的交换律、结合律及其它相关概念,研究了非“超距”元素的集成内力及其数学模型,认为这种集成内力是通过集成力场实现的,并对集成力场的概念、作用规律及其管理意义进行了探讨. 论文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分析研究了集成与系统、集成与管理、集成与分工的辩证关系,力求澄清新建立的集成管理理论与现有的系统理论、管理理论、分工理论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集成管理的概念,并提出集成管理的运作机制,以及集成管理的事理逻辑.对集成管理的有效性问题,本文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评价准则.这是论文第3章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论文从第4章到第8章,主要是围绕着集成管理的事理逻辑展开研究的.在集成计划方面,重点讨论了集成管理的战略及其策略支撑体系；在集成的组织方面,主要研究了虚拟企业和虚拟团队这两种泛边界网络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人与组织的集成；在集成系统的领导方面,研究并提出了新时期领导行为的四维模式；在集成系统的控制方面,重点探讨了公权的控制问题. 论文最后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面.第三篇经济师论文范文模板：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效应研究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股东与管理者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再加上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产生了*问题.*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管理者的道德标准问题,部分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越来越严重,损害了公司股东的利益,而股东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通过契约对其进行约束.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做出的是专用性投资,而股东投出的是非专用性投资,因此,管理者会被锁定在与股东的交易关系中(跳槽成本高).由于契约不完全,做出专用性投资的管理者在事后的再谈判过程中面临被股东敲竹杠的风险,预料到这种风险,管理者就会降低自身投入,进而降低了社会总产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经营业务的增加,*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构建管理者尤其是高级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成为目前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在管理者激励方面,声誉激励作为一种隐性的、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被认为能够缓解委托*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整个社会对社会责任、商业*日益关注,这些都使得声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委托*理论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下,如果委托*关系是可以无限次重复进行的博弈,当博弈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时,博弈关系可以同时实现一阶帕累托最优风险承担和激励.从长远的方向来看,大数定律将消除外生的一切不确定性,委托人可从众多变量中进行观察,准确地观察到*人真正的努力水平.因此,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无法掩饰自己的偷懒行为,为了维持或者不破坏自身的职业声誉,*人就会努力工作.同时,由于*人在经理人市场中面临竞争,所以管理者不仅关心其货币性报酬,还会关注那些能够帮助其跳槽或者晋升的报酬.因此,声誉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缓解委托*问题.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从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方面论证了声誉的效应,但是对于声誉效应的经验验证较少.对声誉的效应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和判断,为我国管理者声誉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和经验上的证据就成为我们的目标.
本论文首先总结并归纳了声誉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高管声誉激励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在考察了我国高级管理者声誉激励的现实状况之后,结合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2000年到2010年间获得媒体评选声誉激励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以媒体公布的奖项作为高管接受的正向的声誉激励,研究了声誉激励的效果.通过对数据的回归检验,我们发现高级管理者的声誉在薪酬激励和公司绩效提高两方面都发挥了作用.我们认为,随着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的声誉竞争意识不断增强,高管已经开始重视自身声誉的激励作用.总体而言,在获得了正向的声誉激励以后,高级管理者的职业能力被社会加以肯定,他们的货币性报酬获得了提高；薪酬的提高带来了公司绩效的提高；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的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和方向在取得声誉激励后变化不同.具体而言,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从整体上讲,高管正向的声誉的获得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从*成本和*效率两方面来看,声誉激励虽然不能显著降低*成本,但是能够显著地提高*效率.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获得声誉后虽然并不会为了保持声誉而减少在职消费和铺张浪费等,但是他们会更加努力工作,提高企业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换句话说,声誉激励能“开源”,但不能“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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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管声誉的激励作用部分地以薪酬激励为*.公司高管,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高管在获得正向的声誉以后,货币性薪酬水平得到提高,薪酬激励的实施促使管理者的工作努力程度提高,从而提高了公司的*效率.由此可见,声誉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必须和显性的薪酬激励、任免等公司治理内部机制相配套,才能发挥激励作用.
第三,最终控制权对声誉激励的效果有显著的影响.国有控股公司的声誉激励效果和民营控股公司的声誉激励效果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国有控股公司由于高管薪酬受到管制,高管所获得的声誉不能提高其薪酬,薪酬的管制导致获得声誉的高管不仅不会“节流”,反而增加了在职消费和铺张浪费等,从而导致了*成本的提高.而在民营控股公司中,高管在获得声誉后,也得到了薪酬激励,薪酬激励的实施使得管理者提高了*效率.
本论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现了薪酬激励在声誉激励对公司绩效作用过程中的*作用.对高管的激励进行的研究很多,众多学者对薪酬激励对高管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包括货币性薪酬和在职消费等.然而,学者们却忽视了另一种隐形的激励对管理者的作用,这就是隐性激励.声誉就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对高管的约束并不小的隐性激励.近年来,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声誉激励进行研究,但是他们没有将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结合.本论文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分析高管声誉激励效应的过程中,将隐性激励与显性激励相结合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推导并验证了薪酬激励在声誉激励的作用过程中的*作用.
二是深入研究了声誉的微观机制,从*成本和*效率两个方面对声誉激励的效应进行了研究.本论文不但分析了高管声誉激励的效应,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声誉发生作用的微观机制.对声誉这种隐形激励和薪酬显性激励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为高管激励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是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文献看,对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理论分析往往非常复杂,因为其受到很多外生性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外生性影响更为突出,其中政府干预、多维目标、委托*的复杂性是其中最为典型的特征,这都导致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影响因素和效应函数非常复杂,本论文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通过匹配分析克服了声誉效应的经验研究中存在的小样本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第四篇经济师论文范例：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本研究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相关性出发,以江西吉安新圩毛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05-2010年毛氏家族五代人教育生活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历史考察,探讨了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问题.
具体而言,本研究历经一年半(2012年3月-2013年9月)的实地田野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法、口述史与生活史等研究方法,共收集到了包括地方历史文献、教育史料、家族史料、口述史料等在内的大量研究材料.在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交叉互证的基础上,本文集中讨论了教育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它是如何对毛氏家族五代人的社会流动与家族结构产生影响的.
通过对毛氏家族的历史考察,本研究发现：在科举制度下,毛氏家族的精英分子期望利用义学、族学、书院教育(传统时期被认可的文化方式)与科举考试等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文化动力；废科举后,家族精英则凭借新式教育与新式文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并迅速地完成了新旧身份之间的转换；民国时期,现代教育被新学精英纳入到宗族实践中来,家族的整体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家族成员的职业结构开始发生分化,家族女性角色开始崛起；在政治运动年代,家族社会裂变为阶级社会,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弱化；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三十年,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促成了毛氏家族青年一代在职业结构和阶层构成上的巨大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家族作为一类血缘性抑或拟血缘性的初级社会组织已日渐式微.
个案是可以延伸的,本文认为,毛氏的家族史与教育史应当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表明：以学校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兴起、普及与社会化,它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功能与历史变迁是息息相关的,教育不仅仅是纯粹的教育行为,而是具有广泛历史功能的文化机制：宏观地看,科举制废除以后,现代教育不仅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催生了新兴的职业群体与社会阶层,而且旧有的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分化与重组；微观地看,现代教育体系把个体聚集于学校场域之内,通过一定年限的教育生活,个体被赋予了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资本和职业资格.在此过程中,个体也实现了自我的“社会流动",：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空间、身份、职业、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特征与心态等,而这些改变又进一步的塑造着他们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从而使“流动",与“变迁”成为了可能.
第五篇经济师论文范文格式：公路工程概算调整管理方法研究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由于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复杂,人财物消耗大,从立项、设计、建设到交付运营,其建设项目费用呈现一种动态地变化,且波动较大；另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环境变化,由于设计理念提升、物价上涨等原因,导致公路建设费用控制较困难,造成工程决算与概算相差较大,超概现象较为普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路工程的发展.如何对公路建设费用超概进行良好的管理,已成为当前应考虑的重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深入系统地开展对公路工程概算调整管理方法的研究,意义重大.
本文针对公路工程造价管理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公路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公路建设费用超概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有：(1)明确了公路工程建设各阶段造价的作用与意义,提出了投资决策阶段造价控制方法,阐述了施工阶段造价控制方法,总结了公路建设行业概算调整的相关程序,指出了我国公路造价控制存在的问题；(2)根据我国38条、陕西省7条超概公路的超概情况,深入分析了全国典型省份暨陕西省公路超概情况,剖析了公路超概原因,并研究了不同超概因素对公路超概的影响程度.(3)详细汇总了近年来涉及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对全国暨陕西省公路的用地指标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总结了征地拆迁费用攀升的原因,研究了近年来公路建设新理念对公路建设费用的影响,得出了不同建设新理念对公路建设费用超概的影响程度.(4)深入研究了公路建设项目设计变更产生的原因及变更内容,指出了设计变更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出了设计变更对公路建设费用超概的影响程度；从公路技术标准、国家有关政策、建设期贷款利息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公路建设费用超概的影响程度；分析了材料价格相关政策法规,量化了材料价格对公路建设项目超概的影响程度.(5)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确立了公路建设费用超概比例的单项指标评价和基于区间数海明距离决策的超概费用比例综合指标评价,并进行了实例分析.(6)对铁路、市政及水利水电行业概预算调整原因、内容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例分析了公路相关行业概预算调整内容及其比例,综合分析各种超概原因,总结了概算调整的内容,针对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特征提出了四个调概时间点,研究了概算调整的方法,提出了调概的编制原则及相应的调概方法,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概算调整管理方法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首次全面系统对我国暨陕西省公路建设费用超概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相应变化规律,系统研究了概算调整的内容与方法,提出了概算调整管理方法的建议,研究成果对我国和陕西省公路工程概算调整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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