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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论文摘要：如何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2. 第二篇摘要范文：“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3. 第三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浅谈高校新青年教师如何提高教学艺术
4. 第四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模板：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5. 第五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怎么写：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6. 第六篇摘要范文：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7. 第七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范文：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研究
8. 第八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格式：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9. 第九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
10. 第十篇摘要范文：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关系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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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文摘要：如何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上岗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了培养:指导新青年教师精读本专业教材及有关教学的参考书,指导新青年教师教案的撰写、备课、预讲、讲课,指导新青年教师学习多媒体、电化教学的技术,新教师和学生一起听课、复习并参加学期期末考试,指导专业外语的学习,指导新青年教师参与实验技术操作.

第二篇摘要范文：“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青年教师逐渐成为教学的主要力量.",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对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随机选择我校区2007-2009年度初级职称教师13人次为对照组,病理学教研室1名助教为实验组,以学生调查表、专家调查表和教学竞赛为评判标准.结果显示:该模式对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效果明显.",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对病理学教学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价值.

第三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浅谈高校新青年教师如何提高教学艺术

师资是高校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的关键,是高校最重要的资源,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的基本建设.目前青年新教师是高校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因此,研究和探讨提高青年新教师教学艺术的途径,对增强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深化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模板：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回首近十余年的新课程改革不难发现,一个幽灵始终在中学历史课堂中徘徊,挥之不去,那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史学曾历经深深的时代扭曲和主流烙印,是背着刻骨内伤和众多桎梏与教条进入中学课程的.这使历史教师在这大变革的时代必然比其它学科的教师承担更多的义务,甚至远繁于和难于《政治》.

新课程促进了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鉴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帮助广大高中历史教师从实践到理论地分析与解决这些问题,对提升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保证学生正确认识与理解中国近代史,培育学生的公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解决上述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有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本研究试图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在分析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探讨如何做一名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按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本研究在大量教学调查的基础上,筛选了具有普遍性、方向性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并按其“病因”与教师的关系从近到远逐次考察.依次分为：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按照上述逻辑顺序进行考察,可能既有利于回答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有利于作为实践主体的教师总结经验,提升认识,通过自身的专业发展提升课程质量.

本研究的创新在于研究视角与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拓展.

第一,通过考察与教师学养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提升自身学养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教材要读到它的“背面”去；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学风比知识更重要.

第二,通过考察与教材编写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纠正教材编写失误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

第三,通过考察与高考试题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处理高考试题之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试题的史实、史观；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

第四,通过考察与课程标准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对待课程标准之不足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

以上四部分的探讨,所秉持的是从案例考察到理论归纳的研究路线,由此所归纳出的方法与策略并不能涵盖它们各自领域的全部.不过,由于它们源于教师鲜活的教学实践,确实反映着教师解决与应对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的关键“节点”,因之,与之相关的探讨又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与启发意义.

如果说,以上四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仅仅是帮助教师解决改革中面临的直接问题和难点,那么,帮助教师有思想、负责任地创造课程则更为重要,也是根本之策.

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探讨自清末民国时期、共和国诞生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演变轨迹,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当今时代背景下,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以民族复兴的视角审视与创新中国近代史课程,可能更近历史真相,更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教育意义.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是个系统改革.这不仅要按照世界近代化潮流中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选择和整合史实,而且要从课程和学习的角度提出立体的目标要求,并对高中历史教师提出更高层次的挑战.

第五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怎么写：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本文试图从年代学的角度立论,考察新文学发生期的关键时刻——1916年的中国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回顾新文学权力的获取过程及其占位策略,以场域理论的视角探源新文学的发生.

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都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对新文学的发生做全方位的历史探源,也都认同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然而遗憾的是,在将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作为新文学必要的生成语境和应有的资源准备的同时,对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发生做细致的历史还原的工作还很少见.笔者认为,现今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自新文学的发生至今,对其历史背景及发生动因的研究笼统且模糊,似乎新文学的发生背景是不言自明的.在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社会文化动因的阐释背后,我们看到了新文学发生的复杂历史渊源.但这只是提供了发生的可能性和社会基础,却并不是意味着必然性的结论.毕竟,相似的背景也作用于晚清的文学革新、白话文运动.那么,新文学的发生必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的绝对性.这样,1916年的独特性便彰显出来.2、新文学的发生往往被描述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恢宏与酣畅.其中有当事人的夸张叙述,也有研究者的意念想象.但这不是求“真”的文学史研究.那么,新文学的发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这需要以原始的文献进行真诚且相对客观的说明与阐释.在政治环境、传播媒介、教育发展等觥筹交错的文学历史场域中,探源新文学的发生,就变得必要而迫切.

本文无意抛开以往关于新文学发生研究的评说和成果,重建另一套系统.本文只是针对以往研究热衷于宏观背景的描述所导致的笼统与庞杂,试图在史料搜集的基础上,以新的原始文献的征引与呈现,走近1916,以更微观的方式呈现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此基础上纠正新文学发生“一呼百应”的膜拜式群体记忆：新文学的发生,并非想象中的大势所趋或自然而然,而是经过了困顿、调整与突围.

具体来说,文学革命发生前刻（1916年）的文学环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样态,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通过征引大量原始文献,本文对1916年的文学传播空间、创作主体——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接受主体——读者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自主性的彰显以及市场化文学机制的形成等几个方面的论述,说明在文学革命发生前夜,一个相对自由且自主的文学场渐趋形成.这是新文学发生的必要生成语境.而1916年,《青年杂志》的停刊、整顿、复刊,《新青年》在文学场内夺取话语权力的成功策略,以及陈独秀与胡适、蔡元培的结识并联手,等等,都为文学革命发生于1917年前后提供了事实上的偶然性.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使1916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凸现出来.

从原典出发,细读历史档案,征引全新的第一手资料,发掘淹没在历史中的细节,纠正常识性错误,是本文论述的起点,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将带来如下突破：

1、立足原始文献,走近并试图还原新文学发生的真实情况.

就目前查阅到的资料来看,自1815年至1916年国内共有2071种中文刊物问世,笔者在对此进行整理的基础上,集中阅读了1916年前后的97种刊物.除了部分刊物因具体原因只能浏览所载文章目录外,对大部分的刊物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疏的查阅与摘录.伴随文学考古的深入,学术界的一些偏见浮出水面.以笃实的材料纠正它,是本文用力所在,如：新文学的发生绝非“大势所趋”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1916年的文学环境“危如累卵”,通俗文学几乎占据整个文坛,读者崇尚消闲、趣味,作者更是以媚俗、模仿、抄袭等低劣手段迎合市场.社会长乱久扰,文坛乱象丛生.但在近乎苛酷的环境中,新文学先驱获得并抓住了绝佳的时机.复刊后的《新青年》以明确的策略意识,夺取文坛话语权力并占位成功.新文学在经过了困顿与调整后,最终突出重围.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文化运动“一呼百应”的膜拜式群体记忆.

2、以文学场理论阐释新文学夺取话语权力的过程,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再解读.

1916年,《青年杂志》经过停刊、整顿,以《新青年》之名重装问世.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旨在谋求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占位斗争.新文学的占位传奇,是在新的文学场域初步形成的文化语境中,所必然发生的一场总结性的文化运动.它标志着旧的文学时代的彻底终结,新的文学时代的伟大开始.《新青年》确实是加速了时代的过渡与转型.然而,新文化运动又并不仅仅是以文化资本的获取或文学权力的抢夺为最终目的.文化资本也好、文学权力也罢,都只不过是陈独秀们实现政治理想或救国主张的策略和途径.这也正是新青年们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1916年的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多历史不屑记载的小事件.这些小事件,看似细枝末节,却是晚清以降发生的若干大事件的症结,也是之后中国文学风起云涌的机缘.其间的关联因果,易被忽视,却恰恰是本文的考察重点.因此,全文每章的叙述,均以小事件开始.

具体来说,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五章.

绪论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概念界说及本文研究框架.

第一章“1916：社会的扰攘与文化的坚守”,自1916年2月章太炎被幽禁谈起,征引原始文献,还原1916年中国文学的宏观时代背景和微观历史语境：政治环境“险象环生”,文学界“危如累卵”,报刊数量骤降、文学活动锐减.尽管如此,文学仍于夹缝中生存、于绝境处见生机,新文学传播空间的建构趋于完成.这是对新文学发生公共舆论空间环境的还原与整理.

第二章“‘码字的症候群’：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以文学创作主体为观照对象.1916年的文坛,通俗文学畅行,作家以媚俗、模仿等方式迎合市场,以抄袭、一稿多投等方式赚取稿酬.这是文人自主性的消极显现.从士到作家的身份转变和从“经国大业”到“以文取酬”的经济来源变化,是文人自主性积极方面的呈现.稿酬制的建立为作家的职业身份提供了制度保障,是作家主体自主性获取的基础与保证.自由、自主则是现代职业作家与古代士人最本质的区别.在媚俗与自主性的消耗中,文学的多重境遇空间得以开创：有以独乐为旨趣,倡导人格独立的精英文学；也有以众乐为宏愿,迎合市场机制的市民（通俗）文学.在稿酬制与市场化的导引下,作家走下神坛,文学市民化的时代到来.该章主要论述新“文学场”中,文学写作、创建主体的完成情况.

第三章“读者共同体与时尚的风向标”,主要以读者为研究对象,从接受学的理论角度,论述新文学群体性准备的完成.本章从美人持书照相成为时尚谈起,从学堂教育、倡设国语、学堂乐歌的盛行等方面论述读者共同体的形成.文学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以众乐为表现的大众文学时代已经到来.此外,通过《新青年》“通信”、“读者论坛”栏目的设置和《民国日报》与《神州日报》关于小说《九尾龟》的论争,可以得见读者主体性的浮现.文学的读者群日渐壮大,新的文学场建构之群体性准备日益完备.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渐壮大的读者群主要以通俗、大众文学阅读为主.新文学的读者群相对狭小.

第四章“文学市场化——也谈民国机制”,主要论述文学市场化机制的形成.社会长乱久扰、文坛乱象丛生,无根的民国混乱、不安,于是谣言四起、黑幕频现.同时,国歌的确定和各学校对校歌、校规的重视,又显示出对于秩序的渴望.以市场化为标志的文学秩序,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建构完成.或者说,报刊媒介、读者、作者等场域要素的趋于完善,促生了新的文学场域的形成,而这是新文学发生的合法性依据.该章通过文学市场化的形成,揭示新“文学场”内文学自主的标志.这也是对民国机制的一点补充思考.

第五章“1916与新文学的发生”,论述在新的文学场域中,新文学发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新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孕育,至危机与生机并存的1916年,始现阵痛；陷入窘境的《青年杂志》则是促使新文学呱呱坠地的催生剂.经过停刊、整顿,《青年杂志》以《新青年》之名重装问世,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文化资本,并最终在新文学场域的占位斗争中获得成功.新文化运动是在新的文学场形成的历史文化必然动因的基础上,在陈独秀与胡适、蔡元培等人于1916年合力的偶然因素共同作用下,所爆发的一场旨在通过争夺文学话语权力来获得政治资本、谋求获取政治权力的思想、文化运动.新青年同仁的解体也正是因为在夺去了文学权力之后,于政治理想的实现方面出现了分歧.或者说,新青年的分道扬镳,早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初便已注定.

最后一部分是简短的结语.虽然中国文学的新陈嬗代,不能简单地以1916为分水岭或界碑石,但1916对于新文学发生而言,却是极为重要、关键的年份之一.通过正文部分五章的梳理、论述,我们看到：1916年的中国文学没有所谓的“大势所趋”,文学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新文学的步履也并非从容、淡定,而是在高压下游走,从喧嚣中孕育,自禁锢中突围.当然,此后的发展依然曲折,但这也正如初生之婴儿,总要捱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才能具备自身的抵抗力,获得自由发展、茁壮成长的能力和空间.

第六篇摘要范文：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追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界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明显是缓慢而滞后的.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文学学术史论著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进入有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有的将其从外国文学学术史中一笔抹杀,有的将其作为附件并入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对于外国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还有待于完善.

基于此,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西洋文学》、《民族文学》、《时与潮文艺》为经线,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话语嬗变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呈现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在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以梁启超、林纾、王国维为例,梳理外国文学研究在晚清的原初状态,以此作为引入本论题的铺垫.在晚清科学救国的国家话语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日本政治小说为依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标志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对象在中国学界的首次登场,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功利色彩.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既代表了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中的传记研究模式,也体现了独立于国家话语之外的个人美学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延续,尤以民初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最为明显.

第二章分析一九一○年代中后期,在启蒙思想话语下,《新青年》对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可以看出,《新青年》将外国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在外国文学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的突破点.由此,进化文学史观、写实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调.其中,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观念,使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变.由此,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研究,因为“人”的话语获得生机.所以,本章认为,《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策源地.

第三章主要以《小说月报》为例,梳理一九二○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在文学革命话语下,《小说月报》直承《新青年》的衣钵,成为继《新青年》之后该时段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将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为人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落实了“人”的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以俄国与弱小民族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为主导的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此种研究模式代表着一九二○年代中国主流学界的外国文学观,成为建国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称为之“鲁迅方向”.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的认识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主要以《文学》、《现代》等刊物为例,梳理在多元话语并置下,一九三○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文学界的话语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断裂,战后新兴文学与尖端文学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秩序.其中,《拓荒者》、《萌芽》等左翼刊物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此相对,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研究的出现,则显示了一九三○年代革命阶级视角之外,学理层面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实绩.《现代》这份具有左翼与自由主义双重视角的“非同人”刊物,以“现代”意识绘制了世界文学的图景.此外,《文学》关于“文学遗产”的争论,使莎士比亚成为研究热点.

第五章主要以《西洋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为例,梳理在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话语背景下,一九四○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周立波在解放区鲁迅艺术学院的外国文学讲稿,预示了出《讲话》精神的要领；《西洋文学》在沦陷区的刊发,成为战争年代处于孤岛上人们重要的精神慰藉；国统区的《战国策》、《民族文学》力主战时文化重建,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主要话语,倾力易卜生、歌德等的研究,则凸显了国统区另类的外国文学研究；《时与潮文艺》展示了学院派研究的特征,是此时段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集中的一个刊物.

第六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探讨.在民国文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学者不但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九二○年代,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使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怎样研究西洋文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的看来,此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普及外国文学常识的启蒙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

第七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范文：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生自治,导源于西方模式.随着清末民初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学生自治随之进入中国教育者视野.北京、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及由学生主办的报纸杂志.早在清末,尽管当时教育管理十分严格,但在民族与*意念的催动下,一些自治性学生组织已在校内悄然出现.如广州岭南学堂、安徽高等学堂、陕西宏道学堂、湖南常德府中学堂、中国公学等,均先后成立了名称迥异但富有自治精神的学生组织.这些自动组织起来的学生们,企望通过“自治”反抗封建专制,借以实现各种救亡图存之梦想.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值杜威旅华讲学.经由教育界大力倡导,美国“学生自治会”制度引入中国校园,运用于学生管理变革.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念影响,学生自治开始注重丰富的团体生活、学生学会生活以及服务社会能力的培养.这一时期,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自治活动都有开展,自治组织出现联合扩大趋势,由校内组织推进至区域性团体乃至发展成全国性学生联合会.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布《学生自治制纲要案》.此后,以“学生自治会”命名的学生自治组织,迅速在各校设立起来,“于是学生会之组织,举所有有学校之都市,所有有学生之学校,视同必需,否则即足以显示其无人”①.

就在学生自治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有关批评之声也随之而起.其矛头主要对准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过程中视学生自治为时尚,过于追求其时髦形式,不求自治真意,不讲实际训练；二是在学生组织实际操作中,“自治”与“管理”矛盾难以调和,导致各种问题产生.这种矛盾既存在于学生自治会与校方管理之间,亦存在于学生自治会组织内部.学生自治会的混乱现象,导致后来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强制整顿.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义的教育建设以立救国大计案》.该议案对学生自治会明确提出整顿办法,严格规定自治会的成立、注册、权限、解散和改组事项.客观说来,这种举措有利于学校管理的有序进行,但学生组织“自治”的性质却因此遭到严重削弱.

论文第一章,首先对学生自治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简明梳理.西方学生自治之源头,可前溯至中世纪时期的“学生”大学.这类学校由学生全权管理校务,学生极富自主自治特性,但后来逐渐被教会管理、教授治校取代.18、19世纪,经由“洪堡理念”与“美国教改”之影响,学生自治形式得以复苏,且呈现诸多崭新理念.若言中国教育史上的类通之处,则官学中的“斋长制”与书院中的“高足弟子代管制”等,也大体展现了学生自我管理、独立自治的精神.

第二章,阐述学生自治引入中国的思想基础,包含政治理念、文化变迁和教育新潮三个方面.西方学生自治模式在民国前期引入国内,存在一定的政治条件、文化基础以及教育方面的考量.“自治”本是政治概念,中国乡绅自治传统与近代西方地方自治理念,经由国内对传统文化礼制的批判与学生群体力量的崛起,在教育界引起反响,并由此推及学生管理.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不断地输入中华教育界,并成为学生自治在国内发生、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学生自治的时代条件.专门就引发学生自治潮的直接诱因、表现形式以及当时教育界的普遍反应与认识成果进行详细论述.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伴随着教育宗旨的重新厘定,早期出洋留学一代的“海龟回游”,杜威访华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促成与推动了学生自治成为民国前期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学生管理的一种流行风潮.近代中国,秉承“教育救国”的教育先辈们倡导学生自治,其目的始终在于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借以复兴我中华民族.

第四章,学生自治的实践表现.本章对当时学生自治的实践进程、活动表现、组织团体以及积极影响等进行考察与梳理.教育一线上的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响应,开展校内学生自治实验.学生在校方支持、教师指导下,成立组织、开展活动,积极进行自我管理,在自治过程中得到锻炼,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教育界引进学生自治模式开展校园实践,其主要目的和动力,在于“教育救国”；除为人才兴国外,更为摒除旧式教育、培养新式国民,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而来.

第五章,学生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矛盾.学生自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界限不清、学潮不断、纪律松弛以及学业难以为继等现实情况.这些情况,可根据其缘由划分为两类：一由社会问题引发而来；二因校园内部各方关系相互碰撞而生.盲目照搬美国模式以及该模式在本土上的冒进式发展,使得国内教育界对学生自治缺乏系统而充分的实验与研究,致使其在短期内就呈现“舶来之品”水土不服的现象.在探索历史原因时,文章最后从我国人文传统、政治环境、教育改革以及人的因素等方面,对学生自治中的问题之潜在病因作出探讨.

关于民国时期的学生管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自治”,即学生自治；一是“管治”,即学校对于学生的规束.民国前期的学生自治,因其与学生运动、学校风潮丝丝相连,引发教育管理系统的反省与审思,遂而对学生自治施以强制管控.学生自治潮的最后临界点,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南京政府大行“训政”,对学生施行特务监管,学生自治内核因此发生严重变异.学生界进步分子,就正当的学生自治权与学运权,同教育当局、校内反动组织展开了复杂而持久的周旋与斗争.

第八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格式：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

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

论文第一章交待了*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融的特征.

论文在第二章对*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

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团*、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和地方、中心和*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第九篇新青年教师教学论文摘要：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

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母语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以往的汉语母语教育总是夹杂在语文教育当中,难以一窥全貌,为此,本论文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演进情况进行了集中研究.

本论文的三个基本概念是“母语”、“母语教育”和“现代”.在分析既有分歧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教育视角,将我国的“母语”厘定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样,“母语教育”这一概念也就得到了相应界定,不再与“语文教育”、“母语教学”、“汉语教育”产生混淆.关键词“现代”则主要取其与“传统”相对之意,所以下限一直延伸到现在,而在比较了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的各项标杆性事件之后,考虑到教材白话化在母语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我们把上限定在了出现第一本白话性质教科书的1897年.

作为一项史的研究,历史文献在整个写作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支撑作用.而在观照历史文献之时,则主要采用一种社会学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先确定出现代以来母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然后在分析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对典型事件做出定性判断,并据此进一步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期.此外,笔者还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了可能的穷尽归纳,将精确化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本研究当中.

全文除绪论外,包括七章和一个余论.第一章相当于全文的总论,讨论了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性和现代母语教育致力普及与螺旋提升的两个特点.从第二章开始直到第七章,每章集中写一个时期,分别是：开创期(1897～1928)、探索期(1929～1950)、突进期(1951～1

965)、畸变期(1966～1977)、恢复期(1978～1989)、转型期(1990～).每一章的写作,都分为三节进行,第一节是各种相关背景的集*绍与分析,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讨论该期的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具体讨论之时,主要围绕该期的典型事件或有特征性的变化展开述评.

第二章“开创期”以民众化和科学化为思想主导,进行了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等书面语的改革和旨在统一标准语音的国语运动,白话文、官话、汉语知识在此影响下进入了学校教学,母语教育的测验与实验也出现了一个*,母语教学因此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称1929年到1950年为“探索期”,是因为此期母语教育确实在沿着开创期的精神继续前行,但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权分治和战乱频仍的影响之下,母语教育在此期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节奏,高度的使命感、民族自信力和《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的著名社论,合力带领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突进期”.在拼音化思想基础上提出先行简化和全国推普,书写方式彻底改为横排左起,全力推进语法修辞教学,进行汉语独立设科实验,特别凸显语言工具观等,无不体现出一种志在快速提升全民母语能力与建设健康纯洁祖国语言的革命斗志.可惜,动荡的*阻断了这一发展,此期的政治挂帅让学校母语教育基本退场,不仅不太涉及基本能力培养,就连起示范作用的语文教材语言也一片僵化俗化,社会用语也以*味儿极浓的斗争化语言和“假大空”的话语模式为主导,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不进反退的“畸变期”.*结束到1989年之间,母语教育的主要任务与功能就在全力复元至*前的目标导向与教育水平,所以我们称之为“恢复期”.而进入90年代以后,人文思想开始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拨,语言规范观由此从匡正渐变为引导,网络语言成为不断发力的持续热点,在“语感中心说”以一种反“工具观”的姿态迅速崛起的同时,语法教学遭遇了近百年发展以后的“无用论”质疑,而口语教学也以名称更替的方式开始关怀话语主体的言说幸福.毫无疑问,经过百余年发展之后,汉语母语教育又进入了个新的“转型期”.

基于以上对于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整体思考,余论部分提出了个理想母语能力模型,该模型由具有一定层级性的六个要素构成.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既没有平衡地发展各能力要素,也较少考虑各要素问的级性差异,是一种不太理想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关注母语能力的内部要素及其层级差异,有助于学校母语教育走向一条高效途径.

第十篇摘要范文：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关系问题研究

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历来的理论著作都把文学活动的要素划分为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这四大部分.可以说,这种划分忽略了传播媒介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传播媒介是文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传播媒介的变革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变革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来说,如果没有以现代印刷技术为支撑的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在晚清时期的繁荣,就不会有“五·,四”文学革新,也不会有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基于此,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研究期刊媒介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探索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之间从一般到特殊的关系形态,并进一步研究期刊媒介的主体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理解期刊媒介与现当代文学理论之间从一般到特殊、从个别到普遍的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就报刊媒介的基本功能而言,报刊媒介作为现代印刷技术发明之后产生的一种传播媒介,它的核心功能是以大规模快速“印刷”的方式为人类思想的“物化”、传播、接受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种方式比人类以往任何时代所创造的传播媒介都具有革命性——信息容量巨大、传播速度快捷、影响范围广泛、信息存储稳定等等.因此,报刊媒介的首要功能就是以大规模“印刷”的方式实现了人类思想与主体之间的分离,把人类意识领域中的活动“物化”为具体可见、可感的物质形态,从而使人类个体的思想观念实现了脑外巨量存储与快速传递.故尔,可以说,现代报刊媒介的诞生突破了人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传统的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在时空中所受的限制,把人类的思想意识、情感观念传递到口、耳所不能及的时空维度之中.因此,报刊媒介是促进近代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推动者和思想“倍增器”.

任何新媒介一旦参与到人类精神的生产、传播活动之中,不但会改变思想意识的原有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也会改变人类接受信息的模式,从而导致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的人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根据麦克卢汉“媒介即延伸”的观点,人类发明的任何新媒介本质上都是人体某种器官功能的放大和延伸.这意味着,报刊媒介就是人类手的书写功能、口的传播功能、眼睛和耳朵接受功能的无限放大和延伸.因而,自晚清以来兴起的现代报刊媒介对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不在于报刊媒介传播的内容,而在于现代报刊媒介改变了传统文学生产、传播、阅读及批评的模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

另外,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是普通民众以文学批评、文化批判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一个言论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一个舆论空间,而且是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机构和缓冲地带.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报刊媒介不仅发挥了重大的联结作用,而且报刊媒介本身就是文学公共领域典型的构成机制.也就是说,当报纸和杂志成为近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组织者和文学批评的工具时,报刊媒介就成了近现代社会文学公共领域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支配性力量.这意味着,报刊媒介以连续刊载、定期发行的传播优势为近代知识分子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媒介支持.

就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的一般关系而言,首先,期刊媒介作为一种容量巨大、传播快捷、影响广泛的现代新兴传播工具,它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传播和阅读行为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即在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现代期刊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期刊媒介以提出文学新口号、新命名的方式促进了近代文学观念的推陈出新；其二,期刊媒介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促使传统文学理论抛弃了词话、诗话等的理论表达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学理论语言的大众化转变：其三,期刊媒介以其追求最大发行量的生存之道,促进了小说在晚清时代的繁荣,使小说成为了近代文学的正宗,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以诗为宗的文体观念.因此,晚清末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助报刊与文学艺术宣传他们改良群治、启蒙国民的过程中,报刊媒介以其高效的印刷技术、巨量的信息存储能力以及快速的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学理论口耳相传与手工抄传的局限性,使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在文学观念的转变、理论话语的大众化以及文体观念的变革等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其次,由于期刊媒介能以快捷、迅速的传播速度把文艺界的最新动向及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某个话题迅速地传递给广大的受众群体,因此,期刊媒介于晚清时期出现后很快就成为了近代文学史上多次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的推动者.报刊通过组织文艺运动、推动文学思潮在短期内解决了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重要问题,为近代文学及文学理论在晚清末期以来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另外,现代期刊通过“读者来信”之类的交流栏目,为作家与读者之间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了一个公共化的交流空间.这个文学交流空间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言的平台,重塑了作家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且这个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的文化活动空间.

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由于后者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自身地位、作用、角色的改变而呈现出特殊的变化特征,这种变化最终会引起文学及文学理论在话语模式、功能特征等方面相应的变化.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新旧意识形态的更迭,中国社会开始了一次政治社会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文学理论来说,由于文学理论领域历来是一个充满了思想冲突与理论争论的意识形态重阵,因此,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就成为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的最为直接的方面.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就是当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支配性力量后,文学的理论形态开始与政党政治思想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文学理论向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与鼓吹者单向转向的过程；对于期刊媒介来说,政治化就是体制化的过程.期刊媒介体制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自晚清以来形成的同人刊物被迫消失,所有的期刊媒介经过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变成了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另一方面,在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整顿和对于全国性文艺刊物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文艺报》以其特殊的身份开始崭露头角,由此成为建国初期党领导全国文艺事业的思想平台和组织工具.

期刊媒介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新文学理论的宣传和对旧文学理论的批判方面,也体现在期刊媒介对文艺学学科建制活动的影响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艺学是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一门新学科.在这门学科的建立之初,它的课程主要是由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承担的.由于课堂教学活动对于知识稳定性的追求,使这门课程的教学与当时现实的文艺运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种状况引起了少数青年学生的不满.作为“文艺战线司令台”的《文艺报》以此为契机,在建国初期发起了一场关于高等学校文艺学教学偏向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促使文艺学教学完成了以借鉴苏联文艺学教学模式为中心任务的文艺学教学模式的改造,从而确立了*文艺思想在大学文科教育领域内的绝对主导地位.此外,建国初期,随着这次文艺学教学偏向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文艺学教材问题随之浮出了历史地表.对于刚刚诞生的文艺学来说,教材建设的滞后性相当明显：教材基础薄弱、种类单薄、教材内容与当时风云激荡的时代变革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于是,在对文艺学教学偏向进行批判的余波中,《文艺报》针对文艺学教学中使用的各类旧教材展开了严厉的批判,确立了以文艺教师思想改造为主的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新中国50年代第一批文艺学教材的编撰主旨、编写体例等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此外,期刊媒介对文学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在对特定时期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推动方面.事实上,建国初期发生的多次文艺批判运动(如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小说创作的批判等)既与新政权对思想界进行的意识形态规训诉求有关,也与作为“文艺战线司令台”的《文艺报》参与文学批判的方式有关.可以说,建国初期发生的多次重要的文艺批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艺报》组织发起来的.从期刊媒介的传播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艺报》是通过这样一些特定的方式发动起这些文艺批判的：其一,组建庞大的文艺哨兵队伍,为《文艺报》搜集各地区、各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战线上的动态情报；其二,通过附加“编者按”发动文艺批判运动.《文艺报》“编者按”不仅是当代文学史上多次重要的文艺批判运动的发起者,而且党在建国后对于全国文艺格局的筹划与发展方向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艺报》“编者按”实施完成的；其三,放大个别事件,使其进入公共舆论领域.《文艺报》放大个别事件的主要方式有：将学术批评行政化以及展示批评对象等等.可以说,《文艺报》通过组建文艺哨兵队伍、附加“编者按”以及放大个别事件而进行的文艺批判方式,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在草创时期的发展方向,而且构建了50年代初期以至“*”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

在决定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之间关系形态的众多因素中,除了政治权力、时代变革等外在因素之外,还有期刊媒介自身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及生存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例如,80年代初期的期刊改制导致了随后文艺期刊经营模式的分化,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很快淡出了娱乐性大众文艺刊物,开始向大学学报、各研究机构的机关报等精英文艺刊物上转移.90年代以后,虽然互联网的兴起为文学理论的生产、传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体,但是由于目前学术评价体系中依然只承认发表在纸质媒介上的学术成果,文学理论的生产成果只有进入以大学学报、各研究机构的机关刊物等学院化的期刊媒介中才能获得其合法性.这种现状决定了文学理论只能在学院化的期刊媒介这一狭小的媒介领域中生产、传播.近年来,在学院化的期刊媒介领域,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的理论生态日益受到了期刊趣味的明显影响.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报纸和期刊是文学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因此,期刊媒介的主体性就成为决定文学公共领域自主性的关键性因素.所谓期刊媒介的主体性就是它在传播什么内容、以何种方式传播,以及选择哪类受众群体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受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外在强制性因素的影响而获得的传播特性.因此,可以说,文学公共领域作为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舆论空间,它的自主性、平等性、对话性特征均来源于报刊媒介所具有的主体性身份.只有报刊媒介获得了足够的主体性,由报刊媒介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才能在平等、对话和认可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相应地,文学公共领域才能发挥它作为一个舆论空间对国家权力进行舆论监督和文化批判的作用,从而成为政治权力意志与普通民众之间意见缓冲、观点融合、利益协调的中间地带.但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晚清发轫之际就肩负着启发民智、挽救危亡的宏大历史使命,导致现代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与社会革命、政治运动等外在因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由政治化、社会化的文学理论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期刊媒介相结合所构建而成的现代文学公共领域自然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同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新政权对全国报刊媒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报刊媒介全部被纳入到了政治化的管理体制之中,报刊的主体性遭到了严重削弱.因而,由这些主体性严重缺失的报刊媒介所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差异性和对话性特征随之几乎完全消失.那么,在这种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差异性,更没有对话性的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论争自然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政治同一性状态：政治批判重于学术批评、政治表态多于理论论争、思想立场上的党同伐异淹没了个体间平等的学术对话,如此等等.

总之,期刊媒介作为文学及文学理论生产、传播、阅读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机制和文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中心联结地带,它的主体性地位是决定文学公共领域基于平等、自主、认可差异性特征之上存在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没有期刊媒介的主体性,就没有文学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平等性和对话性.在一个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平等性,更没有对话性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文学公共领域必然将沦为某种强制性力量的奴仆和工具.自然,在这种差异性严重缺失的文学公共领域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都必然地将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和某种经济利益的维护力量.可以说,一个时代传播媒介主体性的丧失,就是这个时代文学公共领域倾斜、变形以至于瓦解、崩溃的开始.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走向政治化、他者化、工具化的开始.因此,对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来说,不仅需要对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尊重、对多元化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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