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和话语分析论文写作参考范文语料库和话语分析类学术论文怎么写2500字有关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语料库和话语分析论文范文

摘要：批评话语分析探讨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透过语言表面形式,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基于此,将语料库技术运用于政治话语分析,综合运用语料库方法、描述性统计方法,探究《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意识形态.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原文本、英译本及参照本《国情咨文》为语料,从主题词、情态动词、人称代词和语态选择四个不同的语言特征层面进行系统分析,重点分析在揭示意识形态过程中,原文本、英译本及对应参照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提出建议.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政府工作报告;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20）03-0123-05

批评话语分析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根据语篇的具体特征选择性地分析话语的及物性、情态（如情态动词）、转换（如被动语态）,分类（如形容词）等蕴含的意识形态[1—4].政治文本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包括能够在不同的政治活动中满足不同政治目的的各类型文本或文体,翻译更多关注的是与机构相关的政治文本或文体[5].《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典型的政治文本,主要内容包括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及突出下一年的任务,集中体现了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作为机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发展轨迹.《报告》的英译本是世界了解中国形势的重要途径,因此《报告》的翻译至关重要.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由于汉语和英语在语法、句式结构及表达意义上的差别,同一内容的原文本及英译本在语言形式上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通过对《报告》原文本、英译本及参照本《国情咨文》（以下简称《咨文》）的系统分析,研究其不同的语言特征,并探讨差异背后意识形态的原因.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源于批评语言学,吸收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旨在通过分析语言形式来揭示隐藏的意识形态,探讨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利的关系[1,6].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将语料库技术应用于CDA,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体话语研究.Baker和McEnery通过语料库的方法分析英国媒体对难民的话语建构[7—8],进而又考察了英国不同新闻报纸对穆斯林及伊斯兰的报道特征[9].Vessey通过对加拿大英语及法语报纸进行对比分析,阐释了不同语言下的意识形态及国家认同[10].二是政治话语及战争话语研究.Partington对克林顿执政早期白宫的幕僚和狼群记者团进行了研究[11].Jeffries & Walker通过对布莱尔时期新闻报刊关键词的分析,揭示了新工党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征[12].Kim通过对美国CNN、《新闻周刊》及《纽约时报》三个主流媒体的分析,研究了美国媒体对朝鲜形象的话语实践[13].Bevitori对总统演讲进行了历时性研究,分析了总统演讲的话语构建[14].Salama研究了“9·11”事件前后美国新闻报刊对瓦哈比教语境重构现象,反映其态度的变化[15].三是法律话语研究.Potts和Kjur（2016）通过自建语料库,分析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对法律语言的话语建构[16].四是气候话语研究.Nerlich et al.（2012）通过对《泰晤士报》和《时代周刊》气候话语的对比分析,探讨了英美气候报道的相似性与差异性[17].

另外,研究成果还包括了性别话语研究及同性恋话语研究[18—19].并且从最新文献可以看出,语料库与CD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拓展到新的领域,如疾病话语[20]及虚构话语（电影、电视、广告等）[21].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在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才刚刚起步,研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一是理论研究.钱毓芳（2010）首次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融入CDA[22];唐丽萍（2011）从理论角度探讨了语料库语言学在CDA中的作为空间[23];辛斌、高小麗（2013）在研究CDA动态时重点分析了语料库语言学与CDA相结合的研究趋势[24];李桔元、李鸿雁（2014）在探讨CDA研究的最新进展中详细介绍了语料库视角下的CDA研究[25].二是政治话语研究.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以《报告》为例,解读了政治机构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26].朱晓敏（2011）选取《报告》及其英译本以及美国《咨文》作为参照本,研究了意识形态对译者选取*称复数的影响[27].韩子满、赵志敏（2016）以《中国军事战略》为例,考察了英译中的名物化现象及其意识形态动因[28].Cheng和Yao（2016）选取2013年中国《报告》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施政报告》中关于香港“一国两制”政策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观察报告中香港“一国两制”政治话语的不同,从而揭示不同的话语建构[29].三是经济话语研究.刘明（2014）通过分析《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中美汇率相关报道话语的不同,发现中美两国在汇率变化态度上的差异[30].四是外交话语研究.You等（2010）通过对中国《报告》的历时分析,探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话语建构[31].

由以上综述可见,国外学者语料库与CDA相结合的研究集中在新闻媒体、政治战争等不同类型的话语建构.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晚,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层面,关于中国话题及中国不同类型话语构建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目前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对隐含在词汇频率、情态动词、人称代词、句式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尚未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语料来源也相对单一,同时考察多个语料库的研究更是少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语料库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法.本研究通过利用语料库的软件进行实施和操作.其中,语料库建设软件Emeditor进行语料的收集与整理,将语料处理为清洁可用的电子文本文档,自建两个小型平行语料库及一个类比语料库.进而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 3.3.0 及Wordith 4.0进行检索和统计,并同时利用SPSS 22.0验证两用词差异的显著性.最后,通过对检索数据的观察及分析,深入阐释《政府工作报告》原文本及其译文本体现意识形态时,在主题词、情态动词、人称代词及语态选择上的差异.

(二)研究对象

本文以2018年《报告》为研究对象,自建两个小型平行语料库,即《报告》原文库及《报告》译文库,并以同期美国《咨文》作为类比库,比较同类体裁原创文本,各语料库基本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形符（token）指所有的词,类符（type）指所有不同的词形,即不重复计算的形符,两者的比率反映出用词的丰富度和变化性[32].类符形符比是一种衡量词汇丰富程度的简单方法,比值越高,说明文本用词越丰富[33].从表1整体来看,《报告》英译本形符数比《咨文》多出三倍多,但类符形符比（TTR）明显低于《咨文》,可见《咨文》的词汇变化程度较高.

《报告》原文本、英译本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语料库建设软件Emeditor、语料库检索软件Wordith 4.0和AntConc 3.3.0、描述性统计软件SPSS 22.0.Emeditor软件主要用于语料库的初步建立,进行语料的采集及去噪,AntConc 3.3.0主要用于语料库的检索,利用其索引工具提取词频表、共现表及关键词表等进行数据的统计和观察,Wordith 4.0用于词频、主题词及计算标准类符形符比等.同时,利用SPSS 22.0通过卡方检验验证两个可比语料库用词差异的显著性.此外,根据研究需要,自建的小型对比语料库使用CLAWS7词性附码器进行词性附码,选用的是C7标注系统和水平呈现方式,整个标注过程在线完成.

三、研究結果与分析讨论

本文针对文本中的语言特征从主题词、情态动词、人称代词及语态选择四个方面对《报告》原文本、英译本和《咨文》参照本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报告》原文本及英译本的分析探讨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并参照英文相同体裁原创文本《咨文》对比分析《报告》英译本语言特征上的差异.

(一)主题词

词汇的使用并非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据特定的表达意图选用不同的词汇.在语料库分析中,在单篇或多篇文本中具有超高复现频率的词称作主题词.通过观察主题词,可以发现某一给定文类或主题文本的词汇特征[34].通过语料库方法分析不同文本中的主题词及词频,可以发现特定文本所用词汇的特征差异及其背后指导下的意识形态.

由表2观察发现,《报告》英译本中主题词“development”“improve”“growth”三个积极意义的词表示出发展、提高、增长等进步概念,突出体现了《报告》对过去一年工作的肯定、对2018年经济增长等各方面目标的信心,而“areas”“rural”两词反映出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从“we”“Chinese”“government”三个主题性和频率都较高的词也可以看出我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较而言,《咨文》中人称代词出现较多,除了“we”“our”,还包括了“I”“you”“he”,人称代词的主题性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个体主义价值观,而“tonight”等词在主题词中说明《咨文》文本相对非正式程度高,比《报告》英译本更口语化,这与《咨文》文本列举真实事例等内容密切相关.

(二)情态动词

情态系统能够体现说话人对事物的态度,在使用情态表达时,不同的情态动词表达意愿的程度不同.Halliday 在讨论情态系统时将情态强度分为高、中、低三个基本量值,并列出各量值的典型表达[35].李鑫、胡开宝借鉴Halliday对情态动词的量值描述,并参照Huddleston & Pullum对情态动词的语法分析,将情态动词细分为高、中高、中低、低四级量值[36—37].其中,“must”属于高情态词,“will”“shall”等属于中高情态词,“would” 属于中低情态词,“may”“might”等属于低情态词.鉴于《报告》英译本和《咨文》文本本身属于政治文本,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工作总结及工作部署等,部分表示“可能”“应当”含义的情态动词如“may”“might”“shall”“would”等几乎没有出现,因此未列入统计,统计列表如表3所示.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报告》英译本中情态动词整体的使用情况,列表中情态动词“will”使用频率远高于其他,且经卡方检验,两个语料库在情态动词“will”使用数量上出现显著性差异,而两文本对情态动词“must”“should”的使用数量明显较少,且无显著差异.可见,“will”作为中高情态词使用较多,其意愿表达更强烈,可以体现出中国政府《报告》中对各项工作目标的信心和对工作承诺的决心,起到政治激励性的作用.因此,通过分析《报告》英译中所使用的情态动词,能够判断出在译文中所要表达的内在逻辑和意识形态意义.另外,《报告》英译本相较于《咨文》较多使用高情态词,同时也要考虑增加“could”等委婉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使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更容易接受,从而增强交际效果.

表4是《报告》英译本中“we will”词簇频次≥10,词簇长度为3的分布情况.从表4可以看出,“we will”词簇后面动词大多为“提高”“加强”“深入”“发展”等积极意义词,这体现出政府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一切为了人民.同时,反复使用*称复数“we”及高意愿情态动词“will”体现出政府代表并同全国人民一起,对过去一年工作的高度肯定以及对新一年工作充满信心和期待.

[17]Nerlich B., R. Forsyth, Clarke D. Climate in the News： How differences in media discourse between the US and UK reflect national priorities[J].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 2012（1）：44—63.

[18]Baker P. Using Corpora to Analyze Gender[M].London： Bloomsbury, 2014.

[19]Baker P. Public Discourses of Gay Men[M].New York： Routledge Advances in Corpus Linguistics, 2005.

[20]Makamani R., D.E. Mutasa.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of the linguistic encoding of HIV and AIDS discourse by the Kwayedza newspaper in Zimbabwe[J].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2017（1）：85—98.

[21]Stamou A.G. Synthesiz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language ideologies： The example of fictional discourse[J].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017（1）：1—10.

[22]錢毓芳.语料库与批判话语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3）：198—202.

[23]唐丽萍.语料库语言学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作为空间[J].外国语,2011（4）：43—49.

[24]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4）：1—6.

[25]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J].外国语,2014（4）：88—96.

[26]钱毓芳,田海龙.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3）：40—43.

[27]朱晓敏.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称代词复数考察[J].外语研究,2011（2）：73—78.

[28]韩子满,赵志敏.政治文本英译的名物化及其意识形态动因研究——以2015年《中国军事战略》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6）：108—115.

[29]Cheng M. & Yao Y. “We should.” versus “We will.”： How the government report their work i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 corpus-drive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in Greater China[J].Text & Talk, 2016（2）：199—219.

[30]刘明.新闻话语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J].现代外语,2014（37）：340—349.

[31]You Z., J. Chen, Zhong H.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nnual work report to the NPC. In Paul Chilton, Hailong Tian & Ruth Wodak （eds.）, Discourse and socio-political tran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2：105—125.

[32]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53.

[33]Munday J. A Computer-assist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hifts[J].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1998（4）：542—556.

[34]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85.

[35]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6]李鑫,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动词的应用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3（5）：26—32.

[37]Huddleston R., Pullum G. K.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8]田海龙.英汉语“WE/我们”的人际功能与文化差异[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3）：17—20.

[39]Lakoff R. Talking Power：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Our Lives[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190.

结束语:该文是关于经典语料库和话语分析专业范文可作为政府工作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语料库和话语分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语料库和话语分析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