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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孟子和君子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1-25

孟子和君子论文范文

《孟子论士君子之政事》

该文是关于孟子和君子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和君子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仕由其道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失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滕文公下》

“仕”这个字,最初的意思与“学”相近,清代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里面就讲,“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古义宧训仕,仕训学.等是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学者,觉悟也.事其事则日就于觉悟也”.所谓“事其事”,就是做属于一个人自己的事.而所谓学习,不单是外部知识积累和吸收,还是一个内在自我觉悟的过程,其方式方法,是将一个人的精力集中在唯独属于自己的事情上,日积月累,锲而不舍,这样才能有所觉悟,有所成就.

士,和君子,最初都意指贵族在位者.周朝封建等级制度将社会人分为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君子,通常是卿、大夫和士的泛称,士君子往往合称,可以视作沟通贵族与平民阶层上动的汇聚之处,进则位列公卿,退则黜为庶人百姓.所以孟子会讲,“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而士君子要做的属于自己的事情,也是能够成就自己的事情,就是仕.

因此,对于古典时代的士君子来讲,读书和做官,学和仕,或者再明确地说,精神修炼和治国安邦,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但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仕学渐渐分家,有些人追逐官位,有些人隐居问学,所以《论语》里记载子夏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可以看成哲人目睹仕学分家现状之后的一种提醒,希望完善与恢复士君子的一体两面.

周霄显然已经不明此理.“古之君子仕乎?”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仕学分家的默认,周霄要问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古代读书人要不要做官?

孟子是懂得古学的,但他的教学策略是因势利导,周霄既然默认君子(读书求道)和仕(治国安邦)为两件事,他就索性顺水推舟,描摹出一幅君子急于求仕的历史图景,从而惹得周霄有点慌乱,“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周霄原本大概觉得孟子总是“不见诸侯”,有点着急,想借“古之君子”来劝老师出山做官,原以为会遇到老师一番义正辞严,没想到,老师似乎比他还着急做官,那么既然如此着急,又为何百般为难纠结,“君子之难仕,何也”,这是他真正想问的.

如此问题就改变了,从一个错误的问题“读书人要不要做官”,改变成了一个正确的问题,“读书人为什么不容易做官”.于是孟子接下来准备的答案就水到渠成了,“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此段回答也暗暗与上一章所提及的公孙衍、张仪呼应,孟子认为这两个人做官就是“不由其道”.孟子所举婚姻之比喻,从今天的道德观念看来似乎略为不妥,但我们读古书就要首先回到古人当时的思想观念中,如此这个看似过时的比喻才能恢复其活力.此章孟子所言三个比喻,祭祀之喻,是从礼的角度来谈求仕,而古典的礼,对应的是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存在价值,士人求仕,才能获得礼的尊重,因此也就是一条古典社会中独一无二的自我实现之路;农耕之喻和婚姻之喻,则是这条自我实现之路的两种出发点,衣食和道义,可对应《论语·卫灵公》里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

术不可不慎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公孙丑上》

制造箭的人唯恐箭不够锋利伤不到人,制造铠甲的人唯恐铠甲不够坚实无法保护人,巫医琢磨的是如何把人救活,而棺材匠则盼着人死.这四种人对于他人的不同态度,并非出自其本心,而是职业使然.虽然是职业使然,却能慢慢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个人的本心.所以孟子说,“术不可不慎也”.这里的术,可以粗浅地理解为职业.

我们每个人从小在学校时候都是差不多的,是同学,离开学校踏上社会,过很多年后再相见,彼此就有非常大的差异,因为各人携带着不同的职业气息,被不同的职业所塑造.

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自然有很多外在标准,如经济待遇、发展前景、工作环境,等等.但在孟子看来,更重要的标准在于,这职业要符合人心里对于仁的自然追寻.何谓仁?仁者如射.孟子从造箭者的比喻开始,巧妙过渡到射箭者.射箭者如果射不中目标,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断调整自己的眼、手、心,这不是一个外在的对于射箭者的约束,而是射箭这门技艺本身的要求.进而,如果我们所选择的职业,能够迫使我们时时“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将所有客观竞争的压力转化成主观自我能力与修养的提升,而不是陷于各种尔虞我诈和弱肉强食之中,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职业.

射箭,也是中国古典六艺之一种,礼、乐、射、御、书、数,可对应西方中世纪的自由七艺,即语法、修辭、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这七艺为什么称之为“自由”,可与此章的“人役也”相对照.自由就是不受外物所奴役,遵循宇宙和内心本有的秩序.

进退裕如

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鼁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鼁,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公孙丑下》

蚳鼃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官员,他辞去灵丘这个边境的地方长官职务,要来政府做治狱官,负责有关刑罚方面的谏言.但孟子认为他没有尽到向国君谏言的责任,就委婉地劝诫他.结果蚳鼃听了孟子的话就去进谏,但齐王并不理睬,蚳鼃就只好辞官走了.致,是退还的意思.致为臣而去,类似于挂冠而去.于是齐国人就对孟子有一些不满,觉得孟子对蚳鼃的劝诫责备,并没有同时用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齐人认为孟子有些言行不一,虽然严以律人,却宽以待己.孟子听说之后,就做了一番陈词,区分职官和言官,地方长官要恪尽职守,可相应于上一章的平陆大夫,而的言官负有监察进谏之责,相应于此章的蚳鼃.孟子认为自己在齐国只是一个客卿,无具体职位,自然可以不必被相应职责所束缚.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可参照《礼记·曲礼下》里的“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不显谏,就是不要说得过于直白,要讲求委婉讽喻.因为一个人是很难被另一个人说服的,不要说是君王,就是我们普通人,恐怕也很难接受别人太过直接的指责.但用委婉的方式说了几次,如果没有效果,那就要赶紧离去.这离去既是一种委婉,也是一种自我保全.先秦时代的君臣交往,有一点点类似今天的朋友往来,有一定程度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性的保障,就在于有可以随时离开的余地.

“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进退自由从容,也是过去读书人的理想,在后面章节中孟子对此有更清晰的表述,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我们很快也可以看到,孟子此时之所以不走,只是仍对齐国寄予厚望,到了他真的起念离开之时,那是无论如何也挽留不住的,所谓“阖国人追不再回”.

得罪不得罪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离娄上》

这是孟子经常被现代人诟病的一段话,但问题其实出在“得罪”这一词义的古今差异上.“得罪”这个词,在现代语境下基本相当于“触怒”、“冒犯”之类的动词,当我们说“A得罪B”,也就是说A使B不高兴,而判断这种得罪与否的标准,是在于B是否不高兴了,而不在于A是否真的做错什么事,只要B因为A的言行而不高兴,就是A得罪了B.因此,“不得罪于巨室”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让高门巨族不高兴的事.如果是这样,尤其在后世“巨室”一点点变成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之类的贬义词的时候,孟子看起来就成为现代功利主义者的同伙了.为此,前人在解释的时候会把“巨室”解释为“贤巨室”,也就是贤良中正的贵族大家,而“不得罪于巨室”就是不让这些优秀的人不高兴,这本身似乎就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这种增义式的解释,多少还是欠缺说服力,因为倘若古典注疏可以随意增义,那么离指鹿为马也就不远了.

在古典语境下,“得罪”其实是一个词组,即获得罪咎,它的重心是在“罪”,而“罪”本身是相对客观的判断.朱熹其实解释得很清楚,“得罪,谓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所谓“不得罪于巨室”,是指自己立身行事没有过错,让巨室无可挑剔.如此,这个“A是否得罪B”的标准,首先在于A是否真的有罪过,而不在于B是否不高兴.这依旧是“反求诸己”的思路,可以说与现代语境里的“得罪”截然相反.

总结一下,在现代语境里,“得罪”是一个与对象息息相关的主观判断,而古典语境中,“得罪”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可以再参考《论语·八佾》里的一段话: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奥是指古人居处西南隅,是一家尊者所居,在这里暗喻国君亲信;灶是灶台之所,暗指外朝实际主事者.王孙贾的意思是说与其取媚于有名义上的身份地位的人,不如取媚于有实权之人,孔子对此的回答是,倘若“获罪于天”(在常理看来确实有罪),取媚于谁都是没用的.而现代语境里的“不得罪于”,恰相当于这里的“媚于”;而古典语境里的“不得罪于”,则相当于这里的“获罪于”.

古典著作在今天招致的种种误解,往往就在于忽略了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意思的变迁.

君臣相视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离娄下》

在先秦儒家那里,核心人伦秩序是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也就是孝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衍伸,相对而言也更具弹性.比如在舜和瞽叟的父子关系上,即便瞽叟待舜不好,欲致舜于死地,舜依旧要待瞽叟很好才行,所谓“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虽然也可以有一些变通,比如“不告而娶”,但绝对不可以反目成仇,“父子相夷,则恶矣”(《离娄上》).但君臣之间,至少在孟子看来,这种类似于父子和兄弟之间的绝对秩序,其实是不存在的,君如何待臣,臣就应当如何待君,必要时可以一走了之.

南怀瑾讲此章的时候有一段发挥,他说,“这一段文字很容易了解,而且很多人读来都会发生共鸣.但要注意的是,人看书时容易将好的比成自己,看《三國演义》,每把自己比成诸葛亮,绝对不自比曹操,读经书也一样”.如今读此章文字,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自比为臣,也就是下属,把自己不好好工作的原因归结于领导不器重自己,少有人自比为君,并省思自己是否善待下属.

君臣关系放到今天,除了领导下属关系的类比之外,可能更贴切有效的,是强弱关系的类比.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强弱关系中,可能在此关系中是强者,在彼关系中就是弱者.那么,在一段强弱关系中,孟子认为,强者更有义务来做那个主动维系关系的人,也有责任付出更多.

“礼,为旧君有服”,齐宣王作为强势一方,却只看到礼制里对弱势一方的要求,即已经离职的臣子依然要为过去的已故君主服孝,“何如斯可为服矣?”君主怎样做就可以让一个离职的臣子为他服孝呢?这看起来是在请教孟子,其实是在反击,你口口声声说君要先对臣如何,臣才会如何对君,那么一个离职的臣子,君主和他都没有关系了,他依旧还会为君主服孝,这又是为什么?齐宣王想说的意思其实是,君臣关系是礼制规定,而非孟子所说的恩义关系.

看到齐宣王开始谈礼,孟子并不回避,反而就礼的问题深入展开,这是孟子一贯的谈话进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为旧君有服”,是臣待君之礼;“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听从臣子谏言,因此善对百姓;假如臣子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就派人引导他出国,且先行安排好其新环境里的生活;离开三年还不回来,这才收回他的土地房屋,这是君待臣之礼.“此之谓三有礼焉”,齐宣王说一个礼,孟子回应三个,这也是反复重申在强弱关系中强势一方所肩负的责任.

乱世守则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离娄下》

这三章可以连起来看.之前是孟子在朝廷上对齐宣王说话,此三章则是回到家中,意犹未尽,故又讲给弟子们听.虽然是一样的意思,并且中间还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比如“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之前在《离娄上》就出现过),但讲给不同的人听,其叙述方法和唤起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面对君主,孟子采取的多少还是循循善诱的设喻举例,那么在面对弟子时,也就是面对真正能够听得进去他话的人,他所做的就是斩截果决的判断和行动的建议,这三句话,仿佛讲给弟子同时也讲给自己听的乱世守则.

君子见微知著,当机立断.机,是机会,也是几微之时,是一切征兆刚刚萌芽的时候,看到一个趋势,赶紧作决断.然而,风虽起于青萍之末,但一个人也不能见到任何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终日,“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这里面有一个严密的次序,士比民高一级,大夫比士高一级,在百姓被无辜杀害之际,士可以走但大夫不可以走,因为大夫尚且还有力量和机会改变这个状况.

因为,在“无罪而戮民”这个层面,还不能判断君主的仁义,可能是基层官员胡作非为,所以作为高层官员有责任和义务阻止局势恶化,但到了“无罪而杀士”的阶段,那么就可以判断君主的不仁不义,故高层官员也无力回天,唯有赶紧离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也可以视为“君不仁莫仁,君不义莫义”的隐语.但这时候,“大人”却不走,他只是“弗为”.

在古时,“大人”一词通常有两种指向,一是外在身份上的尊贵,如指代君王、贵族或长者;一是内在德行修养上的卓越.这两种指向,在先民那里最初是相通的,唯有内在卓越者才能拥有外在的尊贵,唯有外在的尊贵才能将其内在卓越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后来随着周王朝衰落,六经流散民间,世俗政治和道德教化日渐分离,这两种指向也慢慢分离,孔子是这种分离的最极致体现,即内在最为卓越者却在这世上惶惶如丧家之犬.然而,孔子也为后世开辟出另一条道路,一个人内在的卓越从此可以作为一种独立追求的目标,不受其外在偶然身份的束缚.

《孟子》一书,“大人”一词出现过多次,如: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滕文公上》)

“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為.”(《离娄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

“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

“从其大体为大人.”(《告子上》)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尽心上》)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

综上可见,除了最后《尽心下》的那次是指外在身份上的尊贵之外,诸如“格君心”“礼义”“养”“正己”“居仁由义”等等,孟子对“大人”的称扬,可谓苦口婆心,反复叮咛,然其要点,均是落在内在德行修养的层面上,这也是他一生以孔子为楷模追求卓越的自我证悟.

士和大夫,都是具体的外在政治身份,这个政治身份对某个具体国家负责,而当这个国家败坏之际,他们可以自己取消这样的政治身份,通过流亡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大人”,这是一个内在道德身份,这个身份“无可逃于天地之间”,所以对“大人”来讲,并没有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他的选择只在于,在一堆混乱的思想中,辨认出礼义真正的面目,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此文评论: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君子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孟子和君子本科毕业论文孟子和君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孟子和君子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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