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如何避免民众对疫情过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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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资料图）.图/ 中新
丁学良先生是社会学家,早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2003年,他曾专门研究过应对SARS危机的问题.
2020年元旦前后,丁学良就敏锐地意识到源自武汉的不明肺炎疫情与17年前相似,于是匆匆从香港赶回深圳.2月3日香港“封关”,他也没有回去.
作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他现在困居在深圳的校园里.他说：“我回香港也可以,但是回去隔离14天,还要戴上电子监视器.我在这儿还能做点事儿,提一些建议.”
2月12日,丁学良接受了《财经》记者的电话专访.
《财经》：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次疫情严重性的?
丁学良：从去年12月22日以来,我一直在深圳.此前我在香港,已经从各种媒体得知武汉的不明肺炎传染得很严重.虽然我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但是由于对SARS做过研究,所以对一些迹象比较敏感,便快速从香港赶回深圳.除了有一些小细节不同以外,这次新冠肺炎和SARS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2003年我写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时曾说,若不幸地再有一次重大的具生死存亡威胁的危机突袭而来,希望能够建立起一套基本适度平衡的危机管理体制,它既可以保证应急机制的行政效能,又能够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益.没有想到,仅仅17年后,危机再次降临.现在技术条件有很大进步,但是基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我对现在出现的很多情况并不很惊讶,只是为无辜者感到悲哀.
《财经》：许多人直到春节前夕武汉“封城”,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从您的观察看,现在的疫情拐点是不是快出现了?
丁学良：我看了美国几个研究机构的说法,包括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说法都不一样.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专家和团体都没有到现场,拿不到一线的核心数据,只能从美国受感染者的角度来分析,远距离猜测,所以我感觉不靠谱.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派专家来中国,遗憾的是其中缺乏世界上最优秀的专家.据我了解,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研究呼吸道疾病的机构,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都没有团队到中国的第一线去.最好是能组织这四个国家的专家团队去一线,这对于了解病情、研制新药都很有帮助.
《财经》：现在网络发达,您如何评价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在这次疫情中的角色?
丁学良：社交媒体的好处自不待言,但是弊端也不容忽视——当然我不希望人们误解我在反对.对公众行为有重大影响的疫情之类的专业信息,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的互相审查,由非常权威的专家或专业机构说出来.因为这是专业问题,大部分人不具备分析能力.
在这次疫情中,社交媒体的信息混乱不堪,让人们难辨真伪,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2003年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在香港也观测到这个现象.当年还没有这么多社交媒体,不过香港有很多独立的平面媒体,也是七嘴八舌,什么说法都有.当时香港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事情会多严重,好在香港有几个权威的医学中心,它们在社会怎么组织、人们怎么行动、公共政策如何制定等方面起到了最重要的顾问作用.
《财经》：香港的这些医学中心和香港特区政府是什么关系?
丁学良：它们是独立于政府的专业机构,很有权威性和公信力.遇到突发疫情,必须有权威专家或者权威机构,不但随时向政府管理层上报信息,而且每天保持24小时的信息公告,与社会公众互通信息.
应该把关于突发传染病的信息管理,变得像公布突发性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样透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实、越快速越好,否则就会很危险.
《财经》：在危机爆发后,一些社交媒体发出来的信息越是耸人听闻,似乎人们越有可能相信.
丁学良：这是最糟糕的局面.一旦没有非常权威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队发布信息,就容易导致民众恐惧,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因为各种原因,像钟南山这样有公信力的专家太少了,有公信力的专业机构太少.
《财经》：专家、专业机构也有可能出现错误,现在许多人对一些专家也有质疑.
丁学良：是的,尤其是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因为是新疾病,不能指望从第一时间开始,权威专家或者权威机构就可以把事情理解得百分百正确,他们也可能犯错误.科学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在透明的情况下,不断地纠正不准确的说法和错误的认识.威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另外,公共卫生的信息系统要相对独立,医务专业人员要相对独立.专业人员只要在病人、医院、实验室里发现了什么,就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和公布这个信息.
最重要的是要让有公信力的机构和专家发出权威声音来,他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性,绝对不能根据具体负责的官员的好恶行事.
《财经》：为什么独立性这么重要呢?
丁学良：因为一些政府官员有很多担忧,比如经济、交通、形象、职务升迁等受影响,这是人之常情.在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资讯系统里有效管理一个日益开放的经济和社会,是不可能的.
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政府即使把什么都控制住,可是由于政府垄断疫情信息,绝大部分人也就不再相信的信息了,反而会朝最坏的方向去想.即使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财经》：问题在于,在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公众很容易做出过度反应.
丁学良：如果政府的公信力不够,又缺乏权威专家、权威机构的声音,必然导致民众、社会的反应“失常”,反应过度.
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信息不可靠,所以人们只能从更坏的角度做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过度”反应也是理性选择.为什么对死亡率更高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西非的埃博拉和墨西哥的禽流感尽管致死率很高,因为对方的信息是透明的,所以能够根据透明的信息作出技术上可靠的决定.
怎样才能让民众不过度反应?要有一个健全的信息系统,一是公開透明,二是可靠.这样才能使社会资源尽快集中以对付突发的传染病,才能使全社会自觉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卫生规则,免受谣言和迷信的影响.这是技术问题,首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麻烦.
《财经》：由此看来,这次疫情特别需要反思的,就是要建立一套信息透明可靠的机制.
丁学良：早在17年前,就有很多反思.其实,反思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让反思成为制度建设,第三步是让建立起来的制度保持独立运转.
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疫情信息系统.没有准确的疫情信息,政府的管理就谈不上.应该说,2003年以后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重要的改进,建立起全国传染病直报系统.如果出现新的传染病,实验室的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必须在4小时之内到达北京,不管多遥远.武汉作为省会城市,完全具备条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次这套系统没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我希望疫情结束后,那些已经建立的现代行政制度、现代法制系统、现代管理系统尽快回归正常,并不断改进.中国在经济上的全球化步伐,必须以在信息管理（包括传染病领域）上的现代化作配合,才能既快速又稳健.有人建议我组织一个研究小组,疫情过后进行研究,提出一些具备公共政策价值的认识和建议.我当然愿意做,但是,研究成果能不能变成制度?即便变成了制度,遇到下一次严重疫情的时候,新建立起来的制度能不能保持有效的独立运转?这都是真正的考验.
该文结论，本文论述了关于民众对疫情过度方面的丁学良和疫情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丁学良和疫情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丁学良和疫情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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