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二代国企工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简介:本文是社会学类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日常生活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社会学论文范文

〔摘要〕国企改制以来,针对国企工人的困难社会各界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与帮扶,但对于相对年轻的二代国企工人却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他们在转型中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尤其在组织归属感与情感意识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偏差.文章根据国企工人研究的学术脉络和田野调查的大量数据与访谈,认为应该从日常生活视角入手,对其客观的就业生活状况、社会声望地位与主观意识等层面进行分析,发现真正改变的因素,厘清导致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以此为依据,在相关政策上给予相应倾斜,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鼓励他们改变陈旧固化的思维模式,在新兴产业发展升级中找到解决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二代国企工人; 国企改制; 日常生活

一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第一个20年,距离国企工人脱离再分配体制也将近20年了,但对于二代国企工人的学术关注依然匮乏,这即使在国企改制的失业下岗研究中也是相对空白的,焦点多集中在老失业国企工人的身上,即所谓的“4050”人员.实际上有调查显示,在部分地区“新失业群体”数量已超过“老失业群体”,成为失业群体的主力军[1],而且在部分地区新失业的二代国企工人规模庞大.在进入S市进行实地调查前,就有数据显示,自1998—2007年,S市入职者从事灵活就业的比例从18.8%升至70%,其中大部分为年轻的国企失业工人[2].根据S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19年末S市城镇失业率为一直在3%上下浮动,其中国企失业工人和应届毕业生占据了新增失业人数的大部分比重.这些年在S市政府的努力下,城镇居民的月平均工资与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不断提升,二代国企工人的月平均工资随之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是在就业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帮扶.

对于二代国企工人离开国企进入市场体制后的研究,始于2004年孙立平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对于“新失业群体”[1]的关注.在这一群体中,新失业国企工人①,也就是二代国企工人[3],得到的关注却又是最少的.在劳工研究中,学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农民工”群体身上,即使有关注国企工人的,或主要探讨“4050”人员的下岗再就业问题[4-5],或以“下岗工人”统而论之并未细化[6].但实际上二代国企工人的情况与第一代国企工人大不相同,且现状并不乐观.脱离再分配体制之后,他们很难在新的体制下获得与旧体制内一样的身份地位,更难在朝阳产业中找到有发展前途的稳定职业.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劳动力缺口依然不小,那么究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样才能给予他们实际有效的帮扶,这显然需要更多的学术力量投入,进扎实深入的实地调研,通过更全面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探索.

根据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相关理论与国企员工的代际特征等指标,笔者选取了S市作为调查点,因为其下属的TW区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的重工业区,而且也拥有较长的国企发展历史和众多的国企及国企员工,20世纪90年代其辖区内下岗的国企工人就有近75万人,而Y街道几乎都是工厂和工人们居住的棚户区.2000年该街道末进行了棚户区的房屋改造,至今已有了很大改变.据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在Y街有近两成的居民曾是国企下岗工人,其中二代国企工人占了近三成.由于其文化程度不高、生存技能缺乏,再加上没有社会人脉和资金的支持,目前从事的都是类似于保安、清洁、家政等临时工作.工作更换频度较高,收入普遍在3400～3700元之间,虽不贫困却也只是勉强维持生活.不稳定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日常,不仅使得二代国企工人经济困窘,而且思想观念也逐漸产生了消极的变化.

为此2017年我们针对二代国企工人进行了实地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法、个案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从谋生方式、生活质量、社交网络、生活态度等几个方面入手,全面了解Y街道二代国企工人的生活现状,深入分析其情感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发展趋势.根据研究目的,选取年龄在30～45岁之间的新失业国企工人作为调研对象,主要通过问卷和无结构访谈获取相关数据和资料,期间共发放189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74份,共深入访谈29人.

二二代国企工人的就业日常

(一) 市场体制下的谋生方式

离开国企脱离再分配体制后,二代国企工人大多都处于就业困难状态,学历、职业经历、经济条件及社会关系等决定了他们在市场体制中处于找工作难的状态.在调查中,仅有9.5%的人拥有大专学历,81.1%的人是中学和专科的学历.他们能找到的工作大多都属于临时工作的性质,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社区工作人员、再就业服务人员和保安.其他的也是诸如清洁、家政、小买卖等低技能耗体力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临时工、待遇低、无社保.虽然有人参加过计算机培训之类的课程,但因年岁较大理解力较差,最终也很少有从事这类的工作.调查中发现,仅有42个人拥有正式的工作岗位并且单位负责社保,余下的132人全部都是临时工作且单位不负责社保.

对于二代国企工人来讲,虽然相比较于国企,市场体制中工作的不稳定性要大很多,但是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脱离国企进入市场,他们期望获得的是具有更丰厚收益的翻身机遇.但通过几年市场经济中的打拼,他们发现很难在朝阳产业中找到相对稳定或者较高收入的工作.而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传统的三大产业中,即使在服务业中,亟需的也是高技术性、高附加值和高人力资本含量的人才[7].自己只能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获得的岗位大多既不稳定、收入又少,经常处于灵活就业状态.而再找国企类的工作,也发现灵活就业形式的用工制度已经成为常态,想获得和以前一样的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基本上已不可能[8].市场体制中的工作形态,可以简单分为两类,即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正式工作,就意味着拥有与公司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相对稳定,企业会给个人缴纳五险一金或者三险一金.当发生纠纷时,正式的劳动合同就会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临时工作,一般是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而且待遇差、弹性强、技能低、工资低、无保障,尤其当出现纠纷时,很难依靠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后者也经常被称为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工作.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大部分临时工作都属于灵活就业的范畴.本次调查中,笔者发现75.7%的新失业国企工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这种经常性灵活就业的工作形态,决定了二代国企工人收入不可能高甚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其收入普遍在每月3 400～3 700元,而2017年S市月平均工资为5 991.5元.二代国企工人在市场体制下所能获得的工资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的,并且工作强度也远远超过一般性工作.以清洁员为例,一周仅一休息天,每周工作近54小时,一个月收入仅为3 000元左右,且无五险一金.而且更换工作的频率虽然已经有所下降,但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在2～3年间就会调换工作或者待业在家,就业状态很不稳定.

(二) 市场体制下的收入状况

工作的不稳定与收入的廉薄,使得二代国企工人自身及家庭的收入锐减,大部分人无力支付社保和医保费用.在调查中,没有上社保的比例达到73%,没有上医保的也高达82.4%.对于双失业家庭来说,情势则更为严峻,少部分家庭考虑到女性更早退休而选择给女性上社保,但大部分的家庭则是两个人都不上社保,也上不起.

我是01年末下岗的,我家那个（丈夫）比我还早,当时刚生完小孩,厂里实在干不下去了（发不出工资）.为了孩子,我们就出来干.刚开始还好,年轻还有点技术,那时赚的还多点.这几年就不咋样了,换了好几个工作都是临时工,挣得也少,都不给上社保的.供一个孩子上学（初中）,就剩不啥钱了.过两年孩子考高中,要是借读还得准备点钱.（20170201W）而医疗费、大幅增长的房价和物价更加重了其家庭的生活负担.于是很多双失业家庭仍旧和父母一家两代人挤在原工厂宿舍的动迁房中,或是每月由父母养老金帮助偿还房子贷款.这种啃老现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子女不思进取而啃老,而是二代国企工人迫于高额房价下的无奈之举.

现在不像以前,什么都涨.房价也那么高,我们一家现在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呢.零几年的时候想买房子来着,毕竟有孩子了嘛,后来想先攒几年奶粉钱,就耽误了.没想到几年,沈阳的房价涨的这么快.我们这块以前是棚户房,后来动迁,我们就和父母住在动迁房里,买不起（房）啊,就算是小一点的也买不起,孩子还要上学,补课费,生活挺勉强的.（20170117S）

对于有子女的家庭,学费之外的补课费是最让其头疼的;对于有老人的家庭,高昂的医疗费让其一筹不展;而无房的家庭,则是最悲惨的,居无定所的困顿较之前安逸的“单位生活”何止天上地下,甚至不断增长的物价都对其日常生活形成了负担.例如每年冬季的取暖费.按S市2017—2018年度的采暖费收费以建筑面积计算,居民供热为26元/m2（建筑面积）,建筑面积60 m2左右的平均住房面积,一年只有1560元.但即使如此,对于月收入不稳定的二代国企工人也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负担,调查中有66.2%的人希望可以减免取暖费.

(三) 市场体制下的福利状况

从国企中脱离,失去的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或隐或现的各种社会福利,主要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和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二代国企工人来讲,他们是在全方位的“单位福利”中诞生成长,又在工作变动中失去了这一切.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在市场体制下通过一份体面的工作来重新稳定,甚至获得更多.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在市场体制下的就业困境,人力资本薄弱,导致他们很难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社保费用相对较高,与二代国企工人的实际收入与就业状态不相符合.2017年S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 991.5元职工平均工资,指某一地区或国家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全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这一时期内职工人數后所得的平均工资,通过该时期该范围全体职工的工资总额与职工平均人数之比而得到.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的缴费额度,都是以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进行计算的.按照相关政策,从2017年7月起,S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将发生变化,调整后的缴费基数为5 620.33元,个人缴费档次最高档（300%）为每月3 372.20元,三挡（100%）为每月1 124.07元,最低档（60%）为每月674.44元该组数据,来源于《关于2017年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档次标准通知》.而二代国企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普遍在3 300～3 700元,情况稍好的能达到4 000元以上,且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也不能保证每个月都能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每个月社保和医保的缴费却是必须的.对此,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 “我们和在职的收入差那么多,怎么能用他们的水平要求我们上社保呢?！”而且调查数据显示,73%的二代国企工人没有社保,收入情况好一点的家庭,会因为女方退休年龄比较早而选择给女方保,男方几乎全都不上社保和医保.

我和我丈夫都没交社保,我女儿和女婿也没交.等太贵了,最低档的社保和医保一个月都一千多,两个人就一个人工资了.现在什么都贵,看病更是治不起,手上得留些钱.等之前生意好那几年存了点钱,后来女儿结婚买房就差不多了.这几年养孩子,一直也没攒下什么钱.（20170117MJ）

随着脱离单位社会的时间越长,时光增长的不仅是年岁还有家庭的负担.对于40岁以下的二代国企工人来说,子女上学所需的额外补课费是使其生活更加困窘的原因.对于40岁以上的新失业国企工人来说,自身的健康问题则更令人忧心,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医保,考虑到高额的门诊费、药费、手术费、住院费,往往选择忽视身上的小毛病比如膝盖处的滑膜炎、腰托等,都只是拖着忍着,一直到忍无可忍,更有甚者由小拖大造成了严重的病症.

二代国企工人在国企单位大院中出生成长,再分配体制下全民所有制中国营工厂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国家重点发展行业中的重点企业,不仅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更高.他们自小目睹这一切,与国企不仅感情深而且荣誉感强,也正因此,他们成年后才选择进国企工作.但是这种荣誉感随着改革后国企效益的逐年下降,直至破产降到最低点.所以当能够脱离夕阳西下的国企,投身到机遇遍地的市场体制时,二代国企工人起初是非常高兴的.但是经过几年市场体制的挣扎,他们不仅无法获得体面的工作,如同父母当年成为国企工人那样另外人艳羡;反而不断沉降到社会职业分层的底层,大多只能从事清洁工、保安、家政服务等类型的工作,收入低不说,而且往往还受歧视.由原先人人羡慕的国企工人到现在受到歧视的下岗工人,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甚至影响到了下一代的观念.

好的工作肯定不会给我们下岗的,能让我们干的也就是扫大街、刮大白之类的活儿,人家都瞧不起我们.（20170129J）

我儿子不会和别人说家里的情况.孩子要面子,不想别人知道父母都下岗了,从不多说.有时也自卑,一个大男生总是不说话.等别看我家里条件不好,我学习好就行.学习可努力了.（20170119Z）

三二代国企工人的生活日常

从中国社会转型变迁及各阶层的发展变化来看,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定型化的特征,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稳定下来[9],普遍脱离了再分配体制的二代国企工人,被旧的社会结构甩出后,又不能被新的社会结构完全吸纳,向上流动的困难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父母的赡养等都将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同时,他们所主要能依托的家庭庇护也会越来越弱化,因为父母不可能供养他们一辈子,“啃老”也只是暂时的.目前学界对于个体或者一个身份地位的测量,基本上都沿用社会学家韦伯对群体的划分,笔者根据实地调查数据与各种指标,从经济、社会声望与思想意识等三方面来分析二代国企工人进入市场体制后的群体地位.

(一) 经济地位

失去再分配体制下“单位”的庇护后,大部分的二代国企工人怀着期待兴奋又或是忐忑盲目的心态进入市场.认为脱离了死板的国企束缚,四处都是机遇的市场体制可以更好地实现他们的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但客观事实是二代国企工人普遍专业技能较少、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都只是中专或者技校毕业.对于这样的群体,市场体制所能给予的工作岗位和机会其实是很少的.他们很难进入“初级市场”寻找到稳定的高福利工作,大多只能进入“二级市场”,在不稳定、待遇低、强度大的临时工作中艰难地选择.就调查资料显示,为了就业,大多数二代国企工人都在不同行业、职业和单位间游走,间歇性地从事各种行当的工作,收入大多只能满足基础的生存需求.下岗之初,他们也曾想过在市场中大展拳脚,做出一番事业.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丰富的经验,创业致富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梦想.于是在市场中奋斗成功的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打压成麻木和妥协.

我之前曾想过自己创业,有手有脚的做个啥都挣钱啊.我就想开网吧,那时不挺火的嘛,而且我当时还在一家网吧里打工,给人看店.不过咱家没啥钱,下岗时就给了1万多买断金,那阵电脑还不像现在这么便宜,都不够（买几台电脑）.跟街道申请过几次都没下来（創业基金）,后来网吧效益没开始那么好了,我也就放弃了.（20170229YN）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二代国企工人的“先天”不足.首先是教育资本的匮乏,这也是他们获得正式稳定工作和向上流动的最大障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的标准以学历为基础,“初级市场”中高收入、稳定的正式工作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大多数二代国企工人,大多只有技校或中专毕业文凭,这也是他们当初选择国企作为就业对象的很重要原因,即学业成绩欠佳,很难迈进高等教育的门槛.其次,技能的单一性和夕阳性也限制了其再就业的选择.再分配体制下,国企工人的培训教育十分完整,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企所在行业和自身岗位的需要.由于年轻资历浅,在国企中他们大多从事的都是较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显然这些技能素质也是不符合新的社会结构中朝阳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所以他们只能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获得低等的就业机会.虽然比起“4050”人员,二代国企工人占据年龄上的优势,但从经济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标准来看,他们却无什么显著优势.

在市场体制下,二代国企工人的经济状况很难改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后天扶持的匮乏.首先社会资本的匮乏加重了其就业的困境.再分配体制下,熟人社会性质的“单位”承担了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二代国企工人生于斯长于斯,所有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几乎都局限于国企单位之内.尤其在各大工业基地,其社会经济的最主要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当国企倒闭破产时,局限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显然没有能力突破单位高墙,为二代国企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尤其是正式的固定工作的机会.其次,对于下岗职工的创业扶持,政府一开始的注意力就放在“4050”人员身上,对年轻工人关注较少.而且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脱离国企进入市场的二代国企工人大多心怀创业梦想,但最终的职业理想却是对原国企工作的复制,即通过市场找到一份高福利、高稳定的职业,这也是政府政策扶持很难起到作用的原因之一.而这也造成了他们极大的心理落差,并且长期无法得到改善,使他们很难在市场中重新找到生活和心态上的归属,只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起伏,当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也无法去维护.

我就希望能找个稳定点的工作,能重回工厂就最好了.不有那种返聘的吗,我家有个邻居就是,以后退休了还能拿劳保.不过我们厂子一直没信儿,不知道是没有,还是没通知我.（20170228W）

我这几年已经换了4个工作了,都是临时合同,老板说换你就换你.大企业还好点,小企业更完,有时还拖欠工资.我第一份打工是在一家小公司里,只有七八个人.每天从早上七点多干到晚上才回家,后来老板找到比我更便宜的了说换人就换人.最后一个月工资一直拖着,到现在都没给我开.（20170229YN）

(二) 社会声望

国企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先锋和重点,国企迄今为止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国企工作代表着工作稳定、收入高、待遇好的“铁饭碗”,国企员工的社会声望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相对较高.对于二代国企工人而言,父母大多都在国企单位工作,自己从小生长于国企单位社区,社会关系网在国企内不仅广泛而且发达,这一点在婚姻市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国企工人无疑是最佳的结婚首选,不仅单位福利待遇好,而且在政治上安全可靠.工人们谈起当年国营企业的红火和工人的吃香,最爱提起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时候工人好找对象,“在那个年代,国营厂属于 ‘最好的单位’,工人地位高,工资也高,纺织厂有大量年轻女工,炮院、二砂、省委机关、市委机关的年轻人都‘瞄’着呢.有的单位出面组织舞会,单位不给操心的,就自己介绍”[10].效益越好的大型国企越是如此,单位职工不仅好找对象,同时也乐意在本单位内选择婚姻对象.

但是随着下岗失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不稳定状态,二代国企工人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就处于迅速下降的状态,未婚的大龄青年比例激增,成为困扰自身和家庭的一个主要难题.通过婚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难,其择偶的条件只能不断降低,选择条件和自己差不多或者更差的.尤其是男性,大部分选择的都是条件比自己更差的,多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村女性.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与第一代国企工人在婚姻市场中的抢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男大女都在家里头的,找不着（对象）,等倒闭了.男孩儿家,不用说人家都不找,要不找的都是农村的,没工作也是没工作,都是在家吃爹娘的.（20170119T）

由此可见,二代国企工人比第一代国企工人更深刻地经历了一个社会声望下降的转变.不仅在职业上,就连在婚姻市场上,也处于下沉态势.这种社会声望的转变,不仅是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发展,促进其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努力突破学业成就与人力资本的先天局限.

我和她爸都是下岗的,当时买断的钱就不多.后来一直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都是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她（孩子）也知道咱家条件不好,从不跟我要啥,也不乱花钱.挺懂事儿的.（20120118B）

(三) 思想意识的转变

从再分配体制出来进入市场体制后,二代国企工人的心态经历了由最初的对市场的兴奋和期待到失望与重新渴望稳定的变化,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调查中,我们发现二代国企工人的思想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奈的接受命运和对未来的隐晦期待.在失业下岗之初,也曾有过很多人不满、抱怨、质疑,更激烈的甚至聚众要求政府给个说法.但是经历过市场体制的磨砺,他们大多数人已经能够对自身有了更为客观的认知,想要好的生活,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混日子”,必须要靠自己奋斗,也才能获得政府的帮扶.

最早的时候我（某小区再就业与社会保障窗口的工作人员）在路上看到谁谁谁,就问她你家那个工作怎么样啊,找到（工作）没有.基本上他们（居民）都不跟我说实话.但近几年,他们都愿意来找我唠唠,我们给找的工作啥的,他们也都愿意去试试了.（20170118W）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二代国企工人之所以产生负面的失望情绪,很大的原因也在于目前我国现有的政策确实有不重视甚至忽略这一类群体的原因,更多帮扶政策倾向于当年的“4050”人员.而对于年纪更轻的二代国企工人,更多是鼓励他们去市场体制中竞争奋斗,而忽略了他们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的匮乏,尤其是从再分配体制到市场体制中的“水土不服”,现实中确实存在很多实际的困难,也需要一定政策上的的倾斜与帮扶.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9人曾经接受过来自社区或政府的帮助,仅占16.7%.在问到“遇到困难时希望获得谁的帮助”,仅有17.6%的人希望获得政府的帮助,其实他们大多数还是很自立自强,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的.同时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就业经验,所以他們更注重对于子女的教育,希望孩子能多读书,可以上好大学,积累较多的人力资源,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现在就希望我丈夫能找到一个稳定一点有社保的工作,我们多努力多赚钱,让孩子能好好读书,希望他（孩子）可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然后成家立业了.（20170117S）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二代国企工人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生活,无论在生活和就业的客观现状,还是在认知心态等主观认知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既是理解他们的根本,也是帮助他们的起点.他们在就业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源于1980年始的结构性社会转型.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使得他们从再分配体制中彻底分离出来,而为了适应国企行业和岗位需求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信息化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型人才需求发生了一定的错位.这导致他们进入市场体制后,很难在“一级劳动力市场”拷贝到如同旧体制中国企岗位一样“稳定体面”的工作.更何况之前二代国企工人所在的产业,大多也是夕阳产业,他们所具备的技能本身也处于被淘汰的过程中,只不过国企改制更加速了这一过程.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现实显然并没有清醒客观的认知,对自身产生了误估,这也是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缺乏关注与有效的相关帮扶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于二代国企工人脱离国企后的再就业问题,关键点在于要针对他们年龄相对轻,但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单一或者老旧的特点,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快速提升人力资本,同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倾斜,鼓励他们改变陈旧固化的思维模式,积极投入新兴产业与行业的建设中去.

因为在事实上,相较于“4050”人员,二代国企工人确实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年龄优势.脱离国企时,他们的普遍年龄偏低,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精力和机会来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对人才的要求,从而跻身于新兴的社会主导产业结构中.二是家庭的庇护.告别旧体制后,二代国企工人的工作和收入相较之前虽然开始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但是他们完全可以依赖家庭的帮助甚至供养,不会马上陷入贫困的境地,更会得到家庭的资助来更新自己的人力资源,获得更会的发展机会.三是市民身份的优势.因为非农业户籍的城市市民身份,二代国企工人还可以充分享受到城市社会发展的成果和基本社会福利.尤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可获得的资源与福利也随之增加.所以他们心态相对平和,稳定性和安定性也相对更高.但是二代国企工人的再就业和生活改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需要获得更多关注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群体应该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的重视,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对其给予相应的政策引导、帮助和社会关注,帮助二代国企工人这一特殊群体妥善安置,摆脱目前的就业和生活的困境,共同构建社会的良好秩序和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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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姚伟. “西城故事”系列之二：纱锭布机牵线郑州上海[N]. 大河报,2006-4-17（B12）.

（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