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是政治和文学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取向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横光利一的短篇小说《马克思的审判》及其未发表的底稿《杀人者》,鲜有学者关注.对该底稿和正稿进行深入的对比阅读之后发现,横光利一有意将《杀人者》中的某一个人性质的杀人事件上升至社会政治层面,使之在《马克思的审判》中成为阶级斗争的案件.这一改稿的过程,充分体现早在他的新感觉小说初登文坛之前,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心怀恐惧、并发起挑战的政治取向已初现端倪,从而引导他走完悲剧的人生.
关键词：横光利一;《马克思的审判》;《杀人者》;马克思主义;政治取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6-0138-08
横光利一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集毁誉褒贬于一身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他曾被誉为日本的“文学之神”,由此称谓读者不难想象他的文学成就.横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年10月《文艺时代》创刊后的新感觉文学时期、1930年9月发表的《机械》为代表的新心理主义时期、1937年4月《旅愁》连载开始的日本民族主义时期.这三个时期乃目前国内外横光文学研究之重心所在.横光利一在以新感觉派创作手法驰骋日本文坛之前,便已是声名大噪.1923年横光利一在菊池宽的举荐下,成为《文艺春秋》同人志的一员,同年5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苍蝇》,又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太阳》.这两部作品堪称他的出道成名作,自然也是备受横光文学研究者们关注的两部作品.然而,同年8月发表于《新潮》杂志的《马克思的审判》却没能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至今为止对《马克思的审判》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堪称凤毛麟角,石桥纪俊对《马克思的审判》中的言语策略做过专门论述;官口典之主要从构图的象征性人手,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审判》对志贺直哉《范某的罪行》的接受与创新,但该文重文本之异,轻异之所由.而对横光利一的底稿《杀人者》到正稿《马克思的审判》的改稿心路历程的变化,则未见专门论述.国内的横光利一研究更是如此,叶渭渠先生主编的《横光利一文集》（共四册）也未将《马克思的审判》纳入其中.关于横光利一的反马克思主义文学,十重田裕一认为,1926-1931年是横光利一与马克思主义格斗抗衡的五年,同时他也提到在那五年之前,横光利一并非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简单提及了《马克思的审判》,遗憾没有深入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审判》及其底稿《杀人者》乃研究横光利一政治文学生涯的重要文本,不容忽视.本文作为十重田教授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将首先从底稿《杀人者》对志贺直哉《范某的罪行》的模仿与创新人手,分析支撑其创新的外界因素;然后查找并分析底稿《杀人者》与改稿后正式发表的《马克思的审判》的异同,从而指出横光利一恐惧、挑战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政治取向早在1923年8月《马克思的审判》发表之前的改稿过程中已现端倪,并逐步指引他走完悲剧人生.
一 《范某的罪行》到《杀人者》
《马克思的审判》的底稿题为《杀人者》,没有正式发表.其手稿于日本神奈川近代文学馆,1999年连同其他未发表的手稿一同被收录到《定本横光利一全集》的《补卷》中.《杀人者》的手稿是用18张“文房堂制”的四百字稿纸写成,其中有多处修改和涂改,执笔时间不详.但在《补卷》的《解题·编辑笔记》中,保昌正夫、十重田裕一则推测执笔时间为1922年之前.关于《杀人者》的创作因素,主要可以做以下两点分析.
(一)创作模式——志贺直哉的影响
《杀人者》主要内容如下：在市街红灯区的入口处,有个铁道口.一日深夜,从红灯区走来一个醉汉要过铁道口,铁道口看守大纳言却在货物列车到来之前拉上锁链,强行禁止醉汉通过,两人争执不下,醉汉被疾驰过来的火车轧死.审判官围绕看守是故意还是过失杀人这一问题,展开.大纳言是个单身汉,先后有过三个太太,但都死于同一疾病,之后没有再娶.醉汉是个有家室妻儿之人,然而成天出入花街.审判官一开始便主观认定看守是出于对醉汉的性嫉妒而故意杀人,庭审中也始终按这一思路来展开,但看守最终也没有招供.无奈之余,审判官宣布改日再审.第二天清晨,大纳言死亡.审判官在念叨着“我是正确的”的同时,内心却有另外一个声音向他袭来——“是我杀了他”.横光利一在习作期私淑志贺直哉的痕迹明显,他曾在1920年5月25日写给佐藤一英的书简中坦言：“我受志贺先生的影响太大了.以致今日无论写什么,都像一块品相不佳的馒头.”《杀人者》也不例外.下面来看看《杀人者》的模板——当时在日本文坛被誉为“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创作的《范某的罪行》.
《范某的罪行》讲述的是街头卖艺的魔术师范某,在一次表演中偶然间用飞刀切断了妻子的颈动脉导致妻子当场死亡.范某的妻子,结婚八个月便生下孩子,且出生三天后就因喂奶时压着而窒息夭折.他向审判官坦白承認自己怀疑孩子是妻子与其堂兄弟所生,且是妻子杀害了孩子,因而厌恶妻子,但究竟自己是故意还是过失杀人,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开始前,审判官对于范某是否有罪,没有任何先入观,大脑犹如一张白纸.整个过程中,审判官起到的只是询问的作用而已,重心在范某的自白,范某坦承自己也不知是故意还是过失杀人.整个事件除了范某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审判官没有将范某定罪的理由,最后宣告无罪.仔细思考的话,会发现该小说中包含的是两起杀人事件,即范妻杀婴儿、范某杀范妻,而且都无法辨明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如同审判官的客观审问,志贺直哉也只是单纯地站在第三者的视角叙述该事件而已.
《杀人者》在小说模式上与《范某的罪行》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综上对比,显然横光利一将小说的重心从被告的自白转移到了审判官的审问,将《范某的罪行》中公正的、没有主观成见的审问转变成审判官以故意杀人为先见的诱导式审问,同时增加了后审判官对自我内心的审问.审判官始终怀疑大纳言是因为自己的不幸婚姻而嫉妒有妻儿又能出入花街的醉汉,从而产生杀人之心.为了让大纳言招认故意杀人罪行,他一步步设套,然而未果.出人意料的是,作者却布下了被告次日清晨死亡的结局.横光利一的《杀人者》中同样保留着两个无法判断是否故意杀人的故事情节,即大纳言杀醉汉、审判官杀大纳言,但他让复杂化,心理化,主观化.阅读过程中,无形地感觉到审判官是作者的代言人.
（二）表现手法——斯特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杀人者》较之《范某的罪行》,会有上述不同,跟当时的文学背景不无关系.就在横光利一如饥似渴地模仿着志贺直哉的20世纪10年代,大量西方文学被译介到日本,其中尤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堡的系列作品为中心.1914年中兴馆同时出版了《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套系列丛书,1919年春阳堂又先后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及《斯特林堡评传》等丛书.横光利一自1914年考上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英文专业后,便醉心于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横光利一1924年在《文艺时评》中评论新感觉派盟友中河与一发表的新作《木枯之日》时,曾经这样说到：
可以说作者是以一种堪称异常的神经嗅觉在四处搜寻题材.至今为止具有这种嗅觉的人,在我看来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霍夫曼.志贺直哉先生、爱伦坡、安德列夫虽已超出他们一步,属理智型,然而却一直为他们天生的、理智的禀赋所困扰.
该文虽为横光利一对中河与一作品的评论,但可以看出较之对后三者的赞赏,该阶段的横光利一更倾心于前三者.他在《新感觉论》中高度评价斯特林堡的《地狱》和《蓝书》,认为斯特林堡是个极其罕见的作家,他具有特异的神经嗅觉及深度的事物认识能力.斯特林堡洞察人类的心理,用分析的方法、怀疑的态度向读者展现人类的嫉妒、妄想、疯狂的创作风格,深深影响到了横光利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杀人者》的创作上.《杀人者》一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主体对他者的怀疑性,具体体现在审判官主观认为大纳言因性嫉妒故意杀人,对被告的杀人动机穷追不舍,意图迫其招认.另一方面,在小说的结尾,描写了审判官因大纳言是否有罪的问题而纠结、烦恼时,又体现了主体的自我怀疑性.
另外,在日本神奈川近代文学馆中还着一篇日文手稿,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梅列日科夫斯基）》,手稿并未落款署名,中间也有脱落的页面,并非一篇完整稿,经过查证及笔迹核对,十重田裕一认定该文乃横光利一大致于1920年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评论集《永远的伴侣》的其中一篇进行翻译的手稿.该文主要通过对《罪与罚》的赏析来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鲜明刻画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变化及感情推移的创作手法.之后不久的习作《杀人者》,较之志贺的《范某的罪行》,小说弥漫着一种沉闷的气氛,死者是个有钱人,大纳言只是个铁道口看守,尤其是在小说尾声部分加入了一段审判官的心理及感情变化的描写,这无疑都是《罪与罚》的表现手法在横光利一习作上所起的影响效应.
以上分析可见,《杀人者》虽有着志贺的《范某的罪行》的创作模式,却是依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场景人物设定来展开,以他的心理描法来结局,贯穿全文的却是斯特林堡怀疑主义的心理分析,这一点宫口典之尚未关注到.横光利一从习作期开始,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进行创作的.除了前面分析的《杀人者》（《马克思的审判》）外,他在福楼拜的历史小说《萨朗波》的影响下,写出了《日轮》;在马尔罗以中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征服者》《王家大道》《人类的命运》的潜移默化下,创作了以五卅运动为背景的《上海》,敢于与当时世界文坛顶尖高手较劲,虽然不足以对挑战对象构成威胁,但这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勇猛,于当时的日本文坛而言,实属罕见.
然而,也正是横光利一的这种挑战精神,更加暴露出上文所提到的主体自我怀疑性,造就了横光利一摇摆游移的一生.纵观横光利一的文学生涯,私淑自然主义→新感觉主义→新心理主义→纯粹小说论→民族主义,这一系列的转向,皆是紧随时代浪潮所做出的选择.精神主体性之所以转向,自是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所致,其实践主体的怀疑性也自然在作品中显现,例如《上海》中,迷茫彷徨在上海这座“东洋垃圾场”的参木、《机械》中怀疑自己害死屋敷的“我”等.《杀人者》中所体现的主体对他者怀疑性,到了《马克思的审判》时,已经升华到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怀疑与恐惧.
二 《杀人者》到《马克思的审判》
《杀人者》从内容上看似乎已经完结,因何稿子就此搁浅,取代它的是1923年8月发表的《马克思的审判》呢?《杀人者》中有许多添加和修改的痕迹,可见横光利一在小说发表之前对底稿进行了再三的斟酌.下文试对底稿和正稿的文本差异进行深入的解读,并从以下三方面谈谈横光利一改稿过程中体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
(一)对无产阶级的恐惧
文本差异1：被告姓名被删除的问题.《杀人者》开篇第二句就出现“大纳言是那个铁道口的看守”,《马克思的审判》在同样的位置,把“大纳言”这个名字去掉,用“被告”两字取而代之.“大纳言”是日本律令制官名,位次于左、右、内大臣,作为公卿的一员参政议政,同时又作為天皇的近侍,将政事奏予天皇并负责宣诏,该官名于1871年被取消.由于平时使用的频率较高,人们甚至忘记了原本这是个官名,将之使用于寻常百姓的姓名中,诸如右卫门、左卫门、兵卫等名字也极为常见.横光利一在《杀人者》中使用“大纳言”来作为铁道口看守的名字,这不足为奇.然而在《马克思的审判》中,却有意将“大纳言”这个名字删去,定有其中用意.
文本差异2：被告与死者的身份具体化问题.《杀人者》中,大纳言是一个经历三任妻子死亡、婚姻不如意的铁道口看守,被轧死者是个家有妻儿的醉汉,两者皆是特定的个体概念.而《马克思的审判》的第二段便对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人物做出具体的交代.“第一,看守是个贫穷的独身者.第二,被轧死者是资本家的浪荡儿.”看守从独身者落魄到贫穷的独身者,死者从醉汉摇身变成资本家的浪荡儿.
文本差异3：审判官认定的杀人动机问题.《杀人者》第一段便强调“大纳言是个独身者.正因为是独身者,使得审判官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判决方向.”大纳言前后三个太太皆死于同一种疾病,从此他过的是没有婚姻、没有性生活的日子.故而审判官在之前心中便已认定大纳言是出于性嫉妒而故意将家有妻儿却又成天出入花街的醉汉推向铁轨致死.《马克思的审判》除了进一步将两人的身份限定为贫穷的单身汉和资本家的浪荡儿之外,小说中还加入了铁道看守与他的工友们联名上诉缩短工时的被告的自白.
很显然,身份的具体化,是为了让被告与死者分别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因此也就不难看出上述的第一个文本差异,是横光利一有意将铁道口看守的名字删去,从而向读者说明被告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第三个文本差异则是作者有意将被告的杀人动机由原本的性嫉妒上升到对资产阶级的反感及恐惧.《马克思的审判》中提及审判官拥有十数万家产,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床头却摆放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读物,可见深谙马克思主义,因而才会认定该事件乃以铁道口看守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试图要推翻、扑灭以被轧死的醉汉浪荡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文本差异4：被告的年龄错误问题.《杀人者》不存在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审判》出现简单低级的计算错误.《马克思的审判》在開篇行文不远处,便以“你说你今年41岁是吧?”开始了审判官与被告之间的对话.在接下来的中,被告陈述自己从事这份工作已经19年,审判官接着就问：“那是从几岁开始的?20岁?”被告回答是25岁开始的.那么被告的年龄应该是44岁,而不是41岁.即便被告今年41岁,审判官也应该可以立刻口算出是22岁开始这份工作的,他却随意地问了“20岁?”.作为一个审判官,对数据和证据应该是高度重视和敏感的,居然心算如此之差,也没有通过简单的加法,发现自己前面说错了年龄,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也未曾再提及年龄问题.
文本差异5：被告妻子的病名问题.被告的三任妻子皆死于同样的妇科疾病,谈及病名时,《杀人者》只出现“此妇科病的第三个汉字该怎么写呢,审判官略微思考后,马上进入下一个提问”,此处并未提到第三个字是什么字.而《马克思的审判》文中具体到“被告所回答的妇科病的第四个字‘膜’,究竟是月字旁,还是三点水”,审判官略微思考后马上进入了下一个提问.
文本差异6：关于结果.《杀人者》中,审判官在的最后,使出了“动之以情”的招数.审判官以死者的妻儿可怜为由,告诉被告“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的,她们也始终会认为人是你杀的而恨你入骨的.”听完这话,被告果然中招,头深深地往膝盖处埋了下去.审判官认为机会来了,进一步设套让被告认罪.被告先是用铅一般凝重的神情怒视着审判官,随后两行泪下,低下了头.但被告始终没有招认,在没有证据浮出的情况下,审判官无法判决有罪,于是宣布择日再审.《马克思的审判》中,在审判官的诱导逼供下,被告极其委屈、悲伤、不情愿地对审判官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到最后一刻都还在阻拦他过铁道口对吧?那才是关键的地方吧?”小声地回答了一声“是”.然而审判官并没有下判决,因为他在思考被告的悲伤,究竟是被自己的折磨出来的,还是被告因为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产生的忏悔呢,他不得而知.层层诱导处心积虑想让被告认罪的审判官,认为已经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证实他对被告的怀疑,只好宣布休庭.当天夜里反思自我,对案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态度转变,最后决定判被告无罪后,才释然睡去.
关于年龄的问题,难道是作者由于自己的疏忽,犯下这个错误?本文认为并非如此.该文自1923年8月初版于《新潮》杂志后,1924年5月被收录于作品集《御身》,1924年8月编进《新进作家丛书39·幸福的散布》,1928年又被改造社选人《新选横光利一集》,这一系列的过程中,该文有出现其它地方的细微修改,唯独这个错误没有被订正.由此可见,这个错误应该是横光利一有意而为之,绝非是单纯的笔误.按常理而言,最重视的应该是证词逻辑的合理性及前后内容的一致性,横光利一故意设计这个低级错误,所要刻画的应该是对矛盾证词的敏感度低,对业务的细节满不在乎,一心急于追求自己的预测结果的审判官形象.至于被告妻子的病名,《杀人者》中横光利一无意要提及,他所说的第三个字是否是“膜”,我们无从得知.后者具体到第四个字是“膜”,通过笔者对日文妇科病的查阅,该病应该是“子宫内膜症”,别无其他.无论是否有病名,此处横光利一让审判官对如此简单常用的一个字稍加思考,却又不求甚解地跳过,无疑也是跟上述的年龄错误一样,是想表明审判官对业务不精,对证词内容无所谓的态度.
作者就审判官对证词敏感度低、对细节无所谓的描写,貌似是对资产阶级做事风格的批判,但从审判结果来看,本文认为作者恰恰是想说明就连如此一个业务不精、一心只追求结果、不重过程的资产阶级审判官,都知道反省自我,都能做出被告无罪的公正判决,如何让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论断呢?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文本差异7：关于审判官的自省.两篇小说的尾声部分都用较大篇幅描写审判官的自我反省过程.《杀人者》中的审判官在的当天夜里反复地想：“这个案件只要没有证据就不能判杀人罪,自己是不是因为被告是单身而过度怀疑他呢.”最后他转念安慰自己道：“不管怎么说,他不该火车还没到早早就挂上锁链挡住醉汉的去路,更何况深夜十二点后,已不是值勤时间,法律规定就算有人被火车轧死,他也没有责任,可他偏偏等”这么一想,他马上心安理得地睡着了.翌日清晨,夫人前来告知被告死去的消息后,审判官首先浮上脑海的是昨日最后自己所用的招数,即用死者的妻儿来逼迫被告认罪的做法,他为此逼供手段所不齿.然后是他的喃喃自语“我是公正的！”紧接下来的描写最为重要：“然而此时,‘人是我杀的’这一想法逐渐从心底袭来.”他在走廊里反复徘徊踱步,突然又站住念叨道：“我是公正的”.综上所述,无论从夜里的辗转反侧,还是清晨的徘徊不定,都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融为一体的审判官的形象.《马克思的审判》的最后部分也是审判官对自己白天的反思.然而整个反思的内容与《杀人者》截然不同.审判官意识到作为审判官要做出最正确的判决,就必须对自己的心理进行审问.自己为何对被告产生怀疑并不断使怀疑加深,为何确信自己的怀疑是正当的,当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发现除了因为常年的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床头那本《马克思思想与评传》的影响.书中时刻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资产阶级大力镇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努力反抗并极力扑灭资产阶级,两股势力相持不下.拥有十数万家产属资产阶级阵营的审判官,理智上越是肯定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情感上就越发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反感、恐惧甚至是敌意.此时他意识到是他将自己的这种危险思想强加到被告身上,才会一开始就怀疑被告是故意杀人,由于自己内心的不纯动机及恐惧心理,险些将一个被命运剥夺了各种生活乐趣、最终只能在铁道口提醒寻欢作乐的过客注意安全的男人判以重罪.最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兴奋地决定宣判被告无罪,而后舒心地睡去.
窃以为,这种“无私”的审判结果,正是作者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方式.让审判官睡前大笑高呼“此非吾之过,乃马克思之罪也”,作者的用意是说明之所以审判官会从一开始即便毫无证据也认定被告是故意杀人,是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终将推翻资产阶级”所导致的.前面我们分析到,作者让审判官扮演的是一个业务不精、对细节敏感度低、可谓是不称职的审判官,他对被告的无罪宣判,却是作者的一石二鸟之计.于宏观而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有宣判被告是无罪的,才能说明资产阶级并无镇压无产阶级之意,才能否定马克思主義的正确性.从微观着眼,作者刻画了一名虽然会在过程中犯低级错误、不注意细节,然而却能为自己所犯错误进行反省、并及时纠正错误的审判官.
对于《马克思的审判》这篇小说的篇名,片冈良一认为这是横光利一对当时在日本日渐抬头的普罗文学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于这种反抗而写成的这篇小说.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就算不是公然反抗,小说也明显体现出了横光利一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对峙并挑战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阶级观认为,资产阶级镇压、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产阶级,横光利一笔下的资产阶级审判官在理智上也必是认可这个阶级观,才会开篇就认定贫穷的铁道口看守是故意杀害资产阶级的浪荡儿.然而理智上越是认可马克思主义,情感上就越是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小说最后就把责任推卸到马克思身上,为自己审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开脱.两篇小说虽然都是以宣判无罪告终,但审判官已然从《杀人者》中那个单纯是个人的理智与情感矛盾的审判官转变为恐惧甚至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审判官.
结语
童晓薇谈到,上海之行更像是横光利一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带着可悲的印记在偏离了正直良知的轨道上运行.诚然,这是一道极其明显的分水岭.1931年,横光利一在《诗与小说》这篇杂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几乎折磨了我半生的文学生涯,从19岁至31岁这12年,马克思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此后的横光利一为人们所赞赏的新感觉文学创作已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一系列新心理主义小说和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作品.
本文对《杀人者》到《马克思的审判》的改稿进行分析,进一步通过作品证实了横光利一早在1923年于日本文坛崭露头角之前,便已向人们展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恐惧,甚至是欲与之抗衡的决心.在《三代名作全集·横光利一集》的解说中,横光利一就自己的文学道路做了一番回顾.其中谈到,“我对往昔那种情绪缠绵、节奏松散的自然主义旧式作派早已忍无可忍,并开始了自己的反抗,同时又身处对接踵而来的新时代的道德与美必须着手做出建设的环境中.而彼时唯物主义早已在我国出现,形成最早的一股实证思潮,向精神界袭来.这一股思想侵袭之势日渐加剧,举世风靡,使人几乎心生天日为之黯淡之感慨.我们艺术派必须用抗击自然主义坚垒的长矛,来对付这意想不到的强敌,这是我们的命运.”横光利一在1931年出版的《书方草纸》序言中提到此前的将近十五年里,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与国语血战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格斗的时代”“服从国语的时代”,序言中明确界定的时间只有“与国语血战的时代”是大正七年至昭（1918）和元年（1926）,可见上述那段以抗击自然主义的长矛对付唯物主义思潮的论述,指的是1926年后正面“与马克思主义格斗的时代”,不是《马克思的审判》发表之前那种较为含蓄的恐惧和挑战阶段.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横光利一的政治文学取向早在《杀人者》改稿成《马克思的审判》这一时期便已形成.
横光利一是一位善于在自己所处时代洪流中寻找题材并通过与之搏斗的方式表现它的作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非常活跃.然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严冬时代.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风重新点燃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随着“米骚动”的爆发,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进入.1919年成立日本劳动者同盟,1920年成立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日本成立,从而标志着日本工人阶级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横光利一将他习作期模仿志贺直哉的《范某的罪行》而写成的《杀人者》改稿成《马克思的审判》,并发表于《新潮》杂志.这个改稿过程,显示出一个私淑志贺,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的文学青年正在向政治文坛迈出第一步,在他作为新感觉派骁将与国语做血战的同时,也逐步在摸索着走抗衡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并最终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上演为非正义战争代言的人生悲剧.
【责任编辑 龚桂明 陈西玲】
总结：本文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取向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的毕业生以及可作为关于政治和文学论文开题报告和相关职称论文课题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取向引用文献:
[1] 政治和文学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政治和文学类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10000字
[2] 探析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政治和文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2000字
[3] 艾略特文学相关论文题目 艾略特文学论文题目如何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