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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和新写实(评论)

主题:评论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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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我对于“新写实”的思考很可能是源自《伏羲伏羲》的触动.1988年初春时节,我在农展馆南里10号6楼上第一次读到刘恒的《伏羲伏羲》的时候,我的文学神经被深深触动了一下,写实小说还有如此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让我对写实小说刮目相看了.

这之前,我对写实小说是有些偏见的,认为它过时了,是机械的反映论,缺少更多的文学审美内涵.作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我是深受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潮影响的人,我周围的朋友也是重审美轻写实、重形式轻故事的一,苏童、叶兆言等一拨文学发小谈论小说也是以先锋探索为主要趣味.而这一次读到刘恒的《伏羲伏羲》,却得到了先锋探索小说般给予的冲击,甚至超过.我四处向人推荐这篇小说,《文艺报》的同事问:刘恒也写先锋派?我说:不是先锋派,比先锋派更有味道.

《北京文学》很重视这篇小说,5月初,在北京文联召开了《伏羲伏羲》的研讨会,研讨会由林斤澜和陈世崇主持,李陀当时也是副主编,看得出来,老林、李陀和老陈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刘恒当時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北京文学》发自己的编辑的作品,并且为之开研讨会,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气度,当然更是一种眼光.也没有人去指责他们“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时的文学风气,正!

我是与会的最年轻的,属于初生牛犊,大胆说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好像提出了“零度写作”的话题.零度写作其实是罗兰·巴特对新小说派的一种概括,被我“挪用”到刘恒的写作.会上对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和创新的讨论.李陀当时对“意象小说”特别感兴趣,但《伏羲伏羲》好像跑出了意象小说的范畴,因为意象小说大多是非写实的,而《伏羲伏羲》在写作叙事形态上是完整的写实笔法,属于对现实主义和先锋派的双重挑战.李陀鼓励我将这些观点写出来,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后来的《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便是这次会议约稿的结果.

刘恒之前有个短篇叫《狗日的粮食》,在文坛引起一片轰动.而《伏羲伏羲》这部小说在“食”之后又写了“色”,中国古人说:“食色,人性也.”《伏羲伏羲》某种程度上有《狗日的粮食》续篇的意思,但涉及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有超越《狗日的粮食》的趋势.《伏羲伏羲》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有惊天骇俗的勇气,小说写的是洪水峪小地主因为没有后代,这个老男人娶了年轻的媳妇王菊豆,王菊豆年方二十,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节.按理说,生育孩子是最佳的时节,但由于性无能,对王菊豆施暴,而的侄子杨天青则与王菊豆情投意合,于是两人越过的禁忌,偷情相欢,且生了儿子杨天白.长大之后的杨天白发现了母亲的,异常愤怒,杨天青也只能以死谢罪.而王菊豆怀上的杨天青的孩子杨天黄又呱呱落地,杨家的性事丑事在乡间悄悄流传,而最后关于“本儿”的展现,以及人们对“本儿”的近乎“点赞”式的议论,将古老的生殖崇拜和人类崇拜的中国文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应该说,这是一部烙上了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小说,尤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诸多概念我们在阐释小说时都能用上.、杨天青、杨天白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王菊豆之间施虐和受虐的描写,的性变态和精神病态,都属于精神分析学说的范畴.记得当时曾经流行过“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沿着两个路径向前发展,一个是到原始的文化的风俗形态中去寻找“根脉”;二是向人的生命本能去寻找超自然的力量,发展到的极致就是身体写作.《伏羲伏羲》是真正写“根”的小说,原来的题目就叫《本儿本儿》,但这篇小说却没有寻根小说的神鬼之态、神秘之状,而是一步一步地写实,每一个人物都是具象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甚至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没有那些寻根小说的抽象、符号和变形,但人物本身又是具有变形、抽象的可能,比如小说里最后残疾瘫痪的很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甲壳虫.

这部小说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好的写实小说本身,一定是还原到生活本身的原生态,而不是作家外加给生活的具体的理念.这部小说时间跨度很长,从抗战到建国后,也属于“长河”类的年代小说,人物的命运虽然受到时代影响,甚至人物的性格也受到政治运动的扭曲,但作家始终关注的是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无意去鞭笞或反思时代的伤痛和悲剧.小说的痛点在于人伦对人性的道德制约,这个痛点被放大之后,其实是人与封建价值观的冲突,人性与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是悲剧.但刘恒在把握人物与环境的冲突时,没有割裂或抽取生活的原生态.杨天青与王菊豆的爱与欲,用今天的话说,也够不上多少正能量,但他们的爱与欲又是那么热烈,那么奋不顾身,我们在惊讶的同时又有点暗暗同情.刘恒把这种同情集中在小说里情爱描写之中,好多笔墨比劳伦斯毫不逊色.刘恒的落脚点在生命本身的状态和本相,也是“新写实”的“还原”美学的根基.记得刘恒与我谈起张艺谋将《伏羲伏羲》改编为电影剧本时,曾有些感慨,说,他太喜欢古希腊的英雄悲剧了.刘恒显然不喜欢古希腊的英雄悲剧.新写实正是对古典主义悲剧、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反动和纠正.

这部小说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写实小说的“情感的零度”.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作家总是要流露出自己的倾向的,只是高明的作家是“自然而然地流露”(恩格斯语),不高明的作家就成了时代的传声筒而已.因而现实主义的作家有着某种精神的优越感,他面对读者有着“布道”的话语权,读者是他的听众.而现代社会则要求作家和读者也是平等的对话,读一篇小说不是听报告或听布道,而是内心精神的一场对话.《伏羲伏羲》的故事是带有某种道德审判或道德批判的预设前提可能的,杨天青和王菊豆的故事与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玉卿嫂》有着某种的同构形态,但白先勇的童年视角让爱情悲剧带有温馨和悲凉氛围,作家的倾向流露是非常明显的.而刘恒始终与人物保持着距离,但下笔又是始终“贴着人物写”,他叙述的视角不是全知全能的,叙述的视角随人物的视角而转换,贴着人物而远远地疏离人物的情感,看上去不免有些冷漠或者有些“狠”,所以是零度叙事的典范.即使最后的附录貌似“引经据典”,其实是“假语村言”,对“本儿本儿”的演绎也是为了避开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

刘恒之所以成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之一,在于他的作品为评论家的概括和总结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和范例,其他的新写实作家很难像刘恒这样完整地体现“新写实”的美学追求.几乎同时创作的《虚证》也是和《伏羲伏羲》一样经典的新写实的样本.在《虚证》中他将“对话”的精神运用得出神入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勘探深入到神经末梢,对人性黑暗地带的勘探深入到灵魂内核.遗憾的是《开拓》这本杂志停刊了,影响了这篇小说的传播.而90年代创作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让他在描写当下现实生活方面达到巅峰,“新写实”在融入“后现代”元素之后,京味小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话剧《窝头会馆》的创作更是成为《茶馆》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刘恒对现实主义的探索成为近四十年来最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文学现象、文化现象.

一个花絮.1988年5月上旬,我去参加《伏羲伏羲》的研讨会今天看来是带有某种冒险性的.当时“五·一”放假,太太带女儿到北京来看我,顺便游览北京的风光.那天,我本来要带她们去逛王府井的,因为太喜爱《伏羲伏羲》,把她们送到王府井之后,我就去开会了.但是那天女儿在东安市场丢失了,幸亏一位卖冰棍的大妈把四岁的女儿送到王府井派出所,才虚惊一场.后来和刘恒说起此事时,他说,要不我罪过大了.

2019年11月5日于润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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