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禁闭的影响，从疫情进行时到后疫时代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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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传染病论文范文

而面对那些治愈者,尽管微笑迎接的面目是主流;依旧避之不及的姿态,却也绝非少数.从“疫情进行时”过渡到“后疫时代”,空间意义上的“隔离”似乎消除了,但心理层面上的“禁闭”,仍然起着相当的作用,并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破坏性的影响力.

与世隔绝、猜忌对立,对身为社会动物的人类而言,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偏僻的“绿肺”区域,一座废弃了近30年的肺结核医院陷落于密林深处.该院占地近120公顷、共有15栋不同建筑,建于1910年,1991年彻底关闭.

现在,这里除了陈旧的空气和老化的石棉之外,什么都没有.大自然开始回收失地：密布的植被,不断试图钻入的草籽和灌木,寄居于此的小动物们,无不提醒我们,不独冰冷的无机物,其背后所隐喻的现代文明,都只是暂时的、脆弱的等

一旦被“剥离”,终将遭吞没.

疫病与污名

一位在大都市打拼的撰稿人,发现自家小区把“重点地区人员隔离14天不得外出”,加码成“外地人员一律先隔离14天”;小区群内,一边为远方的武汉喊加油,一边责怪身边与武汉有关系的“隔离户”.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的打工者,发现自己沦落到流亡般的境地,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箭矢一样群集,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她.一个从武汉坐高铁回到山东老家的医学生,刚下车就惊讶地发现姓名、住址和号等被泄露了,得到了通缉犯的待遇等事实上,不仅仅是新冠肺炎,每回举凡严重传染病席卷而至,歧视的身影总是无所不在,无论黑死病、麻风病、肺结核、SARS、MERS、艾滋病,抑或埃博拉.

利比里亚的护士Salome Karwah感染埃博拉病毒并痊愈后救治了很多患者,因为在疫情中做出的贡献登上《时代》封面,成为2014年度人物.两年后,Salome剖腹产出现并发症,却因埃博拉治愈者的身份被医生拒绝碰触和收治,很快去世.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很多埃博拉治愈者回到居住地时,看见周围人怕被传染,已将自己的家当全部烧毁,于是他们无家可归,再也回不去之前的生活了.

非理性的区别对待,既使得确诊患者背负沉重枷锁,也使得其他疑似患者为了躲开异样的眼神,可能会逃避追踪、检测和隔离,导致传染加剧.曾有SARS治愈者面对2005年禽流感来袭时表示,“这次就算感染了,也不愿去医院诊断,上回被别人歧视,我怕了”.无独有偶,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亦有很多发热的人,在相同的心理状态驱使下,能藏就藏,谢绝就诊.

排斥也许传染疾病的群体,是出于本能的恐惧;可当排斥扩张范围,愈演愈烈,乃至歇斯底里,这种行为不仅危害被歧视、被阻挡者,也将影响疫情中的所有人.

来自病毒之外的敌意渐渐蔓延,更严重的,是隔离使得平日潜伏在海平面之下的偏见露出狰狞的一角：外来人口、少数群体和穷人是被猜疑的重点对象.比如,1892年霍乱时,纽约市将载满东欧和犹太劳工的船只隔离了起来,隔离区卫生条件极差,又缺乏外界支援,“只能饮用污水,每天都在死人”.比如,1900年3月6日,一名患有鼠疫的华人在唐人街丧生,标志着旧金山鼠疫的开端.当时美国的卫生部门对唐人街实施了隔离、消毒措施,但在公共防疫层面,华人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无法获得与白种人相同的卫生服务,还要承受四面八方的中伤——许多白种人居民认为,瘟疫是“肮脏多病”的中国移民带来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海外,某些者将华人和亚裔当作靶心,挖苦、嘲讽、编织谣言,恰是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Nadia Alam,即因自己儿子被其他孩子逼到角落里做病毒“测试”而感到“心碎”——“只因为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们追赶他,吓唬他,让他哭”“在同样的年纪,我也因为巴基斯坦人的身份遭受霸凌”.2月26日,在意大利米兰,人们佩戴口罩出行.

一位在伦敦的日本人乘坐公交车,一户英国家庭在上车后,不停地对其进行辱骂：“你说自己是日本人?骗谁呢！你肯定是中国人！”“你有新冠病毒吧?”“下车啊！”还是英国,印度裔的Meera Solanki在伯明翰的一家酒吧里,和朋友们庆祝自己的29岁生日,她的好友、中国女生Mandy Huang也赶到了.岂料,隔壁桌的一群男人故意找茬,屡屡骚扰,女生们害怕,离开了酒吧,但有个男的一路跟踪,大叫：“带着你的××新冠病毒,滚回老家！”Meera试图维护朋友,将该男子推开,此人被激怒,竟对着她的头部就是一记重拳.

最可怕的,是来自亚裔、华人群体内部的敌视.记者的一个前同事,和友人去布拉格的一家中餐馆就餐,才踏进店门,一位华裔阿姨便冷冷道：我们这会儿不接待中国人.同事解释：我们是从德国来的,我在德国呆了七年了,朋友也在欧洲待了两周了.本以为阿姨该放心了,谁知,她突然情绪失控,好似留同胞（与病毒压根不沾边）吃顿饭,店内就尸横遍地寸草不生了等

采用隔离的手段,本是为了绝病毒后路;但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人心经不起推敲考验.

麻风病在欧洲早已消失多年,然而,上个世纪,它在亚洲地区一度颇为猖獗,包括日本和中国.傲慢的欧洲人,觉得“不能克制麻风病的种族是落后的”,需要时刻警惕“他们（亚洲人）再把病给传过来”.这话能忍?！民族自尊心很強的中日两国,遂以国家的强制力量,采取激进手段防控.

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日本的麻风病患者常隐居山林,孤独地病死.明治末年,国内仍有3万多麻风病患,为了根除“耻辱”,政府于1907年制定了《癞预防相关事宜》的法律,强制隐居山林的麻风病患者进入形同监狱的疗养所隔离——麻风病患者,还被强制绝育和堕胎.虽然医学界有识之士多次指出,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不当采取如此粗暴的措施,但政府置若罔闻,直到1948年,还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明文将麻风病患者列为绝育对象.至90年代,日本多地的麻风病人起诉政府,要求恢复名誉.2019年,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原告团体代表——约40名麻风病患者家属,向他们道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给各位宝贵的人生带来沉重的痛苦和苦难,我作为首相,代表政府向大家表达由衷的歉意.”太晚了,日本的道歉,毕竟是太晚了.

对疫病患者贴上污名标签,进而将之剔除正常的人类社会,最终会自酿恶果,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把瘟疫过给他们！”仇恨的声音高喊着,互害系统因此触发,汇成黑洞般的深渊.

1601年,前赴广东履任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记载了广东盛行麻风疫病,而罹患此疾的女性,会假装私奔引诱男性发生关系——这种“过癞”习俗,源于患者认为将疫病传染至他人,自己或可痊愈,即便此系“无用功”,心内亦感痛快.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对类似事件有详细介绍.被社会从肉体到精神“活埋”的病人,就这样完成了覆水不收的恶毒复仇.

人性与科学

今日部分民众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身心隔离,和2003年对SARS患者、2001年对所谓艾滋病患者的“另眼相看”（当年冬天,盛传京津两地有艾滋病患者存心扎针事件）,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将病人等同于疫病本身,大刀挥下毫不迟疑,仿佛干脆利落,实则埋下“自宫”之患.

这是谱写于人类元祖基因根部的私利及因私利催生出的虚伪使然.我们心知肚明,病人不过是可怜的、无奈装载病毒的容器,病是病,人是人——但,致命的病毒,残忍地撕裂了温情的面纱,再度蛊惑我们,将人性最深层的劣根本质召唤出來.那份“非我同类（疫者,异也,已非同类）,其死无谓”的野蛮,是对难以掌握的可怖事物的“无能为力”的恐慌.H·P·洛夫克拉夫特观望夜空,喃喃“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来源于未知”.苏珊·桑塔格反思得不错,“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如何就转换成道德批判,继而转换成政治压迫了呢?萨特则不管“疫不疫,异不异”,一针见血双面精准打击：“他人即地狱”.

感染身体的瘟疫容易结束,毒害心魂的瘟疫照旧蔓延,伺机等待着下一次轮回.靠什么才能克服负面的人性、消弭变态的阻断?共情.或许,语言理解的障碍、地域传播的限制、文化历史的阻隔,轻松裹挟了群体的怒气,拉扯下共情的纽带;但是,依凭与自我乃至超我的对话,依凭思想教育、社会教育、传统知识教育、专业教育等集成的内在精神原则,我们将反省对个体犯下的诛心之过、培养对付疾病污名化的抗体、修补防疫不够妥善的漏洞,重新开启共情的仪式,超越桎梏,实践人道主义,塑造彼此理解的命运共同体.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共情是“本”,科学是“药”.只要疫苗研发出来,病毒自然灰飞烟灭,一切污名、排斥、隔离、禁闭,也将随之不攻而破.那么问题又来了：在尚未制造出彻底攻克病毒的武器之前,我们的确需要暂时的隔离,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手段,可斩断病毒的左膀右臂,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但是,“大隔离”的背景下,除了病患或可疑/高危人群,业已经历了本文上述种种磋磨;“关自己禁闭”,也令健康的人困惑不已——强制隔离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福祉如何继续被关照、受保障?安徽省肥东县古城镇岱山山林中有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医院——肥东县新村医院（麻风）.

国家权力与个人意志的某种拉锯,因而上演.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疫情期间,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等人权需要让渡一部分出来,此乃必然付出的代价.电影《大明劫》里,展现了吴又可（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著有《温疫论》）在防疫的过程中要求焚烧病人尸体,近代的伍连德,也在防治东北大鼠疫时焚烧了几千具尸体,他们的做法皆属“悖逆”,与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入土为安”完全不符,但这种强制性的举措,在特殊的情境里,也是别无它法,只能遵从.实际上,现代意义的“卫生”与“防疫”,本就自带“强制”的属性,其发轫于黑死病后西方逐渐确立公共卫生体系,“西学东渐”之时予中国启发,时间跨度极大,内里包含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

一定程度上,公共卫生体系是可以“不讲理”的,因为,公共卫生体系是人类痛失大量生命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它的“不讲理”,具体到特定的紧急情况,反而拥有实质的合理性.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首先体现在强制性上.强制性是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比如我们小时候要接种若干疫苗,否则难以入学,比如海关、港口的强制免疫等.再比如这次的“宅家禁闭体验”,以及大数据追踪确诊病人活动轨迹,以便锁定潜在的感染者.

关于公共卫生防疫与个人自由的争议这一重要的话题,人类学家刘绍华在学术专著《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里曾进行过讨论.她指出：“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等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兴治理、都市化与工业化陆续扩张、细菌理论带来的生物医学科学知识、医疗专业社群逐渐掌握人口健康的论述与管理等历史背景,卫生正式成为欧美工业先进国家政府的治理责任.在医疗专业化与社会医疗化的趋势下,公共卫生兴起,进入福柯所指众人身体是卫生治理产物的生物政治（注：biopolitique,亦被译为生命政治）时代.”

生物政治的概念,是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他的生物政治,也就是以安全社会的名义,致力于布置、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福柯确立了对人进行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权力与自由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动关系.权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病人与非病人,而是考察全部人口,形成案例,测定风险,消除风险,实现人口安全.把安全机制、人口、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福柯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人们深思：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

刘绍华写道：“人类社会永远存在以集体之名牺牲个人自由与权益的动机.那么,如何维持两者之间那条红线的位移平衡,是社会必须保持警戒与关注的焦点.”2003年5月12日,小汤山非典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对患者实施抢救.

疫病一起,国家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会率先动作,而重点是隐含着权力关系的现代卫生制度,在忙于战疫的同时,也应该搭配相应的监督和制约系统,使整套机制更成熟,以免民众的实际诉求在屡屡扩充、层层递进的行政命令下被忽视.如此,当病毒卷土重来,人们能够相对冷静,相对体谅,恢复比较有秩序感的行为.

与理智

毋庸置疑,因为疫情之故,被“关”在家里的中国人,将互联网当作了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平台,由此,特别是牵扯到疫情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更易迅速成为焦点,关注度成倍扩大.

总之,在新旧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下,我们看到了舆论场域里,各种“单向度的力量”,无形中压抑了不同个体的真实感受.一些具有相同观点、相同思维体系的人,宛若紧密而团结的群体,且情感也近乎“同质”了.关心什么、真相是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在他们那儿,好似自有“规范”.于是,甲方在质疑,乙方在感叹;甲方察微渺,乙方顾宏观;双方不时左右互搏,各自嘲讽着对方的“阴谋论”.

被“關”在家里的中国人,将互联网当作了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平台,由此,特别是牵扯到疫情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更易迅速成为焦点,关注度成倍扩大.

面对如此巨大的事件,大家罕有表现出两难的纠结和道理的背反,而是都认为己方才洞若观火,才掌握着不言自明的真理.膨胀的符号包裹着浅显的见解,却自认积极投身抗疫神话建构的流程,传递了勇猛和正义.,代替了理智的思考.

这种,与其说里面夹带着多少公共道理,不如说它是一种表达上的“艺术形式”,呼之欲出的情感价值、风尚指向,粉饰了其过于急躁的判断.

人们得承认,大大小小的差异和分歧,引导着日常的抉择,构成了社会的多样性、矛盾性.没有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所有纷争,的言论说出口简单,在协商里寻找调和之策、共进之道,难——而“调和”与“共进”,方为最实际的、推动社会运转的办法.

狂热的火焰,为何如此轻易地燃烧着我们的头脑?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高隽对记者剖析：“任何一个公共话题的论辩双方,若欲进行思考深入、说理充分的对话,首先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对话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当事人面对面陈述各自的想法与观点,且不对对方做人格、智力、道德、价值观上先设的评判,且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做一定的换位思考,否则对话是无法成立的.而此次疫情让人感到似乎呈现出更为极端的看法,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或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里,因相伴随的心理危机之故,人们处于一系列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中,尤其是焦虑和惧怕.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体验到了安全感（命如累卵、尊严褫夺、信任危机等）的威胁.在这样高情绪卷入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运用换位思考的能力,也就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并倾向于固化自己的立场,甚至使得自己的立场变得更极端,用以维系内在结构的稳定.

第二,本次疫情的波及面很大,并且伴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样的话,就人人自危,很容易产生一种寻找终极“凶手”的冲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确定的对象,令其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公众愤怒背后的一种认知需要.不确定性和愤怒会放大内外团体的区别和隔阂,产生类似“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一样,我们就不是一路人,就要划清界限”的情境.

第三,大家被“关”在家里,发生论辩,还是要通过网络.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真人和真人间实为分隔的状态,无法直面对话对象,易致“去人性化”——通俗的讲,就是不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一般,当面论辩时,人们不至于那么地急于人身攻击,不至于那么地无视“你”和“我”基本类同的地方.网上论辩,隔着屏幕,谁在乎谁是谁?一些基本的“刹车机制”,比如说能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能觉察对方的情绪体验等等,都一概失灵了,暴戾易叠加.

第四,网络传播的特点除虚拟性和匿名性之外,也极易出现群体情绪传染的现象.一种情况是,当事人会觉得好多人都在反对自己,但也有不少人是支持自己的——不同的阵营就此“拉帮结派”,互相攻击.另一种情况是,某个话题容易吸引一些持相同观点和态度的人,彼此的情绪相互渲染,出现集群现象,假如这一群体集体攻击某个当事人,那么所谓的“网络霸凌”就会发生.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就算论辩的话题最终有百万人次介入了,这点数量,与国家总人口数相比,依然“沧海一粟”.

高隽指出,疫情如放大镜,它把生死的事情搁你面前,人们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碰撞,代际之间的碰撞,阶层之间的碰撞,夹杂着疫情所激发的各类情绪,遂显得极端.但是,随着疫情逐渐消退,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归平素的生活轨迹.“比较棘手的,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灾后心理援助问题.除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外,像医护人员、军警、社区工作人员等活跃在社会治理第一线的人员,你怎么去更好地给他们提供社会心理服务,让他们能从本次危机中恢复过来,以免出现各类与创伤有关的心理困扰?这是一道难题.”她补充道.

诚然,“禁闭”的影响,无论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剖面上,还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剖面上,都贯穿着一场大疫的始终,给我们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音.不过,只要人类努力实现普遍的良知与仁爱、开阔的胸襟与视界、辩证的逻辑与思维、专业的素养与精神,漫漫长夜度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亦是绝不吝于向我们播洒又一轮希望的光辉的.

总结：归纳上文,上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影响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疫情和传染病本科毕业论文疫情和传染病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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