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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大概很少有哪位历史学家像黄仁宇一样,其著作能如此盛行不衰.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家喻户晓,其写法充满了文学性,令人耳目一新,整个著作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一生传奇而坎坷.1918年6月25日,他出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6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學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毕业后在一所并不出名的美国大学当教员,晚年却被校方解聘.直到《万历十五年》出版,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才慢慢得到认可.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本文节选自黄仁宇去世之后面世的自传性巨著《黄河青山》,回忆他成长的经历,他经历的真实的历史进程,及父亲由此给予他的教导对他历史观点形成与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中国革命的进展.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这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450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有一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认为,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时,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来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在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父亲的教诲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防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后来他们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我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一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袁世凯就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拿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袁世凯死后,他又重新当上许将军的参谋长.但是袁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了,于是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变成一个顾家的男人,次年我出生.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
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却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支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支墨水笔,再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运动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却仍然和全中国的政治之间有可疑的关系.连都没有办法進行全面改变,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就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那么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之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时间,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如此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他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长期奋斗后,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巳发生的事.
摘自《黄河青山——黄仁宇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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