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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等你能想象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会是这样的吗?穿越回民国的课堂,大师们的开场白各有千秋,既见秉性,又现风格.有的一开口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1929年,梁启超身体状况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多休息.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仍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国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文史大师,研究《庄子》的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他忽然宣布：“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了那天,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入选过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裕藻、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大师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裕藻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也毫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是极其“狂妄自负”了,不过,章太炎的学问配得上这份狂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寅恪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等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陳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又一次,学生粗心大意,写错字,顾颉刚又说：“要细心,一个字都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学生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顾颉刚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宣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先生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待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
有一种风骨叫大师风骨,有一种范儿,叫做民国范.民国距今已经有近百年,如今我们再谈那个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尤其喜谈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从这些大师们在课堂的开场白不难看到他们对学术的严谨与追求,民国的风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说斯人已逝,但大师的风骨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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