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生死之间的“接线员”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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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论文范文

在2015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OPO）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截至2015年8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捐献大器官12748个.其中,2015年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而这些捐献,全部是在全国上千名论文范文捐献协调员的努力与见证之下完成的.

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13日,全国共有器官捐献协调员1154名,其中420人为论文范文专职协调员,其余则全部来自全国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因为他们还需完成医院日常的医务工作,所以也被称为*协调员.

36岁的刘源就是一名*协调员.他本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的主治医师,在当了11年外科大夫之后,成为北京市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一名协调员.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各个医院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动员亲属在患者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刘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所谓潜在器官捐献者,是指那些因为各种意外与不幸,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但又符合捐献条件的人.刘源要做的就是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并说服其家人.

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摁下手印,签下名字,这个过程虽然只需短短几分钟,但真正作出这个决定,却不容易.

刘源在每接触一个家庭之前,都会先了解潜在捐献者的主要情况和这家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在心里打一番腹稿,再通过电话与家属进行第一次沟通.

“我联系的都是家人已经表示要放弃治疗的患者,但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在电话里拒绝我.”刘源说.

他十分理解家属的心情,毕竟对于即将失去至亲的家庭来说,和一个陌生人讨论生死并同意器官捐献,有些残酷.

刘源说,被别人拒绝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接触过40多名患者家属,最终成功实施捐献的,不足10例.

因为感动而坚持

成功率不到30%,但刘源依然干劲十足,“做外科大夫的时候,我一次只能救一个人,但这份工作只要能成功一例,就能挽回三四个人的生命.”刘源说,他以前对患者更多的是责任,而如今每每想起那些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心里总是充满着感激与敬意”.

刘源第一次独立从事器官协调工作,是从一个男孩和他父亲开始的.2014年年末,刘源得到消息：一个15岁男孩因脑瘤已经失去救治的希望.孩子的父母已离婚,他与父亲和80多岁高龄的爷爷一起生活.刘源说,在给男孩父亲打电话之前,他酝酿了很久,想着该如何开口,怎样措辞,并做足了被一口拒绝的准备,可万万没想到,孩子的父亲只沉默了几秒,便同意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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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在一个火锅店,孩子的父亲看起来十分憔悴.跟我想象不一样的是,我们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器官捐献这个话题,而是一直在聊他的家庭和这个不幸的孩子.他反反复复叨念,说孩子是他唯一的希望,可老天爷居然连这也要夺走.”刘源说.

那一天,两个男人就着一斤半的白酒,在火锅店足足聊了一个下午,男孩的父亲在痛快地大哭一场后,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

“这项工作让我感到最难过、最有感触的时候,不是别人拒绝我的时候,而是家属跟我说‘好’,愿意捐献的时候.”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王璐说.

她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已有5年.协调员的工作比当医生时要辛苦,也会遭遇误解与指责,让王璐一直坚持至今的动力是这份职业所带给她的感动.

“一个人在生命希望全部消失的时候,还愿意把器官捐出来去挽救他人,挽救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敬重的.”王璐说.

奔走在各级医院

刘源介绍,通常年龄在65岁以下,心、肺、肝、肾等相关器官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过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被确诊为脑死亡的患者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本刊记者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了解到,尽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移植,但每年真正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仅为一万余例.

“在工作中,我看到了很多患者因为器官衰竭而失去了生命.这里边有些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是还没成年的孩子.现有的医疗技术本来是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但就是因为没有替换的器官,他们便失去了生的机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论文范文捐献协调员高鹏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为了争取更多的器官捐献机会,协调员们要积极奔赴各处发现供体.

“虽然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资质,但是在全国2万多家医院的脑外科、ICU和急诊室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潜在捐献者.”高鹏骥说.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潜在捐献者,高鹏骥曾经花了整整半年时间,专门用来和北京及周边多家医疗机构建立联系.“自从当上协调员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发动身边人提供‘情报’,发现潜在捐献者.”

高鹏骥表示,在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非移植医院通常没有动力主动联系器官协调员,即使本院家属同意捐献器官,由于担心器官获取手术产生的风险,不少医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基本都会让捐献者前往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实施器官获取手术.

“我们接触的潜在捐献者全部已进入脑死亡状态,虽然还有心跳,但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这个过程有时候只能维持两三天时间,而与家属沟通并最终确认签字至少也要花上一到两天,换句话说,一旦家属同意捐献,医务工作者就要立刻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刘源透露,除了要做潜在捐献者家属的工作,协调员们还要协调并见证器官获取手术.

说走就走的工作

“我觉得器官捐献这项事业之所以在我们国家推进起来有些难度,最大的问题不是大家在观念上不能接受,而是很多工作我们还没有做到位.”高鹏骥表示,很多家属之所以会一口拒绝,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听过器官捐献这件事,“如果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宣传和努力,也许就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而在刘源看来,全社会应该给予那些器官捐献者亲属更多的关爱与尊敬.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在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多去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

谈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源说,自从当上了器官捐献协调员,他就很难有精力去照顾妻小了.

“原来特别渴望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这份工作也算在一定程度上‘圆梦’吧.”刘源有一个专门出差用的书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手机充电工具.为了不错过任何一通电话,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旦收到信息,立刻拎包出发.

高鹏骥曾在一个难得的周末和妻子女儿一起郊游,眼看车子就要开到目的地,结果一通来自北京近郊某医院的电话让他立刻调头,一家三口直奔医院.

“好在家人已经习惯了我的这种工作状态,她们也都挺理解的.帮助那些即使走到生命终点还要奉献爱心的人们完成最后的心愿,大概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吧.”高鹏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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