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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万物论文范文

[摘要]朱熹指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是“心之德”、“爱之理”,以“生”释“仁”,“仁”不仅是人所具有的恻隐之心,亦是天地之心；仁的境界不仅仅是自我与他人境界,亦是主体与客体、小我与大我、人类与万物相融的境界.朱熹生态哲学思想具有的强烈实践性和现实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朱寿；生态哲学；“仁”；实践

[作者简介]朱惠莉,武夷学院政教部讲师,哲学硕士,福建武夷山354300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2728( 2011) 01 - 0058 - 03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仁”是整个论文范文的核心.《易传>,日：“天地之大德日生.”又日：“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作为理学的集论文范文者,朱熹综合前人的学说,在《仁说》中从“天人之际”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立场讨论仁的问题,将“仁”解释成“天地生物之心”和“心之德”、“爱之理”,将这一“生”之哲学发挥到成熟形态.

朱熹在《仁说》中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侧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日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日“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万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卷六十七’.由上可知朱熹论“仁”有以下的两层含义.

天地万物皆归玄一:云南山歌《天地万物来作证》

(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既是生的体现,也是仁的体现.朱熹认为“生底意思是仁”、“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仁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卷六’.以“仁”说“生”,说明万物的生气、生理本身就是天地仁爱和善意的体现,实际上也就蕴涵着一个天地生物的目的.故朱熹说：“仁者,生之理,惟其运转不息,故谓之心.”可见,“生理”不仅是气流行化生的“条理”,而且还蕴涵着天地之仁心,蕴涵着天地生生不已之善的目的.“仁者,天地生物之心.”[2]（眷五三’万事万物都源自于天地之仁心.朱熹说：“熹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卷四十‘答何京’’他一再强调：“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1‘卷’在此,仁即生,生即仁,自然主义的“生”与*意义的“仁”在本质上达到了有机统一.钱穆曾评论说：“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能为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

(二)仁是“心之德”、“爱之理”

朱子在论人心之仁时,提出仁包“四端”、“四德”的命题.所谓“心之德”,是从心之“全德”而言的.心德有仁、义、礼、智四者.仁“偏言之”则指四德中之一德,“专言之”则统体只是一个全,其中包含了其他各德.人,只是一个仁心,此心可分为“四端”.其中,恻隐是“四端”的根本,它是一个警觉心,统摄其他三者.“本只是这侧隐,遇当辞逊则为辞逊,不安处便为羞恶,分别处便为是非；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逊,不知是非.”这侧隐之心就是仁爱之心.仁是四德的根本,义礼智是仁之用.用“心之德”来诠释“仁”,说明“仁”是心“未发时”已“自具”,“已发时”“其用不穷”.同时,朱熹又道：“仁只是个爱底道理.”“理是根,爱是苗.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不可便唤苗作根.然而这个功,却是从根上来.”“仁是体,爱是用,又日爱之理,爱自仁出也.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2]‘卷二0’“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发于用.性者指其未发,故日“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日“爱者仁之用”[2]（卷二0）o

朱熹将“仁”理解为爱的原理、根据以及主体的道德本质,仁与爱或侧隐等道德情感的关系由此而成了体与用的关系.他说：“仁是体,爱是用.又日爱之理,爱自仁出也.”仁与爱的体用关系也就是“未发”与“已发”的关系,“未发”是“已发”的根据,“已发”出自“未发”,故朱熹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2]（卷二0)朱熹又形象地将仁与爱的体用关系比喻为根与苗的关系：“仁只是个爱底道理.等理是根,爱是苗.等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仁是理是性,是未发之时,是根本,然而仁与爱又是不可分离的,仁因爱而存在,仁的根本表现是爱.

经过朱熹的发挥论证,仁不再仅仅是人所具有的侧隐之心,亦是天地之心；仁的境界不再仅仅是自我与他人境界,亦是主体与客体、小我与大我、人类与万物相融的境界.朱熹将“仁”理解为“天地生物之心”,体现了仁的宇宙精神,将仁理解为“心之德”、“爱之理”则体现了仁的主体精神.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蔽之,则日仁而已矣.等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等‘卷六十七’仁原本乃是人心之妙,众善之源,但此源为一,其分则殊,此源一发,其用不穷,可及于人,可及于物,可及于天地宇宙,总之是“即物而在”.仁学经过朱熹的发挥,将仁由原本为静态视角的仁（一种道德境界和修养准则）推向静态视角的仁与动态视角的仁（一种生机活力即生命力）合一的更高的层次,从而也达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朱熹那里,仁的“生生之德”超越了个体,超越了人类,充塞于宇宙,它代表了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意”、“生机”、“生气”,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德性就是“生”. 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宋明理学的开山者周敦颐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对于“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句,朱熹解释为：“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这就是说,人与万物都含具“太极之道”（即“理”）,此为人与万物的本原之“性”,而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人所禀赋的是阴阳五行之秀气,故其心最灵,其性也表现得最全.朱熹说：“性同气异,只此四字,包含无限道理.”[1](卷_+A)人与万物的本性是相同的,其区别只在于“气异”,而从根本上说又是“一气流通”的,故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孝亲、爱人,而且要爱物.另外如《中庸》强调的“赞天地之化育”,朱子认为：“赞,犹助也”[4],即“与时偕行而无所执”.“赞天地之化育”即顺应天理,调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适当帮助自然物适时地生长.

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在朱熹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其关于“仁民”、“爱物”力图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的具体实践.诸如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面,朱熹不仅对农田耕作及护理方面有独到见解,而且对牲畜及动物的保护都有具体的建议.另外朱熹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及其与大自然合一的自身经历,无不深深渗透了“仁”的生态哲学思想.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十二月,朱熹在所撰写的《劝农文》中指出地方出现“地瘠税重”,民间怠于耕种、农业萧条的景象.针对这种情况,朱熹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官史职责不清.州县官史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应以“劝农为职”,以组织和管理生产为己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效组织生产,朱熹还针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首先,朱熹特别注意农业季节,不误农时地进行生产.他说：“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卷九十九’其次,对于田地耕作,他从选地、整地、撒种、施肥、护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对于“农事之本”——水利工程,要群策群力,协力兴修.最后,他指出农业发展要符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要因地制宜,多处经营.不但重视稻谷的生产,对于其他五谷杂粮的耕作,及至养蚕种桑也要有足够的重视,也要“务尽地力”.另外,州县官史在劝民务农时,也要自修品德,成为“四德”兼具之仁人.可以说,朱熹的《劝农文》是强调应该在天时、地利、论文范文的佳境中进行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得到良好的开发,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劝农文》中,朱熹还强调对于耕牛的保护.朱熹指出：“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如有违戾,准敕科决,脊杖二十.每头追赏（按《正论》改作尝）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卷一百’朱熹肯定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精心饲养,不得滥杀以妨害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有违令,重责重罚,严加惩处.不但对耕牛要严加爱护,甚至连践踏粮食的象兽也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捕杀,严禁滥捕滥杀.朱熹指出：“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傣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著,自无依寄之扰.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害,民乐耕耘.”[1]（卷一百’为了顺利开展农业生产,要善待耕牛,不得滥杀滥宰,即便是危害农田粮食的象兽等．只要预期效果达到,便不能再任意虐杀.这种适当保持生态平衡的做法和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我们去仿效的. 朱熹还大力提倡保护生态环境.针对南岳衡山林木摧残、水土流失情况严重的情况,任职湖南的朱熹提出了一整套种植、养护、管理林木、绿化南岳的方法,并公告全境.他指出：“照应本州管内南岳衡山系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崇奉之礼,极于严肃,合行封植,以壮形势.”等‘卷一百’而“近来官司失于守护,致得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残,土石破碎,无以保国威灵,停漓云气,慰一方瞻仰归依之望,事属不便”.朱熹明确指出,导致目前的状况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力度不强,导致滥砍滥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鉴于此,朱熹提出由官府勘定,寺院统一负责、合理规划、悉心护理,开垦森林绿地,有度地伐木.并出榜文示众,不能滥砍滥伐,违者以犯罪处罚,严惩不贷.“并帖巡尉仰详前项事理,须管同合同李修职前去体究相度,逐一半此施行.及出榜岳山寺张挂,约束诸色等人不得依前于山内瞻望所及之处斫伐林木,穿毁土石.如有前项违犯之人,许诸色人于所属陈告根究,从条断罪施行.”由上可知,朱熹发布榜文的目的在于恢复南岳地区原有的良好生态环境,力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理想境界——“山势崇深,永为福地”.

悠游于山水之中,追求雅逸恬淡、率性自然的读书、讲学生活,朱子通过亲身与天地合一的实践,达到了与自然合一的最佳状态.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在奏劾唐仲友受挫后,便开始动工构筑精舍,“于基溪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草茅,仅得数亩,面势清幽,奇木佳石,揖映带,若阴相而遗伐者.使弟子具畚锸,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肆业,琴歌洒赋,莫不在是”武夷山隐屏峰上流淌的不凡“云气”,峰下令人耳目一新的葱郁“平林”无不使朱熹神往,因此他决心“自辟精舍”,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对此,《福建通志》亦有记载：“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山水文字.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竞日不倦.非徒效塑人以为居敬者.”

三

在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人”与“自然”的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是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核心价值.“仁”既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又超越于每一个个别的个体,而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朱熹哲学中的此种观点,希望在个人与宇宙之间,建立和谐的连续性；希望在个人与宇宙超越本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也希望个人与社会政治群体之间,建立共生共荣共感的关系.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实践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易于为广大人民接受的生态与环境理念,就要重新探索和借鉴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四部丛刊初编本,1934.

[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6]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卷34[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石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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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万物皆归玄一引用文献: